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退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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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不再对真实世界及其所有财富和真理一无所知，而是有人刻意向我们隐瞒了它们的实情；与新世界中那些较为幸运的地区相比，在我们古老的欧洲，各种事物的处境最为清晰地体现了出来，如果说，身处这一处境的某个民族不得不在种种歧途————这是该民族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开创出来的种种错误道路————上继续前行，那么，迫使该民族这么做的，便是那从丰富多产的想象力手中接过统治权杖的病态想象力，便是那效仿真正诗人之热忱的高烧者的连篇呓语。在这种环境下，一种所谓更崇高的修行收获了一些最为灿烂的成果，但它们并非修行者们富余的精神力量自由发展的结果，而是他们面对病态社会时想出的权宜之计；它们是市民生活这块人造荒漠里的不满之情在我们周围的突然爆发；它们意味着逃离现实、奔向思想王国的流亡，这就好比那种背井离乡的流亡，它并不总是流亡目的地之富庶的见证，而是那里的苦难的见证，而这些修行者却不得不将这流亡地当作容身之所。因此，据一个颇有见地之人对古老世界和新世界的观察，后者中更广为普及的教育虽然无疑要优于我们世界里的教育，但其中各种科学和艺术————它们并不追求一个能直接见功效的目标————的进步都显得无关紧要，相反，在已走向没落的罗马帝国，在充斥着流氓恶棍的古老法国，各种科学和艺术却仍在繁荣发展。在华盛顿（Washington）和富兰克林（Franklin）的祖国，每个人都有立足之地、可用之食，在这里，适当的劳作既已可保证劳作者获得维护感性和道义所需的所有乃至更多事物，那么人们为何还要费尽心力去粉饰那些无法满足任何需求的赘物呢？在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应为得不到维护和享受生活的必需品而担负责任。没有人会疏于那种构成人类宝贵优势的勤俭持家之风，没人是生活中的多余者，没人会舒舒服服地退回自己的世界，强迫自己沉浸于思想世界中，去追求那世上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这些［被美国人所摒弃的］可悲做法却构成了我们这些古老欧洲人的所谓精神优势。这种优势与这些做法一样，都诞生于令人痛苦的断［除物质欲］念之中。……［316］

    如果说，想象力在人类发展初期的专制是合乎自然的，而专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倒退都意味着理性的进步，那么在后来的某个时期，这种专制因被迫占据统治地位而遭受的种种限制则意味着公共福祉的进步。理性与福祉、内在与外在的进步，这二者互为前提。人们大概是为了更幸福而变得更理性了，并且，人并不总是因为要追求幸福才更理性，有时候要变得更理性也必须以一些幸福感为前提。谁知道呢，说不定当人类发展到某个阶段时，外在物质财富对于增加人的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或许比它们对于提升人幸福感的重要性还要大呢。

    新世界里的福祉看得见摸得着，它因此远胜于旧世界里徒劳无益的思想盛宴，尽管如此，人们却仍可以想到，世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它们比［新世界和旧世界里的］两种情况都更面面俱到、更完美。在这些处境中，人们无须放弃现实中的财富，也仍能以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调动想象力，并且这种对想象力的运用因更明智而更有成效。北美的新欧洲人的理智之优越性正体现在，这种理智是直接奔着上述目标［对想象力的最有效调动］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部有关鉴赏力学说的手册能带领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它，唯一的途径便是去研究并催生一些社会形式，一些与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真理及其运用最为契合的社会形式。

    在导致我们精神无能的那些原因中，有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都源于我们外在的物质匮乏，我们大多数的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我们感性的贫瘠。有人曾说，世上有这样一些真理，若给它们裹上破旧的外衣，人们便不能很好地去宣扬它们，且这种宣扬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成效，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世上还有更多的真理，若给它们裹上破旧的外衣，人们根本就无法把它们说出口。财富给予人勇气，既使人变得坦率，也使人变得高傲；我们的思考之所以有奴性，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并且我们的判断通常与我们的处境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在这两种与生活的关系［我们的判断与处境］中，我们都以贫穷作为出发点，并且只会同时变得稍微富足一些。野蛮人关怀自己的身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荒唐地去装饰它。他折磨自己，却认为这是在装饰自己，他使自己［318］致残，却认为这是在美化自己，他的四肢暴露于各种敌对因素的威胁之中，他却还烧灼、切割它们，丝毫不懂得去保护它们、给它们着装；这就好比，早在野蛮人搞清楚该如何保卫和维护其与上帝相似的精神存在前，我们便自负地认为，野蛮人及其精神存在已经被那些恶习和偏见所扭曲和毒害了，而野蛮人却同样自负地认为，这些恶习与偏见正是其纯粹的功绩和智慧。

    若我们一直甘于为每一种低级的盲从或热情卖命，我们那些所谓美的艺术又何以能上升到其本应能上升到的高度！它们为迷信建造并粉饰了庙宇，为每一个暴君筑起了重重宫殿；它们搜刮自己所有的财富，将其贡献给了自私与傲慢；时至今日，若我们将————就如卢梭曾经拿拉封丹的寓言所做的实验那般————饱受赞誉的绚烂诗歌之花分解，便会发现，我们眼前呈现的，几乎没有两三朵不是自欺和谄媚的恶心混合物，不是盲目崇拜其自身及他人的卑劣行径时的产物。

    不论前进中的人类所拥有的各种攫取方式之间有何区别，在现实中，这些攫取方式都隶属于同一个种族，它们都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并且，决定价值的是感性的攫取方式，决定其受益者幸福的是道德的攫取方式。万物的自然属性在身体的裸露和精神的富足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渊，而想象力则徒劳无功地在这道深渊上空架起了七彩拱桥，能借此跃过这道深渊的，偶或会有个把天才，但却绝不可能是整个民族。要让一个民族跃过这道深渊，必须得建筑一道能承受身体重量的坚实桥梁。若将娇惯我们的物质财富视作公共财富，它们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若将败坏特权享有者的特权视作权利，它们将使其拥有者变得高贵。只有当它们变得罕见，只有当这种罕见不再赋予那些从属于它们的事物以更高价值，我们才不会再将它们与其他绝非基于偶然的权利混淆。贺拉斯的

    Virtus post nummos！

    ［先金钱，后美德！］

    这句格言从个体口中说出来虽是无耻的，但若要谈及所有民族的命运，它则包含了一个更能宽慰人心的真理，而诗人奥古斯特及其艺术资助者却是无法参透这一真理的。

    人类日益坚定地把知识当作权力，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日益深化，即控制自然的能力渐长，也学会了将生活中那些消磨和耗费其最好精力的奴役性活计都交给了其双手的创造物，交给了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工具，伴随着这一切的发生，人类为自己开创了一条通往更幸福的新世界之路。在这个新世界中，无忧无虑的人要求自己为更加崇高的事物而努力，其艰辛的旅程也会由此而获得回报。在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可能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发展，或者说会发展到美国人那种令人惬意的中等精神水平，这种发展要远胜于我们那种病态的瞎胡闹，并且，诗人的精神也因此而能更高地飞扬，因为那种在陌生领域中毫无目的的四处乱撞再也不会使它精疲力竭。相较于我们市民社会中那种无比艰辛的闲荡，即我们所谓博学多识，一个真正的人性社会中的悠闲还会结出其他硕果；迈步向前的幸福所高唱的凯旋之歌，它听起来应该不同于［人类］因渴念未被满足而发出的叹息，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欢呼，它听起来应该不同于其被缚时的叹惋。

    ［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论语言》（„Über die Sprache“）————“说话，好让我看见你！”（„Rede，daß ich dich sehe！“）————海德堡：C·F·温特尔出版社，1828。

    注释

    [1] 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作家、哲学家，与贝纳德·B·德·封丹纳（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并称为法国启蒙运动早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其重要的代表作有：《历史哲学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