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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那样的标准吗?

    我根本上不信文学上必以善为目的的虚矫说;尤不信“诗”之教即以温柔敦厚可以概括。“善”固为文学中之所有事,但什么是善?标准何在?在君主时代的文学,则以歌颂圣德铺张鸿业为善;在革命时代则以文学的力量,激起人民的反抗为善。然则善在文学中,不过是种随时转移的东西,那有准确的不移的?譬如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以描写得热烈奇幻为善;而自然主义流行的时代,又以冷静观察写实的方法为善。写大人先生曲曲传神,固是善,即写微事及乡民的生活,也何尝不是善。不要说取这个笼统的“善”字作文学的标准,不能深入文学的内奥处;即以中国的常语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来作文学的界限,我以为也是受了历来中国一般人误解文学的暗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只是由真实感情中流涌出来的作品,能有感人之价值的,便是文学作品。不然即如古今的格言,语录,何尝不是范围人性,以“善”为归的文字,但为什么不成其为文学?反让那些“荐绅先生难言之”的琐事微言,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位置呢?

    即或中国的文学说:几千年来,都以为“文以载道”,以为“文者以明道”,遂致后来从事文学的,在其心中,先有个“敬慎恐惧,非礼勿言”的观念亘在里面,凡有所作,虽千变万化,总以不背圣人之道为准。因此将文学的本质损坏了不少,将文学的趣味减少了不少。而人们方自赞叹,崇拜,以为这便是中国文学的“粹”处。其实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何尝丝毫存在于宋儒语录,及原道式的文字之内。(试将韩愈的《原道》、《原人》与其《送李愿归盘谷序》今时阅读,到底那篇比较是更多感人的力量?)为什么一班人所念念不忘的,反是一些特异与流行的诗歌,《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几部书?若说到他们所谓以“善”的为本,那末,像这几部小说,当然在中国文学界中,没有存在流传的可能。须知我们讨论文学,便不可让古圣先贤们先占住我们的观念,以为所为裨官野史,便无一论的价值。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充其义蕴,不过是要得中庸之道,中庸二字,用在伦理学上,或还可以有其相当的价值,至于在文学中,总不适宜。乐与哀,纯是人的情感的表现,诚中形外,是不可掩饰的。而因为勉赴中庸之道的缘故,必须加以节制,这又何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话,实在令人难懂。文学固然不是含有排拨性的,然而也不能含有节约性。不能示人以必如此作,也不能示人以必不如此作。教训主义与道德主义,在文学中原讲不到,更何从说到笼统的“善”字为准。

    中国文学,受了礼教的暗示与束缚,免不得是这种迁象。然而这又与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有关,绝不是以“善”为准的话,抹倒一切而不论。不信请详细评论中国最著名而为一般人所欢迎的作品,我恐怕终难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旨趣相符合。淫是什么?其中有没有界限?难道说,独有……方算得淫吗?哀而不伤,更为费解。在当时孔子说此二句话,我想当然另有他解,绝不能如今后人那种解释。(先要说明他是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呵)不然诗三百篇其中果然没有淫的吗?没有伤的吗?我想也没人敢下这样的武断话。即如《诗经》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以及《陌上桑》中,这样的状态,是淫与否?我以为真正得情感的融洽,淫亦何妨。中国文字上一般人都讳怕此“淫”字,而到底“淫”字是什么?此字涵有何意还不曾明白。写到这里,记起周作人先生的话来:“倚了传统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因为以礼教作文学的传统思想,古圣先贤误之于前,一般自号为卫道而研究坟典的先生们,又误之于后,遂将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真相与概念,越发弄不清楚了。

    文学原不能拿那种肯定的抽象名词,去加以范围的。譬如读托尔斯泰的著作,给我们以文学上的感化,而读了左拉、莫泊桑的刻露的大胆赤裸之描写,也不能不使我们有极大量的感动。若说必要持守中庸之道,以及必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趣时,如王粲的《七哀诗》、《饮马长城窟行》,如杜甫的《兵车行》等诗,便不能成为好诗吗?而他们的描写,却实在说不到“哀而不伤”上面。又如中国人传为名诗的“可怜无定河旁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还曲为之讳说是“哀而不伤”,未免令作者笑死了。

    总之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话,在文学中,在中国文学中,当然多此一部分的现象,而必强断文学以此为准,以及中国文学之佳作品,都不出此三数语的范围之中,还是受了文学以教训主义、道德主义为根本的流毒。而正有好多人,却以此等见解为新发明呢。

    此短文已草成七八日,今日又从上海报纸上看见有人谈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价值。我本有许多感想,但在此篇中还没曾多所发挥,容后得暇当详为讨论,以决此等问题。

    作者志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们不应该以严重的态度看文学作品?

    前几天有位朋友写给我一封信,大意说:近来看《小说月报》,最使我感动的莫过于某君所译的《灰色马》。当时我便即刻回复他说:“……可惜具有你这等眼光的太少。中国人不但少有实行《灰色马》中所代表的精神的人,即达然赏鉴这种书的人也过于少了。……”近年来凭青年努力的成绩,输入西洋的第一流的小说,也不能算很少了,而译述俄罗斯的小说,————且是大部的小说,尤多。研究过近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俄国小说家的伟大精神,以及对于一切的制度,与人生曾有过何等切实而激励的如何样的批评。托尔斯泰固然不用说了,屠格涅夫、陀夫妥夫司基、高尔基、安特列夫是何等伟大的天才。其所著作,切实说去,与一九一八之红色革命,实有密切之关系。而俄国之雄壮悲哀的精神,所在任遭何等艰困,而不退缩,且能勇迈前进的缘故,固然是其国民性与其由历史上得来的教训;但文学家的尽力,由潜在中唤起国民之魂,谁能说是毫无相关的。

    在中国这等是非混扰,困苦颠连之中,人民虽无真正悲壮的反抗精神,与可歌可泣的魄力,一方面固是没有完备的教育,而几千年萎靡颓放的文学,实在在暗中已养成国民此等的习性。缠绵歌泣,美人香草,我们自然不能说那是没有文学的价值,即谈天雕龙,说鬼论狐,只是有纯正精神与实在情感的表现的,我们也不能蔑视。但我以为无论在创作者,或是在阅读者,都须拿一种严重态度去著作去赏鉴。读法国革命时代的文学,固然予人以热烈鼓舞的兴致,即读王尔德与勃来克的诗与小说,也何尝不使人感到深沉而微妙的感觉。文学作品的种类,虽是不一,只是出自真诚的东西,言情也罢,说战也罢,祈祷和平也罢,描摹革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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