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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至南宋，虽然作者更普遍，雕琢更甚，变化更多，其实已经渐渐过了极盛时代，多数作品纤弱拘束，日趋日下，真如王静安先生所说：“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主要原因还不止是一种文体通行日久遂成习套，即有作手也难在其中自出新意。其实，这与整个的文化盛衰有关。试看当南宋初期，中期，纵说词的宽厚深远难比北宋，可总还有几个称得起过得去的作者。何以快到一个民族趋入沉沦，一个国家快受异族统治的时期，不但政治上拖沓纷乱，党同伐异，积弊丛生，澄清无望，就是表现于文化上的学术文章，又何常有磅礴充实，晶莹雄伟的气象？词虽是宋代文学的一种特新形式，（自唐与五代植其基，至宋才发扬光大。）它又哪能脱离了文化衰颓的氛围而独自存在。中国以诗文作酬赠交际的媒介物由来已久，但一般说来似还有个界限。试阅唐诗，即当唐末却没以词为谀谄工具的那样无耻情形。固然，唐末也是个文化停滞期，但纵在全国纷扰群雄争强的时代，比之南宋度宗以后，一息奄奄，地蹙政昏，小朝廷快要结束，人民也快要被蒙古铁骑蹂躏的时势还可说较为好些。宋末，一般文士，官员，柔媚无耻至于极地。文风如此，足征自己文化的崩溃，其招致亡国外患，开历来所未有的异族统治全中国的局面，这其间消息盈虚，绝不止在君主昏庸，官吏贪顽，或军事疏忽，士马疲敝。（其实宋末的军人军队在襄樊西蜀所表现的防守战斗力量，何尝是一败涂地？可怜若干万熬苦受罪的士兵，多少个忠诚善战的将领，何尝支得住“国运”的衰败与时代的厄难？）根基腐蚀，人心颓散由来已久。而所谓士大夫————知识分子之软媚，纷嚣，造成社会上的文化空虚，甚则是文化痈疽的现象，以致民族国家共趋一掷，终成胡元统制的奇惨时世！真正有史眼的人，应分从这一点上有所研究，而明白一个民族何以渐渐到了“虞渊落日”的危境。或不至陷于只以表面上的政治，军事上判断，而置文化于不顾的错误观点。
在此，我且不谈南宋知识分子的纷纭，冲突，倾轧争持的详细情形，以及上溯自北宋仁宗以后一贯的士夫分党之乱————所谓“始以君子而求胜乎小人，继以小人而还倾君子；继以君子之徒自起相胜；继以小人之还自相胜而相倾，至于小人之递起相倾，则窃名义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窃之名义固即前之君子所执以胜小人者也。”但，无论历来史家所分的君子，小人，总是属于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是直接间接担负着政治运用，文化倡导的责任者。无奈画界自限，党羽自成，以支分系别的组织而实行把持，标榜，廓充，排斥，互胜互制的把戏，而国运民气，而无量数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也都消长浮沉于这士大夫互争的把戏之中！愈演愈烈，愈出愈奇，一线连绵，至于国亡人散。这难道不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有密切的关连？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悲剧的主因？
南宋末年是个什么时世？而偏安临安的朝廷治下的知识分子，庸沓无力，或则徒能，聚众叫嚣，是如何使读史者为之气愤，感慨，不必尽述。以词论词，当贾似道大权独揽，招人纳贿的情势之下，“卧治湖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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