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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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股文是在严格的长期传统教育之下学会的。其本身是限制很严，很难写而更难写好的一种文体。为此要明确八股文难写之程度及种种难点，必需先明确八股文教育之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讲述其难点。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如前文所述，首先是熟读背诵大量古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这个熟读不是一般的熟，而是要能作到提到那里背到那里，真正所谓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不要说一般记忆力差的小孩难以作到，即使是聪明小孩，记性很好，要把这一大堆古书背熟，也要利用和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而理解力较差、尚未成熟的特征。也强调读熟背诵。而且反复强调一个“熟”字，根据不同智力，宁可少些，但要第一次时就读熟，决不能让其夹生。使其记忆库中，第一次即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要求是符合儿童生理实际的，所以做得到，有效果。第二是利用语言声音节奏与习惯的自然合拍，会产生记忆效果的经验。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弟子欧阳生云：“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所谓“诵习”花不少时间和很大气力。而且读熟的书，要保证不遗忘，这就要随时复习，不然，虽然一时背熟，很快便要回生，遗忘，前功尽弃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思考历史，会发现这种教育手段是肇自先民，起码从周代就开始了，或者更早。《论语·学而》第一，开宗明义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突出“学”，再强调“时习”，这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也是符合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文化的保存流传不是在图书馆、博物馆、名胜古迹……而是在一代一代部分活人的脑海里、记忆中、思维中。舍此而外，那就谈不上什么民族文化了。这种教育手段之有效性，在于强调了符合人类生理智力特征的三个环节。第一即充分，就是高声朗读。这同佛教和尚念经的方式不同，旧时俗谚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和尚念经的方式是从印度佛教传来的。只是重复着念同样的经文，目的只是念。而不是为的记忆、理解、接受文化知识，以及学会作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作官等等。再有高声诵读，熟悉文字声音节奏，对于学会写文章、写出流畅的文字，大有关系。过去说学作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哼。”其实不但作诗，作文同样如此。尤其是文言文，只要读熟背诵若干篇名文，你自然理解语言节奏，虚实字的位置，自己执笔为文时，自然不会弄错，写的十分流畅。其实写白话文同样如此，只要一读出声音来，马上会发现文字中的毛病，或多字，或少字，或有不衔接处、重复处，这就是中国文字诵读的重要性。第三用大量时间的温习，即第一次读熟的书、已经背诵十分流畅的书，为了防止遗忘，有步骤、有计划地再复习诵读，一遍两遍，这是保证永久记忆、扎实基本功的有效手段。因为一般人读书第一次记熟背诵，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常常记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用于复习，才能巩固记忆，这在孔子时代就特别强调“温故而知新”。两千多年来一直强调这点，直到明清八股文教育时代仍然如此。由于这三项有效的措施，保证了熟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其中天份好的，能表现出惊人的效果。也像现在智力突出的儿童一样，历史上也不乏记忆力惊人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闺四月十五日就记有“孝感李生维埙……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按汉立《易》、《诗》、《书》、《礼》、《春秋》于学宫，谓之“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唐开成年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白文总字数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按林日记所说“十一经”，一般是少《孝经》、《尔雅》。）不过林则徐《日记》所记的李维埙后来似乎并未成为大名人、大学者，或者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式的人物。而清代大学者中也不乏，如乾、嘉时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字二云。据《年谱》记载：十二岁时，参加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这都是真人真事。

    熟读背诵《四书》、“五经”，这是八股文教育基本功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如前引《儒林外史》所说“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王守溪即明末苏州人王鏊，大官、大学者、大书法家），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熟许多东西，才能完成八股文教育的基础。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之二是先强调记忆，在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再谈理解。这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人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而这些书要记熟，但又都是古老抽象的语句和道理，只能逐渐由浅入深地理解，不要说儿童，即使大人也很难完全弄懂。因而儿童读书时，如先强调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而这时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必须先强调背诵记忆，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儿童的生理、心理实际，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如不理解这点，就不能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科学性，如机械地以西方现代教育的观点认识中国历史传统教育，那必然要产生错误的认识、反科学的观点。这必然也就影响到本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下降。弄的一般大学生的本国语文水平连本世纪初期乡村小学的水平也比不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即中国传统教育本身，是强调在熟读当中自然地理解。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简单地说，即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再谈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开讲，也都是在读熟一部分古书，有了一定基础和理解力之后才开始的。《红楼梦》第九回写宝玉读书情况，已念到第三本《诗经》，而贾政告诉李贵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当时宝玉已念完《四书》，正念《诗经》，却还没有开讲，他的知识也还是自己在读书时、熟读背诵中自然理解的，所谓“讲明”，是按照“朱注”讲，作为写八股文的标准分析基础。《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鲁编修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也是在五六岁开蒙读《四书》、“五经”，五六年中把《四书》、“五经”读熟之后才开讲的。这个“讲”，现在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开讲的同时，不久也就要“读文章”，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当时是专指八股文，不包括什么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读文章”，就是读八股范文。学作八股文，读熟《四书》、“五经”是基础，是材料。再读文章，读熟别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样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说“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谓王、唐、瞿、薛，说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旃，这四人除王鏊前面已作介绍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顺之，字应德，江苏武进入，嘉靖会试第一名，官至风阳巡抚，晚年讲学，世称荆川先生，有《荆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师道，江苏常熟人，嘉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即俗称“榜眼”，官至翰林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以抗严嵩著称。薛应旗，武进人，字仲常，进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学使。以正直著称。晚年讲学，著述甚富，著称者为《宋元资治通鉴》。《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背景写的，所以举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钱福、归有光等。清代则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韩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连林则徐也都是当时八股名家。因说“读文章”，先略谈八股名家，容后另写专文详述之。“读文章”就是读名家八股文选集和当时各科中式的文章，即乡试、会试闱墨。有如现在准备高考，练习作前几届的试题，揣摩印出来的标准答案。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命方苞选了一部标准八股文选，书名《钦定四书文》，内选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为官书选本，至于私人的选本，个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这都是“读文章”的“文章”范围。当时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读熟经书之后，便是开讲、读文章了。开讲读文章的目的便是为了学作八股文。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这样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这就是说匡超人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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