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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恐《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之诗（已在《周颂》中论之）。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因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遂以之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想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齐声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多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论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诸夏”和《国风》
“诸夏”一个名词是古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且试求诸夏是些什么，在哪一带地域。《诗·周颂》：“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任宿句，风姓也，实司太皡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荀子》：“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
历来相传夏商周为三代，商周两世的历史，我们晓得的还多，夏世则太少了。不知太史公据世本以成的《夏本纪》在世次上有多少根据，但“启”之一词，已经等于始祖，其上乃更有禹与尧舜之传说生关系者，大约总是后来人所加。启之母为涂山氏女，或即和周之姜嫄，殷之有娀为同类之传说，而启之开夏或即由于灭甘乃大（《甘誓》已言五行，出必甚后，当在战国末矣）。
夏之世系大约已不完全，相传夏故域在汾水流域，而其后代之祀在壅丘，当黄河之南，去殷商不远。又在陈者有夏氏，疑夏在盛时之疆域，北包晋唐，东至山东境，南及于江汉，此区域中文明古国至多，到春秋时这些痕迹犹在。国为南汤践灭，而文物犹在，故这一带地方的列国叫做诸夏。
商虽灭夏，然以取夏文化之故，或者也以诸夏自居，犹之乎满洲人入了山海关，便也自称中国，称人蛮夷了。周人入了中国，把中国“周化”得很利害，封建制度即是扩大周化的，而周行周道周宗周京一齐周起来，而文化的中国之名仍泛用夏。
《周颂》中那几篇无韵的文辞甚古，说到夏者两处，在有韵的《周颂》及大、小《雅》中夏之称不见了，《周颂》中说到夏的几句话。大意是谓武成功立，藏起干戈弓矢来，与诸夏相安，这很像克服了中国与人休息的话。这样看来，诸夏在西周之初是很常用的名词。
直到战国末年，还以楚对夏，大约由于楚向北发展，诸夏又受了一回震动，诸夏之一部分遗留，即为周之南国者，为楚所并，而楚风变夏。然楚夏对当之称犹在民间。夏一个字在商周千多年中的命运，仿佛像汉一个字在魏晋以后至于现在的命运一样。那么晋之南，汉之北，一切小国，在势力上几乎都是四邻大邦的附庸，在文化上却有很长的遗留，或者郑魏陈桧以至于曹，以至于唐，一切不同的列国之风，就音乐论也许保留了些诸夏之旧。发扬蹈厉每是新国之容，濮上桑间，玉树后庭，乃歌胜国之文华也。
起兴
六诗之说始于周官。《毛诗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自秦始皇数用六以后，汉儒凡事都以六为纪，不可以五，不可以七，六艺六书皆不恰恰是六。六在汉代犹之七在佛经上，成了一种“圣数”啦！所以六诗一说，本不必拘泥求之。
大约说六诗者有两类：一、以六诗皆是诗体之称，如《郑志》；二、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如《朱传》。
近人章炳麟先生谓赋比兴为诗体，为孔子所删。赋比兴之本为诗体，其说不可易，至读《诗三百》中无赋比兴者，乃孔子所删，则不解删诗之说，本后起之论，宋儒辨之已详也。章君又谓赋即屈荀之所作体，其言差信，谓比即辩亦通，独谓兴为挽歌，乃甚不妥。强引周官以论兴，说得使人心上不能释然。寻绎《毛传》独标兴体，必有缘故。
前见顾颉刚先生一文论此，谓兴体即后人所谓起兴，汉乐府以至于现行歌谣犹多如此。据原有歌中首句或首两句，下文乃是自己的，故毛公所据兴体，每每上两句与后来若相干若不相干。此论至不可易。
起兴之用，有时若是标调，所起同者，若有多少关系。例如《邶》之“习习谷风”和《小雅》之“习习谷风”，长短有别，皆是弃妇词。“关关雎鸠”和“雝雝鸣雁”相类，皆是结婚词。“燕燕于飞，泄泄其羽”，和“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相等，皆是伤别词。即《吕氏春秋》所记“燕燕往飞”也是感别，《破斧》之音也是人事艰屯。那么起兴同而辞异者，或者是一调之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