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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泳，谁适为客？
《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即如《褰裳》的头一章说：“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说是鄙污极了。但是揣想那话的情景，止欢喜它的逼真，活灵活现，忘了它的鄙污了。后人做诗，意思尽管极好，文章尽管很修饰，情气每每免不了一个游字。《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总有极不寻常的价值。chaucer（乔叟）的tales（故事）到了现在，还给一般人做师资，只因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学。《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也是如此。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教训是体裁简单。文章里最讨厌的毛病，是滔滔剌剌，说个不休。后来的赋家，是不消说的，很犯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诗家、词家、曲家，也多半专求尽量的发泄，不知道少说比多说更有效。《诗经》的诗，除去《大雅》和《颂》有点铺张外，其余都合最简单的体裁。须知天地间的文章，最怕的是说尽了；最可爱的是作者给读者以极少的话头，却使读者生无限的感想。换句话说来，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盘托出，却使读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国风》没有多说的话，因而结构没有松散的，因而没有没含蓄的，因而没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盘托出，就是使读者完全陷入。这是《诗经》里惟一的文学手段。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做诗断离不了音节，全投音节便是散文。但是这音节一桩事，颇不容易讲。律诗重音节了，只是它那音节，全是背了天真，矫揉造作而成的“声病”。《诗经》里的体裁，真可说是自由诗。然而音节的讲究，还比律诗更觉自然，更觉精致。押韵的方法不限一格；句里又有声韵的组织。双声叠韵的字，上下互相勾连，成就了“一片宫商”。总而言之，《诗经》里的诗，体裁是自由的，押韵法是参差不齐的，句里边都是有声韵的组织的。这样又自由又精致的音节，是我们做白话诗的榜样（孔巽轩先生的《诗声类》，讲《诗经》的韵法很详；钱晓征先生的《养新录》里，也有一段，论《诗经》里音节的组织的，都可参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诗正韵》，我曾经见过稿本，实在是讲诗声最详最完的书）。
以上的四条，不过一时偶尔想到，顺便写了下来。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约略来说，《诗经》可分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它不能得甚么有益的教训。至于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我们有这样的模范白话诗，当然要分点工夫，研究一番了。
为甚么单要举出朱晦庵的《诗集传》和《诗序辨》
朱晦庵的这两部书，在清代一般汉学家的眼光里，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实这是很不公允的见解。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
先就训诂而论，训诂固然不是这部集传的特长。但是世人以为训诂最当的《毛传》，也不见有什么好处：如“施，移也”；“济济，难也”；“京，大也”；真个不通极了。后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从而为之辞”，说他是说文字的本训。他明明白白是做《诗经》的注，偏牵连到文字的本训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甚么营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传》的穿凿，可谓达于极点了。平情而论，毛公只是个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较早些，因而粗略记得几个故训；这可谓生逢其时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学问。后人说他和《左传》《周礼》互相发明，其实《左传》《周礼》是伪经，他和它们互相发明，更见其不安了。况且小序尚是卫宏做的，《后汉书》上有明文，《故训传》也就可想了。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郑康成的笺，实在比《故训传》好些。凡是笺传不同的地方，总是笺是传非。现在举一个例：《豳·七月》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说，“尔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这真比《毛传》通多了。我平日尝玩笑着说：“郑康成免不了几分学究气，还不至于像小毛公的冬烘气象。”
《正义》一部书更是不足道的。每逢传笺反背的地方，他先替传说话，再替笺说话，自己和自己打架。这简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头讲章了。宋朝人关于《诗经》的著作，零碎的多。训诂一层，除朱子的《集传》外，其他是全无所得的。清朝人对于《诗经》训诂，很有些整理发明的功劳。散见的不必说了，即以专书而论，《毛诗稽古篇》《毛诗传笺通释》《毛诗传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依附着荒谬的《诗序》而作的，都有点“根本错谬”的毛病，所以一经讲起礼，谈起故，论到“诗人之义”来，便刺刺不休的胡说一片。
朱子这本《集传》，在训诂上虽然不免粗疏，却少有“根本误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故训一方面也就着实点儿，不穿凿了。况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学问极博的一个人。他那训诂，原不是抄袭来的，尽多很确当的地方。就是反对他的戴东原，注起诗来，还不能不引用他呢。还有一层，我们读《诗经》，无非体会他的文章，供我们的参考，那里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艺”的办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训诂，大可以不闻不问，还是以速议为是。朱子这部书，虽然不精博，却还简单啊！
至于诗义一层，朱子这两部书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诗序的。他推翻诗序的法子，只以《诗经》的本文证他的不通。这真可谓卓识了。
诗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所说的“固哉高叟”。诗序从这种人的徒子徒孙做出来，还能要得吗？所以《关雎》等篇必定加上后妃，真个附会迂腐的可笑。后妃是谁，谁也说不清楚，至于“淑女”，更难定了。郑康成竟然硬把太姒安上，章太炎先生又异想天开的说，“文王与纣之事也。后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凿了一大篇，读者不曾看完，必要发笑的。然而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诗序》上妄加后妃二字，勾引出来的。
总而言之，《诗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凿、附会、妄引典礼、杜撰事实。
“正心”“诚意”“修齐治平”（这几个名词虽然不是汉儒所重，但是毛诗已有这气象）的道气，已经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讲诗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气象。和毛诗同时或者较前的鲁、韩两家，都是道学派的诗。《韩诗外传》有很多的道气，齐诗、翼氏诸家，弄上些五行谶纬，道气变而为妖气，成了方士派的诗学（这都本胡适之先生的话；道学、方士两个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讲诗，都是学道派，其中还有几家，把诗论政，大讲起功利主义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诗，也还是道气重的紧。他敢于删诗，固算有强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诗的缘故，仍是道学先生恨情诗的心理，所以要删郑卫。只有章如愚的见解是极透彻的。他说：“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义，不若《春秋》《易》之微。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这真透彻极了。程伯子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对于《诗经》很有些远妙的见境。他虽然说《诗序》是国史做的，我们却可翻过来借他这话证明《诗序》的不可靠。因为他说，若“不是国史做的，孔子又如何凭空做出来”（这话的原文忘了，意思确是如此）。
朱子这部《集传》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它的特长是：
（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
（3）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
就这几项而论，真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还有他的大缺点，但是总算此善于彼的。他虽不曾到了“文学的诗”的境界，却也在道学的诗派中，可称最妥当的，实在是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能排众议的著作（朱子这两部书，很被当时人和后人攻击）。现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请读者诸君：（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忽然想起《诗经》的诗，只有一种最大的长处，就是能使用文学的正义。文学的至高用处，只是形状人生，因而动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话；决不是丧志的玩物。《诗经》里的哀怨之词，虽然出在劳夫怨妇的口里，却含有许多哲义。这种“不平之鸣”、天地间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诗经》（专指《国风》《小雅》）的文学主义比它的文学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为篇幅所限，现在不能畅畅快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