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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法哲学这一门科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
附释 哲学所研究的是理念，从而它不是研究通常所称的单纯的概念。相反地，哲学应该指出概念的片面性和非真理性，同时指出，只有概念（不是平常听到那种称做概念的、其实只是抽象理智规定的东西）才具有现实性，并从而使自己现实化。除了概念本身所设定的这种现实性以外，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定在、外在的偶然性、私见、缺乏本质的现象、谬妄、欺骗等等不一。概念在它现实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形态，在对概念本身的认识上是必需的，这种形态是理念的又一个本质的环节，它同单单作为概念而存在的形式是有区别的。
补充（理念） 概念和它的实存是两个方面，像灵魂和肉体那样，有区别而又合一的。灵魂与肉体属于同一个生命，但也可以说，两者是各别存在着的。没有肉体的灵魂不是活的东西，倒过来说也是一样。所以概念的定在就是概念的肉体，并且跟肉体一样听命于创造它的那个灵魂。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树完全符合于萌芽的简单形象。如果肉体不符合于灵魂，它就是一种可怜的东西。定在与概念、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便是理念。理念不仅仅是和谐，而且是它们彻底的相互渗透。如果不是某种式样的理念，任何东西都不能生存。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
第2节
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因此，它必须根据概念来发展理念————理念是任何一门学问的理性，————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必须观察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发展。作为科学的一个部门，它具有一定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先前的成果和真理，正是这先前的东西构成对出发点的所谓证明。所以，法的概念就其生成来说是属于法学范围之外的，它的演绎在这里被预先假定着，而且它应该作为已知的东西而予以接受。
补充 按照形式的、非哲学的科学方法，首先一件事就是寻求和要求定义，这至少是为了要保持科学的外观的缘故。但是实定法学至少不大注重这点，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出什么是合法的，就是说，什么是特殊的法律规定。因此，有过这样的警语：omnis definitio in jure civili periculosa〔在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法的规定愈是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在这种法中下定义就愈缺少可能，因为定义应该包含一般的规定，但这么一来，就会把矛盾着的东西，在这里就是不法的东西，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例如，罗马法就不可能对人下定义，因为奴隶并不包括在人之内，奴隶等级的存在实已破坏了人的概念。对所有权和所有者下定义，在许多情形下也同样是危险的。
不过定义大多从语源演绎而来，特别是从特殊事件中抽象出来，所以是以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为基础的。于是定义的正确与否就看它是否与现存各种观念相符合而定。采用这种方法，就会忽略科学上唯一本质的东西，即在内容方面忽略事物本身（这里是法）的绝对必然性，在形式方面忽略概念的本性。可是在哲学的认识中，概念的必然性是主要的东西；生成运动的过程，作为成果来说，是概念的证明和演绎。这样，由于它的内容本身是必然的，所以第二步就是要在观念和语言中寻找与这种内容相符合的东西。但是，在它的真理中的和在观念中的这种概念本身不仅可能互有区别，而且在形式和形态上也必然各有不同。不过，如果观念在它的内容上倒也不是谬误的话，那么概念可被指陈为包含于观念中，而且按其本质是现存于观念中的。这就是说，观念可被提高到概念的形式。可是由于观念远不是概念（其本身是必然的和真实的）的尺度和标准，所以它毋宁应从概念中去吸取其真理性，并依据概念来调整自己和认识自己。但是，虽然一方面上述那种认识方法，连同定义、推理、论证等烦琐形式多少已经消失了，可是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的别种方法，却是一种恶劣的代替品，那就是直接把一般理念，连同法的理念及其更详细规定，作为意识的事实 [1] 来掌握和主张，并把自然的或被昂扬起来的感情、自己的胸臆和灵感变成法的渊源。如果说，这是一切方法中最方便的，那么它同时也是最不合乎哲学的，————这种不仅与认识而且也与行动直接相关的 [2] 观点的其他方面姑不具论。如果说，第一种诚然是形式的方法，但在定义中仍然要求概念的形式，而在证明中要求认识的必然性的形式，那么，直接意识和感情的手法却把知识的主观性、偶然性和任性提升为原则。
至于哲学的科学处理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哲学的逻辑学已加阐明，而且是这里的前提。
补充（哲学的开端） 哲学形成为一个圆圈：它有一个最初的、直接的东西，因为它总得有一个开端，即一个未得到证明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成果。但是哲学的起点只是相对地直接的，因为这个起点必然要在另一终点上作为成果显现出来。哲学是一条锁链，它并不悬在空中，也不是一个直接的开端而是一个完整的圆圈。 [3]
第3节
法一般说来是实定的，（一）因为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这种法律权威，也就是实定法知识即实定法学的指导原理。（二）从内容上说，这种法由于下列三端而取得了实定要素：（1）一国人民的特殊民族性，它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属于自然必然性的一切情况的联系；（2）一个法律体系在适用上的必然性，即它必然要把普遍概念适用于各种对象和事件的特殊的、外部所给予的性状，————这种适用已不再是思辨的思维和概念的发展，而是理智的包摄；（3）实际裁判所需要的各种最后规定。
附释 如果把内心的感情、倾向和任性跟实定法和法律相对立，哲学至少不能承认这些权威。暴力和暴政可能是实定法的一个要素，但这种情况对实定法说来不过是偶然的，与它的本质无关。在哪种情形下法必须是实定的，且到以后在第211——214节再说。这里只举出那几节所要详细研究的各种规定，以便指出哲学上的法的界限，并立即除去可能发生的看法甚或要求，似乎通过哲学上法的体系的阐述就会得出法典，即现实国家所需要的那种法典。
自然法 [4] 或哲学上的法同实定法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曲解这种区别，以为两者是相互对立、彼此矛盾的，那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其实，自然法跟实定法的关系正同于《法学阶梯》跟《学说汇纂》的关系。
关于本节第一点所列举的实定法的历史要素，孟德斯鸠曾经指出真正的历史观点和纯正的哲学立场 [5] ，这就是说，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不应孤立地、抽象地来看，而应把它们看作在一个整体中依赖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一切特点相联系的。只有在这一联系中，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才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和它们的正当理由。
对于各种法律规定在时间上的出现和发展加以考察，这是一种纯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以及对这些法律规定的理智的结论加以承认（这种结论是从这些法律规定的既存法律关系的比较中得出），在各自领域中固然都有其功用和价值，但是与哲学上的考察无关，因为基于历史上原因的发展不得与出于概念的发展相混淆，而且历史的说明和论证也不得被扩展而成为具有自在自为地有效的那种论证的意义。这项十分重要而应予坚持的区别，同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某种法的规定从各种情况和现行法律制度看来虽然显得完全有根有据而且彼此符合，但仍然可能是绝对不法和不合理的。例如罗马私法中的许多规定就是符合例如罗马父权 [6] 和罗马婚姻身份等制度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即使有些法律规定是合法的、合理的，可是指出这些规定具有这种性质————这唯有通过概念才能做到————是一回事，叙述这些规定出现的历史情况或叙述使这些规定得以制定的那些情况、场合、需要和事件，是又一回事。这样地指出和（实用地）认识历史的近因或远因，通常叫做说明，或者宁愿叫做理解，人们以为为了理解法律和法律制度，这样地指出历史上的东西，似乎已经做了有关的一切事情或有关的本质的事情，其实真正本质的东西即事物的概念，他们却完全没有谈到。人们也常常谈起罗马的和日耳曼的法律概念以及这个或那个法典中所规定的法律概念，但是他们所指的不是概念，而只是一般法律范畴，理智命题，基本原理、法律等等而已。
忽视上列的区别，会产生观点的错乱，会使对这一问题的真实论证渐次转入依据各种情况的论证和从其本身毫无用处的前提来得出结论，如此等等；总之，这样会使完全相对的东西代替绝对的东西，外在的现象代替事物的本质。如果是历史的论证而把产自外部的和产自概念的混为一谈，那会无意中作出同本意相反的事。假如，证明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制度的产生是完全适宜的和必要的，因而做到了历史观点所要求的东西，那么，如果就把这种东西算作事物本身的普遍论证，将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说，由于那种情况早已不存在，那种制度也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意义和存在的权利。例如，如果以为保存修道院是为了它具有移民垦荒的功绩，为了它具有用教育和抄写等方法而保存了学问的功绩，并且又把这种功绩看做修道院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使命，那么，根据同一理由所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修道院至少从这方面说就成为多余的和不适当的了。
由于某事件产生的历史意义、历史式的叙述和成为易于理解，跟有关同一事件的产生和事物的概念的那哲学观点，属于各不相同的领域，所以在这限度内双方可以保持互不关心的立场。但是，这两个立场即使在科学领域也未必经常保持着这种平静状态，因此我想举出一个与这种接触有关的例子。这一例子见于胡果先生所著《罗马法史教科书》中，它同时还可对上述的对立看法作更详细的说明。胡果先生在那本书中（第5版，第53节）说：“西塞罗对哲学家们侧目而视，对十二表法却很欣赏。”“但是哲学家法伏林处理十二表法与其后的许多大哲学家处理实定法完全一样。”胡果先生又在同处对这种处理态度作了最后的回答，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法伏林不懂十二表法正如这些哲学家们不懂实定法一样。”
至于谈到法学家塞克司吐斯·塞西留斯对哲学家法伏林的指正（载盖里乌斯的《阿提卡之夜》，第20卷，第1节中），首先表达了对性质上纯粹实定的东西作论证的那恒久而真实的原理。塞西留斯对法伏林说得好：“你不会不知道，法律有种种长处和补救方法，这些长处和补救方法，依据时代习尚，国家制度性质，当前利益的考虑和应予矫正的弊风会有变动和起伏。在性质上，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看来哪里有比斯托罗的建议更有益的，比伏柯努斯的平民立法更有用的？哪里有比李希尼的法律更为必要的？但见国家成为富庶，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一笔勾销而埋葬了。”
这些法律既然按当时情况都有其意义和适当性，从而只具有一般历史的价值，所以它们是实定的，因此之故，它们又是暂时性的。立法者和政府考虑当前情况把要做的做了，又酌斟时势把要固定的固定下来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智慧是单独一件事，应受到历史的评价。这种评价愈得到哲学观点的支持，他们的智慧所得到的历史上承认就愈深刻。
关于塞西留斯反对法伏林而对十二表法作进一步的论证，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为塞西留斯在这些论证中安排着理智方法和理智推论这种永世的骗局，这就是说，对坏事加上好听的理由，并认为这样就可使坏事得到辩解。有这样一种可怕的法律，它规定逾期以后，债权人有权杀死债务人或把它当作奴隶出卖，甚至债权人为多数人时，有权把债务人切成若干块，而在债权人间进行分配，而且是这样的：如果谁多切些或少切些，不会对他发生任何法律上不利的情事 [7] （这种条款正是有利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并且为他所最感谢而乐予接受的）。为了替这种法律辩护，塞西留斯提出这样好听的理由：由于这种法律，诚实和信用就得到更大的保证，而且正因为这种法律极其可怕，就不应发生这种法律会获得适用的问题。这时他思虑未周，不仅没有想到正因为有这种规定，保证诚实和信用那种意图被取消了，而且也没有想到，他自己接着马上举一例子，说明关于伪证的法律由于刑罚过严而未收到效果。
但是胡果先生说法伏林不懂得法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每个小学生都完全能懂得法律，至于夏洛克会对上述有利于他的条款比任何人懂得更好。想来胡果先生必然把懂得这词仅仅指为，对这类法律能找到某种好听的理由而感到安定这样一种理智上的教养。
在该书同处塞西留斯又证实了法伏林对另一点的误解，一个哲学家会对这一点误解坦白承认而不至于感到难为情。我所指的是这一点误解，依据法律规定，传唤病人到法庭作证，只应供给他jumentum〔驮兽〕使用，“而不是arcera〔有篷车〕”；但是，jumentum不应光指马而言，而且也指二轮车或四轮车。塞西留斯还能从这一法律规定中获得进一步的证明，传唤害病的证人到庭，甚至规定得这样详明，不仅区别了马和车，而且还区别了这种车和那种车，即有篷的并装饰起来的车（依据塞西留斯的说明）和不很舒适的车。说到这里，我们或许会在上述法律的严酷性和这些规定的琐屑性之间有所选择。不过说这种事情甚或对这种事情所作博学的说明是琐屑的，这将是对这种或那种博学的一种最重大的触犯。
但是胡果先生在上述教科书中又提到关于罗马法的合理性的问题。我注意到下列一点。他在第38节和第39节中论述国家的起源“到十二表法为止这一段时期”时说：“（在罗马）人们有许多需要，他们非劳动不可，那时人们使用拉曳和载重的牲畜以为辅助，这正与我们今天相同；地面上丘陵与山谷交替，城市建立在丘陵之上”，如此等等。
这段论述好像有意实行孟德斯鸠的思想，但我们很难看出这段论说有什么地方接触到了孟德斯鸠的精神。他这样叙述之后，就在第40节中接着说：“法律状态要使理性的最高要求得到满足，距离还是很远”（完全正确；罗马的家庭法、奴隶制等对理性最起码的要求都未给以满足）；但在论述较晚时期时，胡果先生却忘记指出，是否有过一个时期，如果有，在哪一个时期，罗马法曾对理性的最高要求给以满足。只是在第289节中谈到罗马法作为科学达到最高成就时期的那些古典法学家时，他说：“人们很久以来就注意到，古典法学家有哲学修养”，但是“很少人知道（由于胡果先生的教科书出了好多版，现在知道的人虽然比较多了），没有哪一类著作家确像罗马法学家那样根据原则，进行推理，首尾一贯，堪与数学家媲美的，并且在阐明概念方面具有颇为显著的特点，可与近代形而上学的创始人相提并论的；后者得到下列奇特情况的证实，即没有任何地方像罗马古典法学家和康德那样常常使用三分法的。”
莱布尼茨所推崇的联贯性，确是法学的本质上特点，像数学和其他一切理智性的科学一样。但是，这种理智的联贯性，同满足理性要求和哲学科学毫不相干。不仅如此，罗马法学家和裁判官的不联贯性应被看做他们的最大德行之一，因为他们曾用这种办法避免了不公正的苛酷的制度。但是他们感到有必要Callide〔巧妙地〕想出空洞的语言上区别（例如把反正是遗产的东西叫做Bonorυm possessio〔资产占有〕）和本身愚蠢的遁辞（愚蠢也同样是一种不联贯性），以便保存十二表法的文字，例如借助fictio，úπóχρισιs〔拟制〕而把filia〔女儿〕当做filius〔儿子〕（海内秀斯，《古代罗马法史》，第1卷，第2篇，第24节），但是，光因为古典法学家在少数地方采用三分法的分类（尤其胡果先生那部著作中注5所举的一些例子），就把他们和康德相提并论，并且把这种东西称之为概念的阐明，说起来真太滑稽了。
第4节
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
附释 谈到意志自由，令人想起从前的认识方法，那就是把意志的表象作为前提，试图从这表象得出意志的定义并把它确定下来。然后依照以前经验心理学的方法，从寻常意识的种种感觉和现象，如忏悔、罪过等等，导出所谓证明，证实意志是自由的，并主张以上这些东西只有根据自由的意志才能说明。但是与其采用这种方法，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把自由当作现成的意识事实而对它不能不相信，来得更方便些。意志是自由的这一命题以及意志和自由的性质，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中才能演绎出来，已如上述（第2节）。这一前提的基本特征是：精神首先是理智；理智在从感情经过表象以达于思维这一发展中所经历的种种规定，就是它作为意志而产生自己的途径，而这种意志作为一般的实践精神是最靠近于理智的真理。这一点我在《哲学全书》（海得尔堡，1817年）已经指出 [8] ，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详加阐述。我感到愈加有必要这样做，来作出我的贡献，使人们对精神的本性具有更彻底的认识（我希望如此），因为，正如在上述那书中（第367节附释） [9] 所指出，再没有一门哲学科学像精神学即通常所称的心理学这样被忽视，这样不像样的。导论、本节和以下几节所论述的意志概念的各个环节，都是上述那些前提的成果；此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自我意识来想象它们。每个人将首先在自身中发现，他能够从任何一个东西中抽象出来，因此他同样能够规定自己，以其本身努力在自身中设定一切内容；同样，其他种种详细规定，也都在自我意识中对他示以范例。
补充（自由，实践的和理论的态度） 关于意志的自由，最好通过同物理的自然界的比较，来加以说明。可以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当我们说物质是有重量的，我们可能认为这个谓语只是偶然的。然而并非如此，因为没有一种物质没有重量，其实物质就是重量本身。重量构成物体，而且就是物体。说到自由和意志也是一样，因为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
关于意志和思维的关系，必须指出下列各点。精神一般说来就是思维，人之异于动物就因为他有思维。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人一方面是思维；另一方面是意志，他一个口袋装着思维，另一个口袋装着意志，因为这是一种不实在的想法。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别。它们不是两种官能，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
思维和意志的这个区别可以这样来说明：在我思考某一对象时，我就把它变成一种思想，并把它的感性的东西除去，这就是说，我把它变成本质上和直接是我的东西。其实，只有在思维中我才在我自己那里，我只有理解对象才能洞察对象，对象不再与我对立，而我已把对象本身所特有而跟我对立的东西夺取过来了。正如亚当对夏娃所说：你是我的肉中之肉，我的骨中之骨 [10] ，同样，精神也说，这是我的精神中的精神，那异己的东西已消失了。每一个观念都是一种普遍化，而普遍化是属于思维的。使某种东西普遍化，就是对它进行思维。自我就是思维，同时也就是普遍物。当我说我的时候，我把其中的一切特殊性，如性格、天赋、见识、年龄等都放弃了。我完全是空洞的、点状的、简单的，但仍在这种简单性中活动着。形形色色的世界图景摆在我的面前；我面对着它；在我这个理论态度中我扬弃了对立，而把这一内容变成我的。当我知道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便在这个世界中得其所哉，当我理解到它的时候，那就更其如此了。以上就是理论的态度。
反之，实践的态度从思维即从自我自身开始。它首先显得跟思想是对立的，因为说起来它自始表示一种分离。在我是实践的或能动的时候，就是说，在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规定着我自己。而规定自己就等于设定差别。但是我所设定的这些差别，那时依然是我的，各种规定属于我的，而我所追求的目的也属于我的。即使我把这些规定和差别释放在外，即把它们设定在外部世界中，它们照旧还是我的，因为它们经过了我的手，是我所造成的，它们带有我的精神的痕迹。
以上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别，现在应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这与另一种看法，认为两者是分离的，完全相反。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理智就不可能具有意志。反之，意志在自身中包含着理论的东西。意志规定自己，这种规定最初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因为我所希求的东西在我想象中出现，这种东西对我说来就是对象。动物按本能而行动，受内在的东西的驱使，从而也是实践的。但动物不具有意志，因为它并不使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出现在想象中。同样，人不可能没有意志而进行理论的活动或思维，因为在思维时他就在活动。被思考的东西的内容固然具有存在的东西的形式，但是这种存在的东西是通过中介的，即通过我们的活动而被设定的。所以这些区别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在任何活动中，无论在思维或意志中，都可找到这两个环节。
第5节
意志包含（甲）纯无规定性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在这种反思中，所有出于本性、需要、欲望和冲动而直接存在的限制，或者不论通过什么方式而成为现成的和被规定的内容都消除了。这就是绝对抽象或普遍性的那无界限的无限性，对它自身的纯思维。
附释 有些人把思维作为一种特殊的独特的官能，把它跟意志分离而作为另一个独特的官能来考察，并且进一步认为思维对意志、特别是对善良意志是有害的。这些人一开始就暴露出对意志的本性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我们谈到同一论题时还要反复指出。
在本节中所规定的只是意志的一个方面，即我从我在自身中所发见的或设定的每一个规定中能抽象出来的这种绝对可能性，即我从一切内容中犹之从界限中的越出逃遁。如果意志的自我规定仅在于此，或观念把这一方面本身看作自由而予以坚持，那么这就是否定的自由或理智所了解的自由。
这是提高到现实形态和激情的那空虚的自由；当它还停留在纯粹理论上的时候，它在宗教方面的形态就成为印度的纯沉思的狂热，但当它转向现实应用的时候，它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形态就变为破坏一切现存社会秩序的狂热，变为对某种秩序有嫌疑的个人加以铲除，以及对企图重整旗鼓的任何一个组织加以消灭 [11] 。这种否定的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定在。诚然，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平等或普遍宗教生活的状态，但是事实上它并不想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会马上带来某种秩序，即制度和个人的特殊化。对否定自由的自我意识正是从特殊化和客观规定的消灭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否定的自由所想望的其本身不外是抽象的观念，至于使这种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补充（抽象的自由） 意志这个要素所含有的是：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唯有人才能抛弃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命在内，因为人能自杀。动物则不然，动物始终只是消极的，置身于异己的规定中，并且只使自己习惯于这种规定而已。人是对他自身的纯思维，只有在思维中人才有这种力量给自己以普遍性，即消除一切特殊性和规定性。这种否定的自由或理智的自由是片面的，但是这种片面性始终包含着一个本质的规定，所以不该把它抛弃。不过理智有缺点，即它把片面的规定上升为唯一最高的规定。在历史上自由的这种形式屡见不鲜。例如，印度人认为至高无上的境界是：坚执与自己单纯同一的那朴素的知识；停留在他内心生活的这种虚无的空间，正如在纯直观中的光是无色的一样；摒绝生活上的活动、一切目的、一切想象，这样人就成为婆罗门。有限的人和婆罗门之间再没有什么区别了，更确切些说，每一种差别都在这一普遍性中消失了。自由的这种形式在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中，有更具体的表现。例如，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就属于此。当时一切才能方面和权威方面的区别，看来都被废除了。这一个时期是以战颤、震惊 [12] 、势不两立，来对抗每个特殊物。因为狂热所希求的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东西，所以一看到差别出现，就感到这些差别违反了自己的无规定性而加以毁灭。因此之故，法国的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因为每种制度都跟平等这一抽象的自我意识背道而驰。
第6节
（乙）同时，自我就是过渡，即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现在进一步谈，这种内容或者是自然所给予，或者是从精神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通过把它自身设定为一个特定的东西，自我进入到一般的定在。这就是自我有限性或特殊化的绝对环节。
附释 这第二个环节————规定————同第一个环节一样，是否定性、是扬弃————即对第一个抽象否定性的扬弃。正如特殊一般地包含在普遍中一样，这第二个环节已包含在第一个环节中，它只是第一个环节中自在地存在的东西的被设定而已。说起来，第一个环节作为第一个独自存在的时候，不是真正的无限性或具体的普遍性，也不是概念，而只是一种被规定的东西，片面的东西，这就是说，因为它是一切规定性的抽象，所以它本身不是没有规定性的。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片面的东西就构成了它的规定性、残缺性、有限性。
上述这两个环节的区分和规定，在费希特和康德等等的哲学中都可看到。单就费希特的阐述说，作为无限制的东西的自我（见于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一个命题）完全被看作肯定的东西（所以它就是理智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结果，这个抽象的自我就被认为其自身是真的东西，从而限制————即一般的否定，不论它作为一种现成的外部界限或作为自我特有的活动都好，————显得是加上去的（见于第二个命题）。
把握住在普遍物或同一物中————例如在自我中————的内在否定性是思辨哲学所应采取的下一步骤。那些主张有限和无限的二元论的人，甚且不像费希特那样在内在和抽象方面去理解它，他们是看不到这种需要的。
补充（意志的特殊化） 这第二个环节是作为跟第一个环节相对立的东西而显现的。对它应该在它的一般性质中来理解。它属于自由，但不构成自由全体。在这个环节中，自我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过渡到设定一个规定性来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我不光希求而已，而且希求某事物。在像前节中析述的光希求抽象普遍物的那种意志，其实不希求任何事物，所以就不是什么意志。意志所希求的特殊物，就是一种限制，因为意志要成为意志，就得一般地限制自己。意志希求某事物，这就是界限、否定。所以特殊化照例称做有限性反思通常把第一个环节即无规定性的东西当做绝对的东西和较高级的东西，而把被限制的东西当做这种无规定性的单纯否定。但是这种无规定性本身仅仅是对被规定的东西即有限性的否定。自我就是这种孤独性、绝对的否定。这样说来，没有规定性的意志，像仅仅停留在规定性中的东西一样，都是片面的。
第7节
（丙）意志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是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这是自我的自我规定。在这里，它设定自己作为它本身的否定的东西，即作为被规定的、被限制的东西；它留在自己那里，即留在与自己的同一性和普遍性中；又它在这一规定中只与自己本身联结在一起，————以上三事是合而为一的。自我规定自己，因为它是否定性的自我相关。作为这种自我相关，自我对这种规定性是漠不关心的；它知道这种规定性是它自己的东西和理想性的东西，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它不受这种可能性的拘束，而它之所以在其中，只因为它把自身设定在其中而已。这就是意志的自由，正像重量构成物质的实体性那样，自由构成意志的概念或实体性，也就是构成它的重量。
附释 任何自我意识都知道自己是普遍物，即从一切被规定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可能性，又知道自己是具有特定对象、内容、目的的特殊物。然而这两个环节还只是单纯的抽象；具体的、真的东西（一切真的东西都是具体的）是普遍性，它以特殊物为对立面，这个特殊物通过在自身中的反思而与普遍物相一致。这个统一就是单一性。但是这个单一性不是直接性中的单一体，像在表象中的单一性那样，而是符合它的概念的单一性（《哲学全书》，第112——114节 [13] ），换句话说，这个单一性其实就是概念本身。上述最初两个环节————意志能从一切中抽象出来，而它又是由自己或他物所规定的，————人们容易承认和理解，因为它们单独说来都不是真的而是理智的环节。但是第三个环节是真的和思辨的 [14] （凡是真的东西，只有用思辨方法加以思考才能得到理解），而理智就不肯深入到这一环节中去，因为它恰恰把概念总是指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对思辨中这种深奥的东西，对作为自我相关的否定性的那无限性，对一切活动、生命和意识的最后泉源都加以证明和详细说明，这是属于作为纯思辨哲学的那逻辑学范围内的事。
这里只指出下列一点。当我们说意志是普遍的，意志规定自己，这时已经表明，意志被假定为主体或基质。不过意志在自我规定之先，在这种规定被扬弃和理想化之先，不是某种完成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意志只有通过这种自我中介的活动和返回到自身才成为意志。
补充（自由的具体概念） 我们所称真正的意志包含着上述两个环节。自我本身首先是纯活动，是守在自己身边的普遍物。但是这个普遍物规定着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再守在自己身边，而把自己设定为他物，从而丧失其为普遍物。至于第三个环节就在于，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即在他物中，守在自己本身那里；自我在规定自己的同时仍然守在自己身边，而且它并不停止坚持其为普遍物。所以，这第三个环节是自由的具体概念，至于前面两个环节始终是抽象的并且是片面的。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感觉的形式中，例如在友谊和爱中已经有了，我们在自己内部不是片面的，而极愿意在对他物的关系中限制自己，并且在这种限制中明知道自己本身。在这一规定性中人不应当感到自己是被规定的，相反地，由于他把它物作为它物来观察，他才具有自尊感。所以自由既不存在于无规定性中，也不存在于规定性中，自由同时是它们两者。把自己完全局限于一定事物的意志是固执者的意志，他不具有这种意志时，就感到不自由了。但是意志是不受某种局限的东西的约束的，它必然要越此前进，因为意志的本性不是这种片面性或约束性；至于自由是希求某种被规定的东西，但却在这样一种规定性中：既守在自己身边而又重新返回到普遍物。
第8节
特殊化的更详细的过程（第6节，乙）构成意志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别：（1）如果意志的规定性在于主观和客观（作为外在的直接实存）的形式的对立，那么这是作为自我意识————它面对着一个外部世界————的那种形式的意志；作为在规定性中返回到自身的单一性，这又是一个通过活动和某种手段的中介而把主观目的转化为客观性的过程。在规定性完全是自己的又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自在和自为的精神中（《哲学全书》，第363节） [15] ，意识的关系只构成意志的现象这一方面，关于这一方面，这里不再作单独考虑了。
补充（意志的目的规定性） 关于意志的规定性的考察属于理智的事情，初不属于思辨的领域。意志一般说来不仅在内容的意义上，而且也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被规定的。从形式上说，规定性就是目的和目的的实现。我的目的最初仅仅是内在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但它也应该成为客观的东西，而摆脱单纯主观性的缺点。这里可能提出一个问题：何以目的具有这个缺点？有缺点的东西而不同时克服其缺点，这个缺点对它说来就不是缺点。在我们看来动物是有缺点的，在它自己看来则否。目的当它最初还只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看来就是一个缺点，因为自由和意志对我们说来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设定目的应该合乎客观，这样来，目的不是达到一个新的片面的规定，而是走向它的实在化。
第9节
（2）由于意志的规定是意志自己的规定，一般说来是意志在自身中反思着的特殊化，所以这些规定就是内容。这种内容，作为意志的内容，按照上面（1）节所述的形式来说，就是意志的目的。这种目的或者是在表象着的意志中的那内部的或主观的目的，或者是通过使主观的东西转化为客观性的活动中介而现实了的、已达成的目的。
第10节
这种内容，或被区分的意志规定最初是直接的。所以，意志只是自在地自由的，或者只是对我们来说是自由的，或者一般地说，这是存在于自己概念中的意志。只有在意志把自身当作对象时，它才使自在的东西成为自为的东西。
附释 按照这一规定，有限性就在于，某种自在地存在而符合概念的东西是一种实存或现象，自为地存在的东西是另一种实存或现象。例如，自然界抽象的相互外在自在地说是空间，自为地说是时间。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因为唯有理念才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一个对象或规定只是像它在它的自在形态或在它的概念中那样的来把握，那我们还没有得到它的真的东西。第二，某个作为概念自在地存在的东西同样是实存的，而这种实存是对象的特有形态（如上述的空间）；存在于有限东西中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分离，同时构成有限东西的单纯定在或现象（下面马上将以实例来说明自然意志，然后说明形式法，等等）。理智只限于单纯自在的存在，所以它把符合这种自在存在的自由叫做能力，因为如果自由只是自在地存在的，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理智把这一规定看做绝对的和永恒的，把自由同自由所希求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把自由同它的实在性之间的关系，光看做自由对一种现成素材的应用，而这种应用是不属于自由本身的本质的。这样，理智就仅仅与抽象打交道，而不涉及自由的理念和真理。
补充（自由的自在和自为） 光是符合概念的意志，是自在地自由的，而同时又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只有作为真正被规定的内容，才是真实地自由的。这时它是自为地自由的，是以自由为对象的，它就是自由。那种还是符合它的概念的东西，只是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是直接的，只是自然的。即使依照我们通常的看法，这一点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小孩是自在的大人，最初他是自在地具有理性，开始时他是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因而仅仅从概念上说是自由的。然而这种最初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还不是在它的现实性中存在着。这种自在地具有理性的人，必须用下列办法努力创造它本身，即既要超出自身，又要在自身内部培养自身，这样他也就成为自为地具有理性的人。
第11节
那最初仅仅自在地自由的意志是直接的或自然的意志。规定它自身的概念在意志内部所设定的那差别的种种规定，在直接意志中表现为直接现存的内容。这些就是冲动、情欲、倾向，意志通过它们显得自己是被自然所规定的。这一内容连同它的被发展了的各种规定，都源出于意志的合理性，从而是自在地合乎理性的。但由于它采取这样一种直接性的形式而出现，所以它还没有取得合理性的形式。这一内容对我说来固然一般地是我的东西，但是这个形式同那个内容依然是彼此脱离的；由此可见，这种意志依然是在自身中有限的意志。
附释 经验心理学把这些冲动，倾向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需要，按照它在经验中所见到的或它认为见到的那个样子，予以讲解描述，并企图按照通常方式把这些现成的素材加以分类。这种冲动的客观的东西是什么；这种客观的东西如果除去它作为冲动所具有的不合理性的形式，在它的真理中是怎样存在的，以及在它的实存中是采取什么形态的，————关于这些，下面再谈 [16] 。
补充（冲动和自由） 动物也有冲动、情欲、倾向，但动物没有意志；如果没有外在的东西阻止它，它只有听命于冲动。唯有人作为全无规定的东西，才是凌驾于冲动之上的，并且还能把它规定和设定为他自己的东西。冲动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但是我把它设定在这个自我中，这件事却依赖于我的意志。因此，我的意志就不能以冲动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为借口来替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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