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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可见他对八股文的重视及对挹古文精华为八股文的主张。《钦定四书文》中大部分都是选的明人作品。他对明代八股文评价，也以能融汇经史，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品为佳。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引他对明人制义评价的话道：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恭然矣。至启、桢诸家，则穷思必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征之后，又分析其“所长”、“所蔽”，但主要还是赞赏“以古文为时文”是明文之极盛。所以韩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倾向是读书和古文，就是说“八股文”不仅限于《四书》及传注，要多读书写出有内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样的文章。但其基础还是八股文的基础。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钻研八股文，致力于写古文时，不能不说其表现手法，因思维方法，其中心义理，还是在八股文的基础，八股文的功夫上所变化出来的。因此人们说他“以时文写古文”，自是有根据、有事实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义法约选序》，开头即说：“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及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最后说道：“《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见其推祟的还是五经、《四书》，孔孟正宗、正经正史，直到韩愈，不及先秦诸子老、庄、杨、墨等家，其义法体系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不只是表现手法，而首先在于思想体系。
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人续之；另有武进张惠言、恽敬，致力古文，世号阳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这些人中，除刘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举人于正榜之后，再取几名于榜后，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于现在考学校“备取”，如有人不来，还可补上。副榜只是名义，不能补。）外，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绍外，其他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曾国藩是道光戊戌进士，张惠言是嘉庆四年进士，恽敬也是举人出身。他们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于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础，还都是长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制义丛话》中引几则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现引一则如下：
“方望溪《群居终日》节文，起比云：‘业固精各治者也，无故而处一堂，其神志已涣矣。而复外以名教以为乐，是以同恶而相滋也。时不可以再得者也，优游而多暇日，其出人不远矣。而复漫为鄙倍以相娱，是不独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诸子之绪余，而练作时文，自异凡响，此文当为吾斋塾中座右铭，凡我学子，当敬诵之。”
又引《先进于礼乐》章题中二比云：
“吾尝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约者，大都无所纷华，而子弟以风流相尚，逐渐觉先人之迂阔，不近于人情，则夫上下数百年之间，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尝近而征之，一乡一邑之间，其长老之谈笑而嬉游者，大率见闻皆古，而少之润色为二，窃以为上世之衣冠，不宜于大雅，则夫邦国朝庙之间，其变迁更可想也。”
以上两例，可见方苞八股文的面貌。虽然排比成一股一股，两两对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于四六骈体文之对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单独读之，其文气并不殊于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题、承题等程式，一开始先提纲挈领概括全题的写法，起承转合的步骤，时文与古文之间也并无明显的差别。即最著名的《项脊轩记》（按或印作“志”）一开始：“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过午已昏。”不是俨然一“破题”与“承题”吗？通篇所写，在作“旧”字，正是老于八股文手法所写的感情文字。不但这样，连旧时公文程式，一开始“摘由”，把不论长、短，内容简单或复杂的文字，在前面先用一两句话，把全部内容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先不必细看全文，便知道是什么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题的手法，十分明确扼要，在处理公事上，撰写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维推理逻辑，这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近人陈柱《中国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话并加解释道：
“章炳麟云：‘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派也。’盖注疏释经，八股文为衍绎《四子书》及五经之义理，故注疏外式异八股，而内函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议，为八股之余事。故明、清奏议，形体异八股，而精神实为八股之支流。”
“奏议”是明、清公文的最高档次，是写给皇帝看的公文。为此想到殿试对策。会试礼部发榜，考中的人再参加殿试，分一、二、三甲名次。会试在北京贡院，考三场，但最重要的是首场三篇八股文。初拟取中的人，才调阅二三场“五经”及“策问”卷。殿试则只考一天。考策问、试卷是“大卷”。照例不再作八股文。殿试策问体例按照题目开首照例是“臣对臣闻”如何如何，这就是所谓的“金殿对策”。从明代以来，科举考试金殿对策照例是用四六骈文，从不用八股文形式金殿对策。据《四勿斋随笔》记载，清初即改变了这一形式。文云：
“顺治六年己丑科上始临轩亲策，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满汉曾无异说，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语言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将亲览焉！
刘子壮对曰：
臣闻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百姓之所以异视者何也？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尝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合。而又时当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了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为异也。
满汉之不能不相异者，何也？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之为善狡，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駮，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不可同欤？”
原文较长，引在此处，删去中间“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两大段，约六百字。此文的作者刘子壮，字克犹，湖北黄冈人，顺治己丑状元。著有《屺思堂集》。这是一篇不用“四六”，改用八股文笔法文体写的对策，政治倾向很明显，实用意义很及时。是一篇用八股文体给皇上写的很好的奏议。其较四六骈文为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实现象清楚地分析比较。无四六骈文华而不实之弊，有分析事物，实事求是，明白如话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逻辑推理思维、满、汉、异与不异、尚质与尚文，信与不信等两两对比，种种实际情况、种种改变的办法，都用相当明确的言语对照论证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就其实用意义讲，用八股文体的手法写奏议，较之四六骈文，效果好的多。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事理思维及语言表现的手法；如一上来“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人君、人臣、致仕（即用人）、进言、力行、多言、文、质，上下文，本句内，都是作反正的思维，其语言表现自然是极为周密的了。这种八股式的思维，十分准确而周密，是长期锻炼所致。值得很好注意，分析明清历史人物时，应想到这点。所以章太炎氏所说：“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流也。”这就不仅说的十分正确，而且说到八股文与明、清两代对古文的影响而外，对奏议的影响，也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在封建政治管理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了。或者也可说是八股文对公文的实际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