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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特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读书杂志9，10，11，12，14（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后也未见过）所登的。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来禹的一个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满酋玄烨谀孝陵的话”。
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说、距波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可惜满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满酋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
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实新学伪经，便是清朝的康有为做的。
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太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灭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Org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他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甚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 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失。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
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曾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
《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bourgeois之人生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
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到“万物育焉”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会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
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义和），下袭水土（禹）。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九经”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这个“累层地”，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一）就事说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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