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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根据识别符号[1]搜寻那些烧成黑炭、还可怕地冒着浓烟的尸体。成千上万个和我一起走在队伍行列里的人都在干同样的事情，用卡宾枪、刺刀、喷火器、机关枪，或者赤手空拳，都在干同样的事情，我们这一代几十万、几百万的人，在法国、俄国、德国都在干同样的事情————谋杀了一条人命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史无前例、规模空前、比以往任何战争惨烈千倍，范围广及天上地下的人类大破坏、生灵大屠杀之中，一桩私人的罪过又算得了什么？
再说————还有一件新的宽心事————在后方已经再也没有证人证明我的罪过。谁也不能指控这个因为特别英勇而受到褒奖的人过去曾经胆小怯懦，再也没有人能责备我这不幸的性格软弱。开克斯法尔伐只比他女儿多活了几天，伊罗娜嫁给一个小小的公证人，住在南斯拉夫的一个村子里，布本切克上校在萨维河畔开枪自杀，我那些伙伴或者已经阵亡，或者早已把这微不足道的插曲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启示录》中描绘的四个凶年当中[2]，“从前”的一切不是都和过去的钞票一样变得一文不值，毫无用处了吗？谁也不能控诉我，谁也不能审判我。我的心情犹如一个凶手，在小树丛里掩埋了他杀害的人的尸体，这时开始纷纷下雪，洁白的雪花又密又沉。他知道，再过几个月，这厚厚的雪毯就将覆盖他干的坏事，使它不会败露，然后任何痕迹都会永远消失。所以我鼓起勇气，又重新开始生活。既然谁也不提醒我，我自己也已经忘记了我的罪过。因为人的心在迫切想要忘却的时候，是善于深深地、彻底地忘却的。
只有一次，回忆又从遗忘的彼岸返回。我在维也纳歌剧院的正厅里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一个座位上，想再听一次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这个歌剧的纯洁、含蓄的忧伤比其他任何音乐都更加触动我的心弦。序曲刚刚结束，休息时间很短，没有开灯来照亮黑黝黝的观众席，可是还让几个迟到的观众有机会摸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在我这排也影影绰绰地走来两个迟到的观众，一男一女。
“劳驾，过一下。”那位先生彬彬有礼地向我弯下身子。我没注意，也没看他就起身让座。可是他并没有马上在我旁边的那张空位上坐下，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温柔地引着那位太太往前走。他给她指路，简直像是给她开路，而且还体贴入微地帮她翻下座位，然后扶她坐进靠背椅。这种关心的样子实在太不寻常，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啊，是个双目失明的女人，我心里想道，不由自主地看了她一眼。可是这时候，那位身体有点肥胖的先生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心里像裂了道口子似的一痛，我认出了他：康多尔！这唯一的一个了解一切情况，知道我的为人，深知我的罪过的人就坐在我旁边，近到可以感到他的呼吸。他的同情不同于我的同情，不是一种杀人致命的软弱，而是一种牺牲自我的力量，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审判我，我就在他一个人面前不得不感到羞惭！倘若幕间大吊灯一亮，他肯定会马上认出我来。
我浑身哆嗦起来，我急忙用手遮着我的脸，至少在黑暗中可以得到保护。我这心爱的音乐，一个和弦我也没有听见，我的心实在跳得过于激烈。这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我底细的人。他在旁边，使我感到压力。我仿佛一丝不挂地在黑暗中坐在衣冠楚楚、端庄文雅的人群之中，此刻正心惊肉跳地害怕灯火齐明的一瞬间，那时候我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所以在第一幕结束，帷幕开始徐徐落下，灯光将明未明的这一短暂的间歇，我赶快低下头从中间的过道逃了出去，我想，我逃得够快的，他没有能够看见我，认出我来。可是从这时起我又明白了：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人忘却。
* * *
[1] 士兵身上的一个铜牌上有姓名和番号，以此可以鉴别阵亡者身份。
[2] 见《圣经·新约》中最后一卷。四个凶年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