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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革命成功的可能。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存在一些不可预见的东西，其形象将大大有别于任何纲领性的未来描绘。如今，这正在人们身上以及他们周遭的环境中生硬而鲜明地显现出来。”
对1980年的读者而言，还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在日记里才初显端倪，即几乎所有本雅明终究还能够与之建立起联系的人————顺便说一下，不管他当时是否清楚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犹太人————都属于反对派，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艺术上的反对派，这在当时差不多还能够互相区分得开。这些人，据我对其命运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而言，都或早或晚地作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在其他征兆下成了当时业已发端的斯大林统治的牺牲品，就连本雅明的女友阿丝雅·拉西斯后来也在“肃反”运动中被迫在一个集中营度过了多年光阴。此外，本雅明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他的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身上的或由恐惧或由玩世不恭所决定的机会主义。他未能避开这样的机会主义，以至于最终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在面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时候。
在本雅明的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对他的精神状态而言，他与那位极富才智的导演伯恩哈德·赖希（Bernhard Reich，早年在柏林的“德意志剧院”）————阿丝雅·拉西斯的生活伴侣（后来在其晚年成了她的丈夫）————的不无紧张的关系比起与其女友的关系更为重要，更富有启发。正如日记所证实的那样，阿丝雅并不拥有赖希所掌握的人脉。然而，即便与赖希，本雅明的内心也早在1927年1月就产生了一种费力掩饰的决裂。
当然，这部日记的核心，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样，无疑是本雅明与阿丝雅·拉西斯（1891——1979）那问题重重的关系。几年前，阿丝雅出了一本回忆录《职业革命家》，其中有专门的一章讲瓦尔特·本雅明。对那一章的读者而言，眼前的这部日记必定会令其大吃一惊，觉得既苦涩又压抑。
1924年5月，本雅明与阿丝雅·拉西斯相识于卡普里。他在从卡普里写给我的几封信里提到过她，并没有说她的名字，只是提到“一个里加来的信奉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女子”以及在谈到“对一种极端的共产主义之现实性的深刻洞见”时所说的一位“里加来的俄罗斯革命者，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无疑，从那时开始直到至少1930年，阿丝雅·拉西斯对本雅明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本雅明主要为了阿丝雅·拉西斯的缘故而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她还分别于1924年在柏林，1925年在里加，也许甚至还有另一次在柏林相处过。继朵拉·凯尔纳（Dora Kellner）和尤拉·科恩（Jula Cohn）之后，阿丝雅·拉西斯成了第三位对本雅明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女性。由本雅明在其作品《单行道》中写给阿丝雅·拉西斯的献词来看，情爱的纽带还与她施加给他的一种强烈的才智上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条街名叫阿丝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个作为工程师在作者心里将它开凿出来的人。”不过，这本日记恰恰未能让我们见识并理解本雅明所爱的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这部讲述了一个几乎直至逗留的最后一刻都未获成功的追求故事的日记，简直恳切得令人绝望。当然，本雅明去莫斯科的时候，阿丝雅正卧病在床，一直待在一家疗养院，几乎直到他离开。然而，她究竟得了什么病，我们却一无所知。于是，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大多都是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只有几次阿丝雅去了本雅明下榻的旅馆。她此前与人所生的女儿，我估计约莫八九岁的样子，也同样生着病，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家儿童疗养院里。所以说，阿丝雅不可能积极地参与本雅明的各种活动。她始终只是他所写的一篇篇报道的收听者，是他所追求的、却对其几乎完全拒斥的对象，以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争吵时的对手。对阿丝雅的徒劳的等待、永远的拒斥，最后甚至还有一种程度不低的对待情爱的玩世不恭，所有这一切都被极度详细地写入了日记，使得任何有说服力的、体现才智的迹象的缺失越发显得不可思议。与此相应的是，所有见过本雅明和阿丝雅在一起的人，在对我讲述他们的印象时都一致表达了他们对这对只会不断吵架的情侣的惊讶。另外，1929年和1930年，阿丝雅去了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竟然为了她而离了婚！如此看来，这里留下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这其实很符合像本雅明那样的人生。
耶路撒冷
1980年2月1日
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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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前言译自苏尔坎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单行本《莫斯科日记》。除特殊说明外，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2] 指《莫斯科日记》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