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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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赫塞尔廷先生顶着那颗白发苍苍、又瘦又小的脑袋来找罗伯特，说是哈勒姆警探正在办公室等着想见他一面。
整个事务所能当得起“办公室”三个大字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正对门厅的赫塞尔廷先生的房间，他平日就是在这里对事务所员工发号施令。平心而论，其实罗伯特的房间和后面纳维尔·贝内特占的那间小屋子也是办公室，只不过里面铺着地毯，放着桃花心木桌而已。“办公室”后面正儿八经地设了间等候室，大小与贝内特占的那间小屋子差不多，不过事务所的客户都不太喜欢进等候室。访客进“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一般都会待在那儿闲聊，一直聊到罗伯特有空接待他们。那间小小的等候室很早以前就被塔夫小姐占用了，她需要帮罗伯特回复信件，在那儿既不受访客干扰，又能避开那个探头探脑的勤杂工。
赫塞尔廷先生回去接警探的时候，罗伯特惊奇地发现自己有些坐立难安，学生时代结束后，他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那时的他每次去看考试成绩公示时，内心都万分煎熬。现在他居然为了一个陌生人陷入困境的事情如此不安，难道是因为他平日的生活太过寡淡，以至于稍微不同就扰乱了他的心情，还是因为过去一周他一直考虑夏普母女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把她们当陌生人了？
他振奋精神，决定心平气和地接受哈勒姆带来的消息，无论好坏。哈勒姆小心翼翼地表示，苏格兰场的意思是基于现有证据，他们不会提起诉讼。布莱尔注意到他用了“现有证据”一词，心里细细斟酌一番。警方没有放弃这个案子————苏格兰场有放弃案子的时候吗？————他们只是按兵不动而已。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场按兵不动并非什么好事。
“是因为他们缺少补强证据吧。”他说。
“他们找不到那个让她搭便车的卡车司机。”哈勒姆说。
“这一点他们肯定一早就知道。”
“的确，”哈勒姆赞同道，“没有司机愿意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承认这种事，尤其是搭便车的还是个女孩，运输公司的老板对这方面要求得很严格。这案子牵扯到一个女孩，女孩还遇到了麻烦，警察又在调查取证，有点儿脑子的人都不会主动承认见过她。”他接过罗伯特递过来的烟，“他们需要那个卡车司机，”他说，“或者像他一样的证人。”紧接着他又补充道。
“对，”罗伯特若有所思，“你对那个女孩了解多少，哈勒姆？”
“那个女孩？我也不知道，人还不错，好像挺诚实，让人看着感觉像看到了自己女儿。”
罗伯特意识到，哈勒姆的回答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一旦此案成立，他们要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证人席中每个对女孩抱有好感的男人都会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儿。她不是什么孤苦无依的流浪儿童，而是个普普通通的邻家女孩，这恰恰能激发人们强烈的认同感。她那一身得体的校服，鼠灰色的头发，不施粉黛的脸蛋，迷人的颧骨，率真的眼睛，完美地符合控方律师心中的受害人形象。
“跟其他的同龄女孩一样，”哈勒姆说，他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对她没什么坏印象。”
“所以说，你不以眼睛的颜色来评判他人。”罗伯特心不在焉地说，他还在想那个女孩。
“啊！怎么可能不！”哈勒姆的回答有点儿让人意外，“据我观察，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是淡蓝色，那么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给他定罪，不必等他开口承认，这种人都是花言巧语的骗子，相信我准没错。”他猛吸一口烟，继续说道，“现在想想，他们有时还会杀人，虽然我并没有见过几个杀人犯。”
“多谢提醒，”罗伯特说，“以后遇到淡蓝色眼睛的人我一定保持距离，以保安全。”
哈勒姆咧嘴一笑，“只要你不露财就没事。淡蓝色眼睛的骗子都只是图财，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不会害命。真正的杀人犯看的不是眼睛的颜色，而是眼睛的位置。”
“位置？”
“是的，它们的位置不对称。我是说，眼睛的位置。杀人犯的两只眼睛好像分别属于两张不同的脸。”
“你不是没见过几个杀人犯吗？”
“是没几个，但是我读过所有的案件资料，还研究过他们的照片。说起来真是奇怪，写谋杀的书居然都没提及这一点，这种情况明明很常见，我是说眼睛位置不对称的情况。”
“说到底还是你自己的理论。”
“是的，是我个人观察的结果。有时间你也应该试试，实在有趣得很，目前我的理论已经进入实践阶段。”
“在大街上实践？”
“那倒不至于。我都是看谋杀案的卷宗，一有新案子，我就等着看照片，每次看到照片，我都会想：‘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如果看了照片你发现犯人的眼睛非常对称呢？”
“这种一般是人们常说的意外杀人，这类谋杀常常情况比较特殊，无论是谁处在那种境地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说，纳泽·邓布尔顿有个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尽职尽责地为人们服务了五十年，一众教友为表感谢组织了一场演讲，在他们演讲时，你发现照片中的牧师眼睛非常不对称，这时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这人一定是妻贤子孝，薪资尚可，不问政事，远离庙堂，与当地大人物相处甚欢，还总能得其所想————他没有任何杀人动机。”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哼！”哈勒姆一脸嫌弃地说，“跟你讲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白瞎了我的好理论。”他起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说，“我还以为律师会很乐意学些辨认陌生人的技巧呢！”
“你只是在荼毒一颗纯洁的心灵，”罗伯特毫不留情地抨击他，“以后我再也没办法客观地审视我的客户了，肯定总惦记着人家眼睛的颜色和位置。”
“嗯，这也算是一种收获，你也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法兰柴思事件’的进展。”罗伯特收敛情绪，认真地说道。
“要是给你打电话，”哈勒姆说，“估计全镇的人都该知道了。”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我必须立刻告诉夏普母女。”
哈勒姆离开后，罗伯特拿起电话。
正如哈勒姆所说，他不方便在电话里讲太多，只能告诉她们情况比较乐观，他会立刻赶去与她们会面，这样应该能让她们宽宽心。而且————他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点夏普老太太一般都在休息，也许他能避开这个老巫婆，而且他还存了点儿小心思，希望能有机会和夏普小姐促膝长谈一番。
但是，电话无人接听。
他不屈不挠地拨了足足五分钟的号，拨得总机的接线员十万个不乐意，结果还是没人接听电话。夏普母女不在家。
就在他等着接线员拨号时，纳维尔·贝内特晃了进来，他像往日一样，穿着粉色衬衣，打着紫色领带，裹着花呢外套，简直是丑得天理难容，人神共愤。罗伯特边听电话，边打量他，心中感慨万千，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有一天，传统稳重的他退居二线，这个贝内特家族的小伙子成为事务所的大老板，那堂堂的布莱尔&海伍德&贝内特律师事务所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知道这小伙子有点儿才气，但是要在米尔福德生活单凭一点儿才气远远不够，这里秉承的理念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成年人就该有成年人的心态；而纳维尔似乎一直沉迷于自己的小圈子，丝毫没有要面对现实的打算，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仍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十足的好奇，这一点从他那张扬的穿衣风格上可以看出。
倒不是说罗伯特想让这小伙子穿上传统庄重的黑色西服，他自己就穿了一件灰色的花呢外套，而且他的客户多是乡下人，特别看不上那种一本正经的“城市”衣服（玛丽恩·夏普打电话时一时失言，称呼一个穿衣比较“城市化”的律师为“那个穿着条纹西装的小矮个儿”）；但是花呢也分很多种，纳维尔穿的那种显然不讨人喜欢，甚至可以说让人难以忍受。
“罗伯特，”电话还是没打通，罗伯特只好作罢，他放下听筒，听到纳维尔对他说，“考尔索普财产转让案的相关文件我已经处理好了，如果你这边没什么事，下午我打算去一趟拉伯洛。”
“你不能给她打电话吗？”罗伯特问，纳维尔跟拉伯洛主教的三女儿订婚了，订婚仪式既简单又时髦。
“哦，我不是去找露丝玛丽，她去伦敦了，要在那儿待一个星期。”
“阿尔伯特音乐厅有抗议集会？”罗伯特闷闷地问，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明明有好消息要告诉夏普母女，却打不通她们的电话，这让他很郁闷。
“不是，这次是在市政厅。”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活体解剖？”
“有时候你真落后得可怕，罗伯特，”纳维尔严肃而又耐心地解释说，“如今除了几个怪人之外，已经没有人反对活体解剖了。这次是因为本国政府拒绝为爱国人士科托维奇提供政治避难。”
“据说这个所谓的爱国人士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被通缉。”
“是的，他的对手在追缉他。”
“是警方在通缉他吧，因为两起谋杀案。”
“不是谋杀，是执行死刑。”
“纳维尔，你是约翰·诺克斯（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的四巨人之一————译者注）的信徒吗？”
“天哪，当然不是！为什么这么问？”
“他信奉人可以自救那一套。我知道，这种观点现在有些‘过时’，但是如果要在露丝玛丽对科托维奇的看法和政治部对他的看法之间做个选择，我会支持政治部的立场。”
“谁都知道，政治部的立场就是外交部的立场，他们只做外交部要求做的事情。如果我再把科托维奇事件的始末给你解释一番，就该赶不上看电影了。”
“什么电影？”
“一部法国电影，我到拉伯洛就是为了看这部电影。”
“你知道吗？很多法国电影在英国广受好评，甚至被传为惊世之作，其实它们在法国国内的口碑并不好，算了，不说这个了。你经过法兰柴思的时候，可以帮我在那儿的信箱里留张便条吗？”
“应该可以，我一直都想看看那高墙里面是什么样子，现在谁住在那儿？”
“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女儿。”
“女儿？”纳维尔重复道，耳朵顿时竖得老高。
“中年女儿。”
“呃，好吧，我去拿衣服。”
罗伯特找来一张便条，没写别的，只写了自己之前没能联系上她们，现在需要出去办点儿事，大约一个小时回来，一回来就立刻给她们打电话，还说苏格兰场根据当前情况无法立案，只能按兵不动。
纳维尔胳膊上搭着一件丑得令人发指的套袖大衣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抓起便条后又风风火火地冲出去，眨眼间便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句“琳姨今晚让我过去吃饭，告诉她我可能会晚到一会儿”。
罗伯特戴上他的暗灰色礼帽步行去玫瑰皇冠酒店见客户，这次的客户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也是英国最后一个慢性痛风患者。到达酒店时老人家还没到，他竟然隐隐有些急躁，这可不太正常，平日的他性情温和，脾气也好，干什么事情都慢条斯理，甚至可以说有些懒散。这时罗伯特突然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他对所有事情都一视同仁，有条不紊地处理了一件又一件，不着急也不带情感；而现在他突然有了一个集中的兴趣点，所有其他事情都要以它为先，为它让路。
酒店大厅有一些罩着印花棉布的椅子，罗伯特随便找了一把坐下，旁边的咖啡桌上放着几本卷了边儿的杂志，其中只有一本名为《守卫者》的周刊是最新一期，他极不情愿地拿起那本杂志，发现其中的书页纸质很粗糙，摸起来一点也不舒服，纸张边缘裁剪得也不整齐，看得他怪别扭。杂志里的内容是常见的抗议、诗歌和迂腐的评论，在众多表达抗议的文章中，纳维尔准岳父的文章无疑可以拔得头筹，他用整个专栏四分之三的版面抨击了“万恶的”英国政府，只因为它拒绝为一个流亡的爱国人士提供政治避难。
这位拉伯洛的主教很久之前就已经将基督教哲学做了引申，他坚定地相信失败者才是正确的，他在巴尔干半岛革命者、英国罢工委员会以及地方监狱所有的常客（唯一的例外是屡教不改的惯犯班迪·布雷恩，他强烈地鄙视这位声名远扬的主教，却十分敬重镇长；对班迪而言，眼泪就是一氧化二氢，最感人的故事在他眼中就只是故事，他总是能毫不留情地展开犀利的分析）中间饱受欢迎。那些惯犯异常真挚地说，那位老朋友什么都信，你可以尽情地吹捧他。
罗伯特平日一直感觉这位主教挺有意思，但是今天他没有别的感受，只觉得十分恼火。他读了两首诗，发现全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于是他又把杂志扔回咖啡桌上。
“英国政府又犯错误了？”本·卡利碰巧路过，他在罗伯特旁边站住，朝那本《守卫者》扬了扬头。
“嘿，卡利！”
“矫情！”这个小个子律师轻蔑地说道，被香烟熏黄的手指翻着杂志，“喝一杯？”
“不了，谢谢，我在等温亚德老先生，他现在很少四处走动。”
“是啊，可怜的老头，都是父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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