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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告诉你们一句话，也请你们记住。”宝鼎说道，“陛下的设想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陛下若想完成他的设想，就必须动用武力。”
宝鼎想去北疆看看，但始皇帝和李斯等人一门心思要加快“集权”步伐，如果他离开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发生变化，甚至会产生新的危机，再度引起局势的动荡，这导致宝鼎左右为难，犹豫不决。
“我离开北疆一年时间了，太长了。”宝鼎叹道，“司马尚年纪大了，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一旦他撒手归西，代北需要人坐镇。我目前还找不到可以坐镇代北的人，所以未来一年我回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临行前，宝鼎把帝国的两位财政大臣和帝国的两位主掌工程建设的大臣请到了太傅府。
淳于越郁愤而死。伏生、羊子等博士惨遭禁锢。还有一些博士既不愿意供职于朝堂，又无法离开关中，无奈之下只好出走咸阳隐居山林，比如崔广、唐秉、吴实、周术等四位博士就带着一些弟子隐居于商山，后被人称为商山四皓。
辛胜出任北军右副率，而章邯在宝鼎的极力举荐下，出任北军左副率，坐镇北行辕，镇戍代北。司马断则代替章邯出任东行辕统率，镇戍东北疆。
赵高和甘罗等人互相看看，眼里不约而同地掠过一丝忧色。
※※※
宝鼎对时局的把握非常准确，这是他的天赋，甘罗等人早已信服，不过在当前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宝鼎却做出这番悲观的预测，不禁让甘罗等人既沮丧又惶恐。帝国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和统一？
大秦本土研习的是法家学术，各级学府遵从的是“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所以《焚书》令对大秦本土影响甚小，但在关东郡国却掀起了血雨腥风。
面对中枢在北伐一事上的决策，始皇帝也动摇了。
大秦本土郡县自实施“轻赋薄徭”之策两年多后，因为风调雨顺和局势稳定，再加上中央政策对本土国民的倾斜，导致本土国力的恢复速度大大加快。
这一年的冬天，北部疆域无战事，匈奴人也没有攻击河西大月氏，而是忙于平定内部的叛乱。
攘外必先安内，匈奴人也不例外，这给了秦人实施“以夷制夷”策略的时间。秦人在西北疆暗中帮助大月氏加强防御实力，在东北疆则议和安抚东胡诸族，怂恿他们反击匈奴，而在代北等地，秦人借助边市回易，借助双方商贸的往来，以重利诱惑依附匈奴的楼烦、林胡、澹林等诸种部落，或暗中策反，或激化其内部矛盾以挑起争斗。
中原、河北、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都出现了坑杀叛逆的血腥事件，尤其两淮的楚王公子昌和江东的吴王公子高，下令坑杀的叛逆都在万人以上，而受到连累的无辜民众多达几十万，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名士大贤和他们的弟子门生。
还有一部分关东士人则誓死抗争到底，不但不遵令焚书，还继续聚众叛乱。关东郡国的官长们当然不允许这些人与自己作对，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痛下杀手，坚决镇压。
在激烈对决过程中，做为弱者一方的关东士人在生死存亡之刻也出现了分裂。
以李斯为首的一帮“集权”贵族也坚持北伐，不但让“分封”贵族始料不及，就连始皇帝也是大感意外。
这里面还有个前提，那就是北疆局势要始终保持稳定。
四个人躬身为礼，感谢武烈王在离京之前的提醒和告诫。
始皇帝和宝鼎在这段时间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
话说到这个份上，不能不让甘罗等人心惊肉跳。
然而，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却看到更大的危机正扑面而至。
宝鼎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大秦若想赢得南北战争，就必须中央集权，唯有中央集权，才能调动整个帝国的国力。目前形势下，中央和地方始终存在激烈矛盾，根本不可能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甘罗担心宝鼎不知道关东的实际情况，想趁此机会再做说服。稍作考虑后，他还是放弃了，假如宝鼎要北伐，那么国策自然要做重大调整。
北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大秦本土的安危。如果匈奴人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优势，频繁入侵，那么中央必然要投入巨大财力进行南北战争。这个消耗非常庞大，仅仅依靠大秦本土的财力肯定不够，必须倾尽整个中土的财力，但关东郡国力量假如不予配合甚至与中央公开对抗，那咸阳就非常被动。
赵高急忙问道，“近期你不再返回京城？”
这是严重隐患。关东局势持续动荡，与关东地方势力持续掠夺地方财富有直接关系。中央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目的是让关东人改善生活，摆脱困苦，稳定民心，而不是让地方势力借此机会发展壮大对抗中央，所以始皇帝和李斯等大臣已经在商量对策了。
“未来三年如果风调雨顺、局势稳定的话，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宝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边塞战事的停息给北疆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各边郡在有限的中央财政支持和蓼园一系的巨贾们的持续投入下，开始从恢复期缓慢转向发展期。
目前形势下，北疆大军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匈奴人，这导致北疆武力无法给中央以有力支持，也无法对国内形成强大威慑力，一旦中央和地方爆发冲突，地方割据自立，北疆大军能够拿来平叛的兵力十分有限，这些都导致了中央在现阶段推行“集权”策略的难度。
※※※
北疆的人事调整刚刚结束，咸阳就再度掀起了北伐之议。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这些关东叛逆或被发配到北疆，或被流放至岭南，绝不允许继续留在关东为祸。
“对关东局势的发展，你们有何看法？”
关东郡国如愿以偿地扩大了自身的权力，占据了更多的财赋，而这些权力和财赋在帮助他们增加镇戍力量以保证地方稳定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自身的实力。按照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关东郡国的力量就强大了，如果他们联手，足以抗衡中央。
始皇帝虽然支持宝鼎的意见，但也没有反对李斯的策略。他的这一态度直接导致李斯在隗状等大臣联合上奏发动北伐的时候，给予了坚决支持，试图以中枢的决策来逼迫始皇帝采纳他的策略。
治粟内史卿甘罗、少府卿赵高、将作大匠公子庄和司空陈禄四位中枢大臣同时受邀，理所当然和北疆建设有关，由此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宝鼎此次去北疆，可能要重开北伐之议，国策在未来两年可能要做出重大调整。
“不要抱有幻想。”宝鼎说道，“也不论陛下使出何种手段，最终解决问题的肯定是武力。”
最佳对策当然是通过调整赋税政策来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对财赋的占有比例。地方郡国能够支配的钱财少了，那么其他权力当然相应削减，但这一策议遭到了宝鼎和隗状等大臣的否决。
同样是“与民休养、轻赋薄徭”的政策，但在不同的地区由不同的官员去执行，其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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