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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序
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此不仅姚、李言之，即治汉学者亦言之。王昶为惠栋作墓志铭，亦谓：
自孔、贾奉勅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
此亦以干嘉经学发轫，针对当时之时文应举言也。江藩亦云：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汉学师承记卷八
则谓干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亭林亦谓：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所坑。日知录卷十六
阎百诗亦谓：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潜邱剳记
则即谓清初考古博雅之风，乃有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然，亦不为过。集注束缚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为高者，此风盛于明末。清初如吕晚村、陆稼书盛唱尊朱，其实只求为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与亭林诸人之求反之汉、唐注疏者，取术虽不同，其为针对当时时文八股之风尚习俗而发则一也。
故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证佐，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考证博雅之学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竣绝之姿，为斩截之论，既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至欲一切反今以复之古，其于音韵，至谓「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难行」之诮？四库提要评日知录语。归玄恭遗着有与顾宁人书，亦谓：「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不亦迂怪之甚！」此则尤评骘亭林学术者之所当知也。
[日知录]然亭林著述之盛，要当首推日知录。亭林自谓日知录一书，「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与杨雪臣书又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与人书二十五其门人潘耒为之序，亦谓先生之学：
[经世与考订]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着明……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着此书之意也。
[日知录最用意处]是亭林此书，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称述，实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即上述所谓亭林行己之教者，既已不为后世重视。至其拨乱涤污，博考治道，欲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后儒亦舍弃不道。故四库提要评此书，意见乃与潘氏正相反。以为：
[后人对日知录评价之转移]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近人章炳麟检论哀焚书谓：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峯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案，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
[今本日知录因诋触见删]今考亭林与人书，既言「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与杨雪臣书又谓「未敢为今人道。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与人书二十五又曰：「惟多写数本以诒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与友人论门人书又初刻日知录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则亭林日知录在当时实多避忌。刻本流传，既非日知录之全。而今传三十三卷足本，亦复有所去，非亭林绝笔之真，断可想矣。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即因语有诋触而去之未尽，乃犹误存其条目也。近人黄侃季刚有日知录校记，据传钞本有此条，文长六、七百宇，又他所删改处甚多。而当时馆臣所以深贬日知录之经济无当，其为媚清取容，更无俟深论。故于原书论政诸端，全不一及，而独拈音学五书序一语轻致讥弹，显见其为遁辞。道光十三年癸巳，阳湖李兆洛申耆、嘉定黄汝成潜夫为日知录作笺注，始谓「中言时务八卷，乃全书精华。亭林所云为王者取法也。欲于漕运、河务、盐政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议及时贤论议，与相发明」。『语见蒋彤李申耆年谐。』先是泾县包世臣慎伯，于申耆处得读日知录，亦谓「其书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惟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而同时邵阳魏源默滦为贺长龄编经世文编，亦多采此书。日知录评价遂又一变。
要之亭林论治之见，其是非可无论，至其经世之志，为日知录一书之本干者，其后亦未为清儒所绍续，则即此可见也。何义门菰中随笔序，谓「亭林身后遗书，悉归其甥东海徐氏，然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亭林有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于徐处见一帙，言治河事，皆细书，不识能宝藏否。若遂付之鼠啮虫穿，不惟有负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书已失。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大旨似日知录，而经世时务之略，概不一及。即此可征学术精神之转向也。
[纂辑之学风]然则清儒所重视于日知录者何在？曰：亦在其成书之方法，而不在其旨义。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亭林尝自述先祖之教，以为：
[著书不如钞书]「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文集卷二钞书自序
亭林为肇域志，自言阅志书一千余部，其勤于钞书之精神可见。阮元揅经室三集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谓：「肇域志乃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乱离，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谓：「此稿藏德清许宗彦，深惜阮氏官浙抚时，不以付诂经精舍诸人士一编校。」又谓：「吴江吴兆宜辑一统志案说，其乡人顾我锜作序，谓徐干学奉敕著书时多采用亭林说。」今案：案说虽间引用肇域志中语，然其希略，语意又不类，其书盖不尽本顾氏。至于日知录尤为钞书工夫之至精细者。亭林又自言之曰：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釆山之铜也。与人书十
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
[亭林学之流衍]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然亭林论学，其斩截峻整处，固足与其人格行谊相辉映。其曰「舍经学无理学」，曰「著书不如钞书」，曰「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曰「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凡所云云，开其为此，而戒其为彼。其气厉，其指晰。而其治学所采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峯，如习斋，如蒿庵，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并。而卒为干嘉以下考证学派所羣归仰，纵其议论意见未必尽是，或不免于甚误，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论政特点]亭林对于政治之主张，大率备详于日知录卷八至卷十二之五卷。其最堪注意者，为对于风俗之重视。故论政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与第十三卷诸条精意相通，此点尤为亭林论政特色。盖亭林固亦染受宋明理学精神，而特不尚心性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也。兹举其较大之论点言之，则有郡县分权及地方自治之主张。亭林谓：
[郡县分权及地方自治]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卷八乡亭之职条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同上
故亭林于汉时啬夫及三老之制，皆深致向往之意。又曰：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同上
又于「里甲」、「掾属」、「吏胥」诸条均卷八均发此旨。又曰：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 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卷十二人聚条
故其于「馆舍」、「街道」、「官树」、「桥梁」诸条，均卷十二凡关于地方之建设与兴筑者，尤拳拳致其深情。亭林既着眼于地方之自治，遂连带而及郡县之分权。郡县分权，固为地方自治之先步也。故曰：
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卷九守令条
亭林又畅论其意曰：
[中央集权与法治]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有大奸有所不能踰，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同上
又引叶水心之言以见旨，曰：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雠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卷八法制条
[亭林之郡县论]亭林本此而创为郡县论。凡论九篇，收于文集卷一大意在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大权。罢监司之任，行辟属之法，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而设为久职。其言皆有见。惟欲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复世官，任终身，举子若弟为代，则未免矫枉过直。然明夷待访录方镇篇有「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之论。许方镇以嗣世，祸必至于割据。亭林惟县令设世官，已斟酌变通矣。此后如赵翼陔余丛考、戴望谪麟堂集诸书，对顾议均致驳难
[封建与氏族之提倡]亭林又谓封建不能复，则莫如重氏族。其言曰：
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文集卷五裴村记
故曰：「宗子次于君道」。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则罚中」条凡此所言，在上则慕封建，在下则睎宗法。虽激于世变，然怀古之情既深，而不悟世运之不可反，则终为书生之见也。惟主分权，重自治，固不失为正论。又其论俸禄，则曰：
[亭林论官俸]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白居易为盩厔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宫足以穴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日知录卷十二
与其卷十三论名教奖廉之议，见上引可以互参。潘氏曰：「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此虽一端，可见亭林立论，针对时弊，博征史实，而又斟酌人情以出之。虽有一二偏激过正之论，要以见其一家之独见，非苟偶而已也。
亭林与梨洲两人之异同
[亭林著书年岁]亭林成学著书，大率在四十五岁北游以后。此亭林与黄梨洲书亦自言之，曰：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采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见梨洲思旧录
此实语，非谦辞也。亭林著述之大者曰音学五书，曰日知录。音学五书着手较早。崇祯癸未，亭林年三十一，已有诗本音之辑。曹学佺为之序。谓：
吴门顾宁人，家传诗学……一日，出其所著诗本音示予，喟然为之叹服……往者吾乡陈君季立，依吴才老之书，为毛诗古音一编，焦澹园先生以为独得古人之传。而一字数音，未有条理。至宁人则秩然不紊，而博学旁通，至当归一。
是亭林音学五书，最先成者为诗本音，而启途开疆，实自明之陈、焦诸人，曹氏已言之。四库提要称亭林音论三卷，成书于崇祯癸未，盖系诗本音之讹其后亭林以四十五岁北游，始交任子良唐臣，得假吴才老韵谱，读而校之。越后十年，亭林五十五岁始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张力臣父子任校写之役。其后又十三年，亭林六十八岁有音学五书后序，自言：「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若自崇祯癸未计之，则得三十八年也。亭林谲觚自序谓：「仆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可证亭林三十一岁所为诗本音，曹学佺为之序者，乃亭林最先笔记初稿，其后必多改定。而亭林又言音学五书「为三百篇而作」，语见后序亦见诗本音乃亭林着五书最先主源也。然则亭林音学五书，虽发轫远在崇祯癸未，而成书大业，则全属北游之后。王国维观堂别集音学五书跋谓：「此书卷首曹学佺序，署崇祯癸未，亭林此时实尚未为音均之学，无所谓诗本音，并无所谓音学五书也。此序盖出假托。亭林前后三序皆不署年号，乃假为曹序于前，一若此书为明季所刊者，盖以避文字之祸。参阅姓名，列徐氏兄弟三人，意亦犹是。」梁氏学术史谓：「亭林交任唐臣，得假吴氏韵谱，自此始治音韵学。」若梁、王之说果信，则亭林音学五书亦全部起业于北游之后。兹以亭林自言「纂辑此书三十余年」，又云「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故未敢遽以梁、王之说为定，而附着之于此。至日知录初刻八卷，则亭林五十八岁，已在音学五书开雕后三年。又阅三年，六十一岁自称「续录又得六卷」。此据张穆年谱又三年，六十四岁作日知录自序，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自是迄于其卒，日知录又续有增益，凡得三十二卷。亭林自谓：「自三十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谲觚自序又曰：「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钞书自序又曰：「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
[亭林南北交游]大抵亭林为日知录，应在五十后。今考其五十前后交游，四十五至莱州，得任子良；至青州，得张稷若尔岐、徐东痴夜。四十六至邹平，得马宛斯骕：至长山，得刘果庵孔怀。五十一至太原，得傅青主山；至代州，得李子德天生；至华阴得王山史宏撰；至盩厔，得李中孚颙。凡此诸人，惟东痴以能诗鸣，二曲以理学着，其它皆精考核为博古之士。而亭林四十五以前朋友，如归玄恭庄，如万年少寿琪，如潘力田柽章，如吴赤溟炎，则皆文史之材也。是亭林学侣，在南者多尚藻采而贵通今，在北者多重质实而务博古。亭林自四十五北游，往来鲁、燕、秦、晋二十五年。尝自谓「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见汉学师承记然岂止舟鞍、稻麦之辨哉？其学亦北学也。虽其天性所喜，亦交游濡染有以助之矣。
[梨洲与亭林之比较]梨洲著书成学，亦在四十六岁入山以后，盖二人遭际差似也。梨洲五十九岁自谓：「始学于子刘子，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见文案卷一恽日升文集序此亦非谦辞，乃实语。然梨洲致力于义理，而亭林转向于考据。此虽学人之异性，亦交游之殊尚。虽以豪杰，莫能自外尔。又梨洲五十四岁成明夷待访录，其后即不谈政治，专究性理。而亭林日知录始终以「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为意。盖梨洲自中年以后，蠖居浙东，轻易不渡钱塘。身值姚江、山阴故里，流风犹在，故以阐承道统、发明心性自负。而亭林栖栖京国，朝政时事，感触者多，故亦以治道、经济为念也。比观梨洲、亭林两人，早年皆身入社会，名列党籍，吴应箕所编复社姓氏目录，昆山入社者亭林名列第六。一似也。皆承家学，擅诗文，注意当朝典章人物，二似也。中年皆出入军旅，献身故国，志切兴复，三似也。及以屯邅艰险之余生，毕意撰述，著书成学，皆在五十以后，四似也。惟梨洲近于狂，而亭林近于狷，为二人性格之不同。梨洲终于里门，晚年足迹不越浙江两岸，而亭林则东西南北，为四方之人。一老于南，一老于北，为二人环境之不同。而学术之异，亦若由此而判。是虽以豪杰命世之姿，其早年之性习，与夫入世后之熏染，皆足以范围其意趣学问于不自觉之间，有如此矣。则亭林所恳切注意于风俗盛衰之间者，其为深心巨识，不亦即此可证也耶！
附：马骕传略
马骕，字宛斯，济南邹平人。生明泰昌庚申，卒清康熙癸丑，1620－1673年五十四。顺治十六年进士，为灵壁知县，有政绩。
著述大要
宛斯着绎史，起上古，迄秦亡，每卷一篇，为一百六十卷。卷首有征言一篇，大意谓：
[绎史之取材及其体例]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于左氏春秋笃嗜成癖。爰以叙事易编年，篇目一百，各附以论辩例图谱，悉出新裁。雠正旧失，数易藁而成书。辩例三卷，图表一卷，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坊刻左传事纬多缺去。』……庸复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战国，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凡一百六十篇。篇为一卷。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纪事虽止于秦末，而采书实下及梁、陈，事则无微不悉，文则有长必收除列在学官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孝经、大戴礼记、国语、战国策、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以上全书具在。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钞。若屈原、宋玉诸骚赋，则取之楚辞、文选等书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风后握机经、山海经、周髀算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之类，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事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家语、孔丛子之属，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又如管、庄之书，亦非尽出管、庄之手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而已。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之类，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论。肤浅不论，姑存一二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贾谊新书、陆贾新语、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王充论衡、桓谭新论、刘昼新论、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颜氏家训、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王嘉拾遗记、干宝搜神记、任昉述异记、东方朔神异经、刘向列女传、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扬雄法言、桓宽盐铁论、焦氏易林、抱朴子、许氏说文、文心雕龙、刀剑录、鼎录、十洲记、高士传、列仙传、神仙传、列异传、录异记、异苑、方言、释名、文中子，以上诸书，去古未远。采取详略不同。自隋以后，例概不收若乃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出军诀、泰壹杂子、轩辕本记、大禹岳渎经、师旷占、归藏、尚书大传、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周春秋、汲冢琐语、师春、春秋少阳篇、韩诗内传、元中记、列士传、丹壶书、冲波传、子思子、公孙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计然、缠子、随巢子、胡非子、田俅子、鲁连子、燕丹子、王孙子、阙子、金楼子、正部、孝子传、三将录、刘向别录、汜胜之书、丧服要记、琴操、琴清英、古今乐录，此等或真或伪，今皆亡矣纬谶诸号，尤为繁多，七纬者，易则干凿度、精览图、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持则含神雾、推灾度、泛历枢；尚书则璇玑钤、考重曜、刑德考、帝命验、运期授；春秋则元命苞、文曜钩、演孔图、遵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助佐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礼则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则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孝经则援神契、钩命诀。以上垃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此外又有尚书中候、春秋内事、命历序、论语摘辅象、撰考谶、河图握拒、玉版挺辅佐、括地象。洛书灵准、听龙鱼、河图遁甲、开山图、论语隐义。名目纷纭，不能悉载则取诸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王逸楚辞注、郦道元水经注、六臣文选注，以及左、国、世说等注，其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至类书则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献通考、郑氏通志、玉海、说郛、事类合璧、天中记、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今皆收之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即如左、国、公、谷，序事各别，是事同文异也。麦丘邑人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鸿鹄之对，或为晋平公，或为赵简子；是文同人异也。刘向、韩婴等所记，尤往往相乱。至诸书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腶修」，谷梁作「锻修」；「无骇卒」，谷梁作「侅」；「齐人歼于遂」，公羊作「瀸」。此类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礼「徧」多作「辨」。吕览「仅」或作「觐」，「期」或作「旗」。庄子「居」或作「姬」。此各书用字之异，不可更也互见迭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事屡见而辞不同，亦并收之，如楚庄王大鸟之喻，介子推龙蛇之歌，皆四五见矣。或谓事无甚异，不必兼存者。然如公、谷二传，其不同在只宇之间，将何者可废？且管、韩著书，亦多有一事两载者。古之人固有取乎尔也积思十年，业已撰集成书，独是僻处下邑，学识固陋，未免搜罗有限……海内博雅君子，或家传邺架，或……曾见遗书，或从馆阁中秘钞来副本，幸邮致以篇章，及指示以名目。即如世本一书，后人不过转相引用，盖必失之久矣。至若皇甫谧世纪、谯周古史考，宋元人犹及见之，岂今已亡？且天下不知名之书多矣。至金石遗文，今所习见，不过考古图、博古图诸铭，及石鼓诗、诅楚文、岣嵝、尧母、孙叔敖、季札等碑而已，恐不及见者尤多。与夫碎细小品，若师旷禽经、宁戚相牛、朱仲相贝之流，大凡有助此书者，并求教益倘获一言之赠，奚啻百朋之遗。
[释史与以后之考证学]其书体例，据是可见。宛斯此书，王昆绳兄汲公『名洁』尝为参订，其名与序，嗣后刊书时为人削去，见居业堂集卷十八。又清末仁和谭献，滦嗜其书，悉心校雠，条列凡例。引用书目一，『仍分存、逸、辑三类。』古书真伪二，『马氏闻阎潜邱言，即欲分别尚书今、古文，一一注明。或以为当时已有改定本，即以此旨辨正羣书。』羣经正字三，『用陆氏释文、宋本注疏，并采王氏述闻以下诸家精确之论。』诸书善本四，『皆据先正校雠定本。』要删补正五，『尔雅、素问、管、荀之属，多有应增补者。』除重去复六，『两书、三书及纪载异同。』改定分注七，『推究事实改定，下一格为附录，大书分注，一一审正。』以后从前八，『如国语之于左传，国策之于史记。他书类推。』见复堂日记卷五，惜其书未成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搉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着眼者，[崔东壁考信录]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梁氏学术史附马氏于初期史学家之末，谓「经史搜罗极富，可算一部好类书，惜别择不精」，此非笃论也。宛斯已自言之，曰传疑，曰真赝错杂，曰附托全伪。其所隶诸目，虽不能一一允当，然不得谓其无别择。其兼采汉、魏以下，旨在观异同。其不惜互见迭出者，旨在广见闻。其意惟章实斋能言之。所谓「著述」与「比类」不同，为比类者，当「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曰：「藏往欲其赅备无遗，知来欲其抉择去取。」宛斯此书，正欲求赅备，而讥其无抉择，可乎？稍后有奉天李锴铁君，着尚史七十卷，其书于赅借、抉择两无取，意若欲为著述，而识力不能及。梁氏谓其体例近绎史，亦非也
[亭林宛斯交游踪迹]王渔洋池北偶谈，称「宛斯此书，最为精博，时人称为马三代。昆山顾亭林尤服之」。考亭林、宛斯相见，在顺治十五年戊戌，亭林年四十六，而宛斯年三十九。宛斯即以是年举于乡，翌年成进士。其成书当在后。然亭林音学五书、日知录诸作，亦均未有。宛斯卒在康熙十二年，亭林年六十一。时音学五书已成，日知录亦得十四卷。论两人学术，固若并辔齐踪，无所先后。而余颇疑其时稽古朴学，本已盛于齐、鲁之间。亭林渡江而北，历交蒿庵、宛斯诸人，乃一变往昔诗文华藻之习，而转归于考索。则无宁谓亭林之熏染于北学者深也。亭林自谓「年过五十，始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而盛推蒿庵之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为可传。亭林集答汪苕文书[亭林熏染于北学][南北学风之共同点]
余观其究音韵，考金石，皆在北游后。而蒿庵集又谓「时重诸子」，蒿庵文集卷二日记又序故山东如张蒿庵、马宛斯，山西如傅青主，皆亭林交游，用意于斯学。而亭林于此致力盖浅。此见北学渊源，自有来历，不得谓尽受亭林影响。惟亭林治考索，体大思精，所造特卓，故后人羣致推崇耳。且当时南北学风，固有其共遵羣趋之一境，而亭林亦始终以之者，则其所守家训，所谓「著书不如钞书」之说是也。肇域志无论矣，日知录、音学五书，皆钞书之至精卓，而几几乎超脱钞书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之绎史，南方如梨洲之学案，顾非钞书之至精卓者乎？钞诗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之宋诗钞。推而至于经籍，有朱竹垞之经义考；地理，有顾祖禹之方舆纪要，皆钞书也。即稍后阎百诗、胡朏明一辈，其著书亦犹不脱钞书痕迹。即谓清代经学皆自钞书工夫中来，亦非不可。[清代经学从钞书工夫中来][分类钞书法][辑逸]此即章实斋所谓「纂辑」之学也。纂辑之风，已盛于明中叶以后，特至是而渐趋精卓耳。故亭林得自庭训，而出门合辙，非亭林之自辟户牖，亦可见矣。近世盛推清代汉学家尚证据，重归纳，有合于欧西所谓科学方法者。其实此风源于明代，由一种分类钞书法，而运用之渐纯熟，乃得开此广囿也。余又考施闰章所为灵壁县知县马公骕墓志铭，收碑传集卷九十一谓：「宛斯于绎史外，又集十三代纬书，篇帙倍富。疾将革，语子弟以左传事纬及纬书二编未镂版为遗憾。」其后辑纬书者踵起，历城有马国翰竹吾以辑逸成名，或颇渊源于斯辑逸亦钞书之渐臻精眇而始知者，亦犹证据之即钞书之渐臻于精眇而始富也。余因论亭林学风，附及宛斯，以见当时南北学术风流趋尚之大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