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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这个转变提醒人类要有更多主动性，它为生活带来更多的活力，加强了道德的存念（Gesinnung），并给予人自作决断的意识。但这种转变的后效逐渐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在低地国家［荷兰（Niederlande）］，它紧密联结了宗教与现代文化，直到18世纪时，德国才达到了精神运动的顶峰。
英国
启蒙运动首先是由洛克（Locke）及他的追随者发起的（1632——1704）。洛克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类型，而英格兰民族对这种思想类型直到现在仍保持忠诚。这种思想方式对哲学思辨并不倾心，它不勾画一种独立的思想世界，相反地，它将自己建立在既已存在的经验基础上（auf den Boden der Erfahrung des gegebenen Daseins）；对于这种生活，它希望精准地走向那个在它之中理性地且令人愉快地形构的存在。具体地说，这种关注于此转向人类的认知（Befinden）。然而人不但在其自身中被看作个体，并且也在与他人共同的人之存在、在社会的建构之中被看作个体。从最简单的元素来理解灵魂及社会，这构成了英国哲学的主要课题。它的强化是立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关于世界的问题被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它显示的是无法去奠立事物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它只有一种通过它而影响我们感知的意义。于是产生了一种我们称为经验主义的生活观。这种生活观其内在有一个狭窄的界限，并且在深度与力度上它不能与后来的德国哲学来作比较。但在该界限之内，它通过它的清晰性、无偏见以及丰富满盈而影响深巨。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实际生活、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域所作的贡献。
洛克完全从个别的人出发来考量社会生活。他想从个体与个体的兴趣推出一切。国家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思维的有机体，相反地，它应该是借由联结一种个别点之自由的统一而出现的；在其目的及界限中这是一目了然的，在其中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课题是要支持诸多个别护法团体，以及保障它为之对抗的所有外来骚乱的自由。然而在社会内部，法律只能由共同生活中的事实成就来奠立。倘若这种思维严格地追求它的结果，那么所有的传统、遗产等等必然会堕坏。然而这种激进的否定远离英国的思想家，对英国思想家来说，最为独特的是，思想的后果只发展到这么远，即它不与实际的任务相矛盾。洛克相信，承载理性的个人是很明确的，他只能作为社会之一分子去发展他的理性，并为此而感到幸运。故而他在神圣的和市民的法律之外提出公共意见作为第三种法，他将这种公共意见看作可信任的真理城堡；因此政治自由获得了一种和社会联结相关联的抗衡力量。这种联结经常借着它不被注意的影响作用而为政治自由设定一个强固的栅栏。政治自由，这是英国人在社会上经常建立的联结。从英国出发，启蒙运动在18世纪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到整个欧洲。在它的领导下，事物的超自然性质越来越弱化成一种自然的、合于经验的思想方式。于此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对人性之才智与良善的强固信仰（Glaube an die Tüchtigkeit und die Güte der menschlichen Natur）。人可以将这时代的基本调性标识为乐观主义的。于此，人较以往更关注他自己的感受，具体地说，在英国首次出现了公益期刊，以及忠实描绘社会周遭环境的现代小说。在生活的内在形象勾画中，宗教越来越被道德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用所排挤。此时行动不再作为一种对彼岸世界的允诺，而是通过它自己的愉悦和美好来获取它的酬劳。这里必须特别提及夏夫兹博里（Shaftesbury，1671——1713）。他甚至将所有唯物主义也当作一种将彼岸思想摆在眼前的宗教而加以拒绝；他在此岸世界中找寻神圣者，并在它之中看到一种贯串并形构整体实在的力量；他发现神是直接当下的在人的灵魂中，并在自然中看见生命和美最富有的满盈。在行动中适切的是去达致一种内在的独立性以及构造出一种和谐，于此自我主义的倾向自行服从于社会的倾向。夏夫兹博里在英国生活得相当孤独，他同时将希腊的与现代的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他是第一个在这重要时刻开辟了通向德国古典主义者内在世界的观念论道路的思想家。
启蒙运动最具意义且团结一致的工作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在启蒙运动的土地上，经济的课题赢得了一个成长的意义，并且就像首先发生于法国那样，越来越创造出相互关联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一种巨大的影响；但其现今的成效则明确地是通过亚当·斯密而超胜的。他通过其广博、清楚且富能量的思想对整个欧洲造成巨大的影响。他从劳动分工这个事实出发认为这种分工是所有文化必需的条件，尤其是它引领着人从自然走向文化。劳动分工不会产生分散，而是一种个别的个体之紧密联结。每个人只有在他为其他人提供某种富有价值的东西时，才能够存在和发展，由此他必须对某个什么东西作出成就并全力付出。于此斯密更贴近于实现这一简单的思想，因此他变成一种经济上完全自由［寻求走他自己之路（pursue his own way）］体系的奠基者。在当所有强制都消失时，这整体————就这么称呼它————就会以最佳情况来运行，而每个人也会在竞争的竞逐中达成可想见的最高点。在国家之中的自由也扩展到民族间的相对关系，并且推介一种无所限制的自由贸易，而贸易同时被内在地提升起来。相对于人在早先借着诡计与欺瞒而行贸易，斯密则是立于这样的思想，亦即在“合乎自然的贸易”中，它的所获收益不是那种通过伤害别人而得到的，而是那种双方都能赢获的。由此贸易从一种不和及敌对之源头变为一种和睦和友善的联盟关系，并变成个别职业乃至民众的团结，以及一种和平的竞争和不停进步的景象。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将加以探讨。
莱布尼茨（1646——1716）
莱布尼茨在现代文化生活中有他自己的位置。他是一个德国思想家，并且尽力地为德国作贡献，但他以当时于文化生活中赢得了领导地位的法文来撰写他的主要著作。莱布尼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广博且多面的博学者，他拥有一种毫不厌倦的行动冲动，并且他努力地对一种生活领域、信仰皈依以至于民族的紧密关联产生影响，而且他对中国的生活以及中国语言也有浓烈的兴趣。他由灵魂出发规划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图像。他的主要思想是，所有的实在都是灵魂之类的东西，所有的生活内容都是出自内在统一体的行动。他称这种东西为“单子”（Monaden）。感官世界是一种不可见之世界的表象，个别的单子由一种无所不包的神性（Gottheit）所承载和聚集。每一个个别的灵魂包含一个世界，然而每一个灵魂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这个整体。莱布尼茨坚持一种愉悦的生活信仰，一种对生活的强力肯定，一种对个体性的高度评价和一种对不停进步的信任。他为德国的启蒙运动种下一种不停止的、同时也是持续的努力；最后他为宗教与文化的调解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整个文化都因他而得到巨大的扩展和内化。
18世纪的法国人
法国人在18世纪时拥有民族的精神指引。他们将现代思想方式导引到一般的统治上。虽然他们显然最先继承了英国的启蒙运动，但他们还是继续领导那种独特和激进的启蒙运动。他们在品味和雅致上表现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政治及历史方面丢弃了所有超自然的关联，并且将所有的过程建立于人的本性、人的感受以及追求之上。这种生活包含着许多个别的伟大人物形象。在此时期，最主要是出现了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
伏尔泰（1694——1778）以高度机智和卓越的诙谐批判时代的境况，他同时完成了极富意义的文学、历史及哲学的工作。具体地说，在学术上他通过对历史的普世性和批判性之处置来产生影响。他凭借着激烈的热情对抗所有迷信，但他也决绝地拒斥无神论。神和自由是他所追求的指明灯。于此满足他的是一种对人的浓厚热情。
卢梭（1712——1778）则完全不一样。他也受益于启蒙运动的激励，然而他所追求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感受，即他特别追求将整体生活引领到灵魂的直接情状上。他由此出发从事一种以激情对抗传统社会的斗争。他希望拆除其人造的建筑，并从最基础的地方来作出革新；他信任不作假的自然，并且他也力求成为一种存在于其自然本性中的有力的、简单的和幸福的人。卢梭对宗教、教育及政治造成强大的影响。他想要推导出所有关于个体的权利，并坚持这些权利。根据他的学说，从个别意志的联结生发出一种每个成员必须让出其权利的一种“整体我”（Gesamt-Ich）、一种“集体的个体”（kollektiver Körper）。国家的主要目标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成为个体的权利保障，而是整体的福祉。这种思想方式只承认一种在国家内的自由和平等，它不承认与国家对立的自由。卢梭对人的善性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根据他的观点，这种倒转的社会秩序招致让我们受苦的不幸。卢梭的这种思想使得法国大革命持续进行下去，而他留下的贡献是直接形构所有个体的灵魂生活（alles seelische Leben des Einzelnen）。
德国
启蒙运动要到18世纪30年代才成功地在德国全面活跃起来。不过之后生活急遽提升至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当时的大学受到一位莱布尼茨的弟子，即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主导。他对当时的科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为所有的行为与思想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德国的科学语言。然而他只是停留在一位纯然的学者身份上。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如莱辛（Lessing），他介入文学、宗教及艺术领域，激活了德国人的生活并唤醒清新的力量。在莱辛深化这种启蒙运动时，赫尔德（Herder）却与启蒙运动决裂。他要求更多的直观（Anschauung）、更多的根源性（Ursprünglichkeit）、更多的直接感受（unmittelbares Gefühl）。他在所有力量的和谐中发现一种普遍人性的理想（ein Ideal universaler Humanität）。同时他热切地致力于将个人的生命与历史和民族相关联。
德意志精神生活的高度
德意志精神生活的高度一方面是在康德及其追随者，另一方面是在歌德（Goethe）及席勒（Schiller）的诗文艺术（Dichtkunst）中完成的。
康德（Kant，1724——1804） 首先是从德国的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但他后来完全与它决裂，并开启了一条新路。他的主要问题是对真理概念的把握。自笛卡尔以来，现代源于“人”，因此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如何获致世界的整体。作为其主要工具，这种哲学思辨是以搭建连通这种鸿沟的桥梁来展现的，意即通过两大思想家，即通过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而产生的。斯宾诺莎希望能够达成一种完全的认识，由此他通过神性的统一体直观（Anschauung der göttlichen Einheit）地将人提升到万有的整体（das Ganze des Alls）中去，并宣告一种关于感性与精神性的平行主义（“一元论”）。根据他的信念，每种本质同时拥有一个感性的和一个精神性的侧面。相反地，莱布尼茨相信真理能够借由下述而获得，亦即通过把无限的整体直接放在一个存在物中来实现真理，这就预设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神。相对于此，康德相信，虽然不能由人认识到事物的深层，但他确信，人是从其自身做出了一个生命架构；然而这个生命架构却将自我限制在事物的形式（die Form der Dinge），而不是物质材料（Stoff）上。这是全然暗晦不明的。于是他的观点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转向，亦即所有事物的关联不是从外在来呈现，而是出自人自身。空间、时间、逻辑链，对世界做终极推论的要求，这些都是从人自身的精神结构中蹦跳出来的。因此它们只对人有效，而不是逾越他而出。这点必须在本质上改变所有的尺度和任务。而人则以其理性被摆置到中间点上。
由此出发可能显现，于康德处对生活的否定似乎占了上风，不过他赢得了一个肯定，并因此在道德行为中达致了一种自由且独立的世界核心。根据他的观点，人获得了一种没有条件限制的价值，亦即一种人不应该被当作工具，而是他必须被当作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自身目的（ein unbedingter Selbstzweck）来被有尊严地对待。于此，在德国与英国的思想间，其亲缘和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两者都将自由的概念摆在前位，但自由对英国思想家所意味的是面对其他人的独立性，但对德国人则是意味着面对自己而变得独立。于此，人被认为是一个伦理价值的承载者，他赢获了一种超越尘世的自律（eine weltüberlegene Autonomie）。康德在如此理解的道德中见到人类决定性的优点；道德在那作为理性存在者而自为立法的人格性（Persönlichkeit）中高踞顶端。康德不只对个别的人要求某些成效，而且他也吁求一种对所有自然秩序都要无条件地通过其自由来思考的“道德的世界”（Welt der Moral）。自康德始，成功地完成了对生命的强化。这种生命的引领思想是那种居于自我立法之下而自由从属的义务（Pflicht）。康德将一种无法度量的运动带进精神生活并巨力千钧地撼醒世人，深入的认知与强大的道德力量相互靠拢，并给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样貌。康德的意义在于他更进一步地跨出学者的世界，由他而出现一种很大的生活变化，这种变化虽然不是新的，但在学术上它首先因康德而获得了完全的清晰性。它涉及一种不同于灵魂的（或心理学的）有关精神生活的明晰概念。具体地说，这是指那种让所有发展都从个别灵魂生发出来的英国思维方式。但在这一路径上无法达致一种有关生命与精神世界结构的内在关联。德国的思维方式则在自我行动与创造性精神的概念中，并将这种心理学一类的和精神学一类的予以相对地摆列出来（stellte dieser psychologischer Art eine noologische entgegen）。于今康德成为了一位清楚将自我行动之生命概念从所有单纯的心理学中予以凸显，并因此在本质上深化了人之基本概念的人。在这一路径上，许多优秀的思想家跟随着他，并且德国思想也因此获得一个显明的特征。在更进一步对精神生活的把握中，不同的思想家都宣告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费希特（Fichte，1762——1814） 主要做的事是针对道德及实践行动，谢林（Schelling，1775——1854）则是试图从内心去理解艺术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康德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是黑格尔（Hegel，1775——1831），他的强大特别体现在逻辑上，但同时也见于世界史和政治生活中。黑格尔借着更大的能量提出居于个体以及个体目的之前的整体，同时他创造出一种逻辑样式的壮观的演化学说。通过这所有一切，他对文化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所有这些成效，德国的思维方式明确地与启蒙运动区分开来。这种思维方式曾一度创造出一个更伟大的人之形象，具体地说，在这形象上，就像发生在歌德（Goethe）这样的人身上那样，所有气力都在追求完全的和谐。因此它必须在一种历史思维方式中获致，亦即在追求一个特别的角度，从根本上将每一个别民族的独特性在语言、法律、艺术、宗教等等之上予以展现。因此在紧密的关联性中，就像它贯穿所有时间那样，存在着对个别国家更高的评价。德国在它的观念论中————这种观念论想要由内而发地来建构整体生命，并且特别是在教育上，不是将有用，而是将善和美，以其和谐而预先————达到了一个卓越的高度。这种德国观念论变成一种关于整体生命的力量，但在19世纪，却使生命愈来愈靠向实在主义，并一时还赢得了对于整体世界的掌控。这一欧洲的信念早先是由宗教，然后是由内在于世界的观念论所掌控。文学、艺术及哲学都曾是它的主要承载者。不过生命的核心，就像它在自然和在人类社会中包围着我们那样，愈来愈推迟进入可见的世界中，并且各种重要的生命图像也由这些课题而出现。
首先英国思想家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smus）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主因可能是其认为要更幸福且更有人之尊严地来形构社会生活的情况。具体地说，就像它早先存在于英国那样，它有时是相对于需求和焦虑不安而产生，有时也是为了减轻严厉刑法而产生。实证主义则显然是由孔德（Comte）作出精确表述的，但它也是通过整个时代的准备而被作出的，这种实证主义拥有一个更大的特征（Zug）。实证主义拒绝所有逾越人类及其经验框架的问题，它拒绝所有对事物根基及对神圣存在的思索。它希望将人限制于其自身的框架之中来达致一种幸福的生命，并且获取一种紧密且稳固的人之联结。然而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它不可能没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并且它不可能没有一种对独立的灵魂生命的压制。这个实证主义紧密地与自然生活及社会生活联结在一起，因此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造就了它自己的生命图像。它产生了被达尔文（Darwin）和斯宾塞（Spencer）归为自然科学的演化论，并且进一步地通过马克思（Marx）而获得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也在法国及英国引发了许多运动。达尔文主义能够召唤近代的追求，亦即尽最大可能地由其变化来理解自然的所有现存状态。这种追求早先由于承认不可逆的有机形式而被阻绝，然而现在则通过达尔文，有机生命被安置于变化中，并由此与传统的宗教世界观背道而驰，产生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亦即海克尔（Haeckel）与他的一元论（Monismus）］。然而在它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很清楚地就变为：一种全面包含的发展观念与带有自然挑选（natürliche［n］Auslese）和物种竞争（Kampf der Wesen）的选择学说（Selektionslehre），必须清楚地予以区分。这个问题太错综复杂了，当该选择学说能够解决上述情况时，人却在这之中发现达尔文的一个大贡献，亦即要在运动的世界图像中确保一个更宽广的空间，并且要从历史出发来理解自然。
还有更震撼的（eingreifender）是社会学说通过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变革。特别是在生活处境上造成巨大变化的劳动走向技术形构的改变。早先，劳动绝大多数是由个别的人来完成的，并且存在着一种人与其劳动对象间的紧密关系。自从自然科学能够从事这样的劳作以来，自然就被拆解了，而且它的力量也被用来服务于人，因此劳动被认为具有一种技术的特性，并且完全被改头换面了。现在它在工厂中产生巨大影响，并愈来愈控制着整体生命；它由此将人的共同生活变成一种集体的特征，并产生一种庞大的牵扯纠缠，在此牵扯纠缠中，灵魂与劳动的联系愈来愈松弛，同时在业主与劳动者间形成了一种粗暴的对立。由此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个主义力求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个全新样貌，以及它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则试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激起一场决不退让的阶级斗争。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达尔文主义提出的一切都是立足于个别元素的力量上，而社会主义则相反，是从整体出发并将个体置于整体之下。然而这两种生命样貌都是站在感官经验以及感官存在的立场上，它们都与观念论相矛盾，观念论是在不可见的世界中找到它的立足点，并且它相信，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给予生命意义和价值。
对于欧洲生活的回顾展示出一个很丰富而且变动的图像，并在不同层面交互随时地出现，而没有后来者排挤在前者，以及作出不必要的举措。在希腊一度灿烂的文化发展后，接踵而来的是转向作为压倒性力量的宗教。这种情况直至当代仍无例外地保有控制权，但逐渐地它先是被补充，之后又由于一种普遍的新生活————这种生活令各方面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并自行分裂为观念论与实在论两种流派————而回退。具体地说，观念论就像德意志的古典文化带给它的那样，历经了启蒙运动、对启蒙运动的回击以及它们之间对立的克服这三个阶段。实在论首先是一种单纯的反对运动；但它愈来愈取得了领导地位，最后它就像它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所提议的，并在现实中要排除所有其他任务那样，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造成一场尖锐变革。然而这样一种窄化可能无法持续地满足文化人（Kulturmenschen）。欧洲生活已经从它的这个高度走向了一个要去缓和并尽可能克服此粗暴对立的运动。当代以及最近将来的生活将会是在两端中间移动，对于宗教这一端，代表的是一种非感官世界的法权（Recht），而对于经济生活这一端，则是被当作人类自然的自我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两端在今天粗暴地交相威逼着我们。克服这个矛盾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任务。不过此时我们处于一个很紧急的境况中，观念论已被削弱且不确定，而实在论则不可能包摄整体生命并给予它一个内容。故而，它迫切地需要一个让生命摆置到一个新陆地的深思熟虑的综合。目前这个问题在欧洲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现在欧洲人的内在境况是很不平静和满足的。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应该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