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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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题的限定

    为问题史的（problemgeschichtlich）[1]研究做一点贡献是本书的设想，它所要论述的是艺术批评概念的变迁。不可否认，这种对艺术批评概念史的研究与艺术批评史本身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项哲学课题，更确切些说，是一项问题史的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下文只能做一点贡献，这是因为它所论述的不是问题史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这一因素是更为广泛的问题史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占有显赫位置，对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史关联，本书试图在结尾处作部分提示。

    要确定艺术批评概念，没有认识论的前提就如同没有美学前提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后者包含着前者，而首先是因为批评包含着认识因素，无论人们把它视为纯粹认识还是看作与评价相联系的认识。因此，浪漫派对艺术批评概念的确定也完全是建立在认识论前提之上的。这自然不是要说，浪漫主义者有意识地从中挖掘出了这一概念。但作为概念本身，它归根结底同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概念一样，是基于认识论前提之上的。因此，下面将首先对这些前提进行论述，并始终不予丝毫忽略。与此同时，本书将把这些前提作为浪漫派思维中可系统把握的因素来观察，并在比人们通常的猜测更高的程度和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其进行揭示。

    作为问题史的，当然也是以系统为指导的研究，几乎没有必要与纯系统地对艺术批评概念的研究截然区分开来。相反，作另外两种界定可能更为必要：对课题作出有别于哲学史的和历史哲学的界定。只有在非本来意义上，才可以把问题史的研究称为狭义上的哲学史研究，尽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两者间界线的混淆是必然的。因为，至少在形而上学的假想看来，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整体所关注的是单一问题的发展，这是就其事实本身而言的；就其对象而言，问题史的和哲学史的论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要假定在方法上也同样如此，那便意味着界线的移位。由于本书谈及的是浪漫派[2]，所以作更为细致的界定是必不可少的。而这里并不是要尝试以那种常见的非常欠缺的手段论述浪漫派的历史性质；换言之：历史哲学的课题不属本书研究的范围。尽管如此，下列对特别是有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思维的独特体系和早期浪漫派的艺术理念的论述，将为确定其本质提供材料————但不是立足点[3]。

    “批评”这一术语，浪漫主义者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的。以下所涉的批评是指艺术批评，而不是指认识论的方法和哲学的立足点。下面将要表明，在后一意义上，这一词当时是步康德的后尘作为形容无可比拟的完美哲学立场的奥秘术语而崛起的；但在一般习惯用法中，它只是在“有创见的评价”这一意义上而流行。这可能不无浪漫派的影响，因为，创立艺术作品的批评，而不是一种哲学批判主义，乃是浪漫派的永恒功绩之一。如果不涉及批评概念与艺术理论的关联，下面将不对它作详尽的探讨，同样，对浪漫派的艺术理论的追踪，也只是限制在它对论述批评概念[4]具有重要意义的范围之内。这便意味着对材料范围进行非常重要的限定：艺术意识和艺术创作理论以及艺术心理学课题就此从略，所观察的范围仅仅是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的概念。施莱格尔对艺术批评概念的客观创立所涉及的仅仅是————作为理念和艺术创作物————作为作品的艺术的客观结构。另外，当他谈论艺术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在我们所涉及的时期内，他对其他艺术种类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考虑而进行的。如果他思考过这一问题的话，文学的基本法则对他来说很可能是所有艺术的基本法则。在此种意义上，下列的“艺术”这一表达方式始终理解为文学————就它在所有艺术种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而言————“艺术作品”这一表达方式始终理解为具体的文学作品。如果要认为本书试图在其框架内消除这种概念上的模棱两可的话，这将是一种错觉，因为本书要指出的是浪漫派的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基本缺陷。浪漫派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很模糊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了，这样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对文学表达有别于其他艺术种类的特性和界限的认识。

    作为文学史料，浪漫主义者对艺术的评判，并非本书的兴趣所在。因为，浪漫派的艺术批评理论不应取自实践，如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那种做法，而应依照浪漫派的艺术理论家的观点来系统论述。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批评活动在方法上与他弟弟所用的批评概念没有很大关系，后者把重点放在了方法上，而不像奥古斯特·施莱格尔那样放在了标准上。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只是在他对《威廉·迈斯特》的书评中完全达到了他的批评理想，这一书评不仅是对歌德的小说的批评，而且也是批评理论。

    注释

    [1] 问题史研究也可涉及非哲学专业，因此，为了避免任何一种多义性，必须创造“哲学问题史”这一表达，以上所用的始终是这一表达的缩略语。

    [2] 由于后期浪漫派没有一个统一的、在理论上确定的艺术批评概念，所以在始终唯独或者主要涉及早期浪漫派的本书中，可以十分明确地使用单纯的“浪漫”这一词，本书中“浪漫派”和“浪漫主义者”这些词的使用也与此类似。

    [3] 这一立足点可在浪漫派的弥赛亚主义中去寻找。“实现上帝的王国这一愿望是渐进的休养的韧性之点，是现代史的开端。与上帝的王国没有关系的，在这里仅仅是次要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青年文集》（1794——1802），米诺尔主编，两卷，维也纳，1906年易名再版。《雅典娜神殿》片断，第222号。］“亲爱的朋友，宗教对我们来说绝不是玩笑，而是极为严肃的事情；现在是建立一种宗教的时候了。这是所有目的之目的与中心。是的，我已经看到最伟大的新时代诞生的曙光；就像人们看不出来，谦虚的古老基督教会很快吞噬罗马帝国那样，那一场大灾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吞掉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最坚实的价值可能只是加速了这一灾难。”［奥斯卡·瓦尔策尔主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致他哥哥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信》，421页，柏林，1890；参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青年文集·思想（片断）》（1794——1802），第50、56、92号；J.M.莱西主编：《诺瓦利斯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奥古斯特·施莱格尔、莎洛特·施莱格尔和卡萝莉纳·施莱格尔通信集》，82页以及两者其他多处，美茵茨，1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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