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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满，于是逐渐将谏官的职能分化，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比如侍中、散骑常侍等职；主议政的则演化为侍中寺、门下省等机构，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政府的工具。
陈頵闻言，不禁微微一愕，随即嗫嚅一下，回复道：“听不听在裴公，而言不言在陈某。”
固然，理论上凡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但大家伙儿既然还有本职工作，则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讽谏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减轻啊——君主之独裁，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想到这里，他便摆摆手，阻止了熊远继续反驳陈頵，随即面向陈延思，一字一顿地问道：“卿此言确实有理，是我疏忽了。然而，我若于行台设诤谏之官，卿可愿为么？可敢言么？”
裴该当年在建康的时候，之所以特别关注王羲之，有一定的“追星”因素在——那可是书圣啊！你到后世打问打问，东西晋之交，是知道王导、祖逖、陶侃的人多，还是知道王羲之的人多？凭什么我吃到一枚鸡蛋可口，就不能主动要求见见下蛋的鸡了？
对于这点，裴该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权柄，完全可以在关中彻底自搞一套，他却仍然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对于裴嶷等人因传统思想而产生的反对情绪，宁可花时间、精力去耐心说服，也绝不强行压制。况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没用，人若不给你认真执行，阳奉阴违，必然难以成功。
于是裴该就对陈頵说：“我即授卿诤谏之职，望卿毋负我望。如今日所言三失，我尽知矣，卿不必复言，我及行台别有疏漏、差错，卿当直言不讳。”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政府，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按照制度，谏官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但不能降罪于谏官。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可以诤谏君主，但你若闭口不言，别人也不会强逼你；谏官若不言，则纯属失职。所以谏官之设，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那么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已经下决心要知难而上，为了集体的团结，更为了不自矜、骄傲导致误事，乐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肯于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则谏官之设，又有何不可呢？
“凭卿再谏、三谏，我皆不从，又如何？”
可是李茂约虽然也算书法达人，其水平却远不如其妻，则卫夫人的嫡传弟子，想必要比我这个李公子的挂名传人强得多吧。不知道王逸少如今已经到了哪种水平了？我要不要先存他几张字帖，将来可以传诸子孙啊……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而已，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并对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此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亦皆负有谏议之责。
陈頵倒没想到裴该那么轻易就认同了自己的建言，他原本以为还要劝说半天才可能见成效——终究谁都不乐意在身边常伴一个提意见的呀，此乃人之常情。但他的打算是将来裴该还朝之后，把关中行台更为严谨的政治架构，直接套用于朝廷的，则若预先不设谏官，将来再硬塞进去就难了，故而做好了苦谏的准备。
裴该闻言，不禁抚掌而笑——是个人就能瞧出来，王、庾两家派俩孩子来关中，究竟为了什么啊，我又岂有不知之理？他是没打算接王导递过来这橄榄枝的，因为裴、王如今龃龉，纯因国事，不是他本人记恨王茂弘当初扯自己的后腿——哦，对于庾元规，倒是难免存着不小的恶感，难以消解。
裴该心说我的行为怎么就不受制约了？先不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制约，那些旧制度、旧习气，因旧官僚而给我下绊子，使我不能舒心畅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再设谏官，比方说你陈延思，见天儿上书要我轻工商、罢民屯，下笔千言，口若悬河，在舆论上攻击我，那我还不得给气疯喽！
不禁暗道：“大司马倒确实从善如流啊……”便即拱手：“若大司马不以頵卑陋，假我以诤谏之任，自然知无不言。”
这是主动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起码打开一个下情上达的通道，自定会因此而产生不少的麻烦，但同时，制度的完善，能够将更多可能的失误都扼杀在摇篮中，这未必是一桩坏事啊。唯使我不得衬心顺意而已，但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又岂能想望诸事尽皆衬心顺意呢？！
裴该笑笑：“若卿进谏，而我不听，奈何啊？”
陈頵正色回复道：“道与言未必契合，一言不听，未必其道不行。倘若谏臣所言，君主必听，则是以臣挟君也；倘若一言不听，即挂冠而去，是伪为龙逄、比干，而拟君为桀、纣也——此非诤臣，而是要名之妄人。大司马若有缺失、疏漏，頵自当直言进谏，若其事小，不听也可，但请更咨于众；若其事大，乃当固谏，即不我听，也不至于逃去……”
就理论上而言，裴、陶二人对此事不大可能坚决反对，因而陈頵便再次向裴该行礼，改口尊称“明公”，而自称“臣”——上下级之间，尤其某官及其自辟的僚属，依秦汉之风即等同于君臣，起码礼数上如此，逮魏晋而俗不变，大概要到南北朝和隋唐以后，所面非人君而以“臣”自称的习惯才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