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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每逢圣诞节总会运来两三箱各色烧酒和香槟酒。每年元旦，上校有绝对的把握，准能收到一张票面极大的支票，用以充实存在银行里的全团同仁的金库。谁要是身穿轻骑兵的制服，领子上带着我们的领边，一旦遭难，完全可以指望得到巴林凯的帮助，只消写封信给他，一切都会弥缝妥帖。
去和这样一个备受赞誉的人物见面，这种机会在别的任何时候都会使我真诚地感到高兴。但是此刻我心烦意乱，想到欢天喜地、寒暄问好、祝酒致辞，我觉得这简直是天下最最难以忍受的事。所以我想方设法，尽快撤走，借口我感到不大舒服。可是费伦茨猛然大喝一声：“不行，今天可不许开小差！”说着已经挽住了我的胳臂。我只好很不情愿地表示屈服。他们拽着我走的时候，我脑子里乱哄哄的，听费伦茨讲，巴林凯如何如何帮助过谁摆脱困境。他曾经很快就给费伦茨的妹夫谋了一个职位；要是我们这些人不能更快地青云直上，只消乘船去找巴林凯，或者漂洋过海到印度去。约茨西这个身材瘦长、脾气乖张的小伙子不时在忠厚老实的费伦茨的这番感恩戴德、热情洋溢的长篇大论之中来上几句酸溜溜的话。他用讽刺的口吻说道，要是巴林凯没有钓着这尾肥头胖耳的荷兰鳕鱼，不知道上校是否也会这样亲热地迎接他的“小心肝”。话说回来，据说那女人比他大十二岁。斯泰因许贝伯爵哈哈大笑道：“既然要卖身，至少该卖个好价钱啊。”
尽管我当时昏昏沉沉，可是这次谈话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脑子里，现在事后想想，我也觉得非常奇怪。往往会同时出现这样神秘莫测的现象：一方面，人清醒的思维麻痹了，另一方面，神经又在内部激动起来。当我们走进红狮酒家大厅的时候，由于纪律性的催眠作用，分配给我的工作，我都好歹办得像模像样。要干的活可真不少。一大堆横幅标语、旗帜和徽章，平时只有在举行团队舞会的时候才五光十色地挂出来，这下全搬来了。几个勤务兵高高兴兴地在墙上乒乒乓乓地敲打，旁边是斯泰因许贝在再三嘱咐号兵，什么时候该吹喇叭表示庆贺，怎么个吹法。约茨西因为一手字写得特别工整，所以领到的任务是写菜单，菜单上所有的菜都取了幽默的别有风味的名称。他们把安排席次的任务硬派给我。这当儿仆人已经把桌椅摆好，侍者把几十瓶葡萄酒和香槟酒叮叮当当地放到桌上，这是巴林凯用他的汽车从维也纳萨赫尔饭馆运来的。奇怪的是这阵忙乱的旋风使我心里舒服，因为它那喧闹的声音压过了我两个太阳穴之间的滞重的敲打和询问。
八点钟的时候，终于一切都安排就绪。现在还得赶回军营，迅速梳洗打扮，更换衣服。我的勤务兵已经得到通知。军装上衣和漆皮皮靴已经摆好。赶快用冷水冲冲脑袋，往表上看了一眼：一共还有十分钟。碰到我们上校，可得非常准时，分秒不差。所以我手脚麻利地脱去衣服，踢开沾满灰尘的皮鞋；我穿着汗衫短裤，站在镜子前面，打算把蓬乱的头发梳理整齐，可是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我命令勤务兵：“谁也不见。”他顺从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在前屋里有人叽叽咕咕地说了一会儿。接着库斯马又返回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一封给我的信？我正好穿着衬衫短裤站在那里，就那样取过了四四方方的一个蓝色信封。那信封又厚又沉，简直像个小邮包，我立刻感到手里抓了一把火。我根本用不着看字迹就知道写信的是谁。
我的本能迅速地对我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别看信，现在别看！可是我早已违背我内心的本意一下拆开了信封，念着念着我两只手捧着的这封信窸窸窣窣地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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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文：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