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失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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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不同利益在一个更大的、普遍性的全人类利益之下联结起来的要求似乎还不够；在美国，他的政治对手————已经眼睛盯着下一次总统选举————鼓动说，他没有资格将新大陆的政治与不安定、不可预期的欧洲政治那么紧地联在一起，这样也违反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准则，有悖于门罗宣言。威尔逊被严正警告说，他不是一个未来的梦想国的缔造者，不用为其他国家着想；他要首先考虑美国人，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选举他来代表美国人的。威尔逊还没有从与欧洲谈判的疲惫中休息过来，就又得开始与自己的党人和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谈判。尤其是他必须给那个令他骄傲的盟约大厦补上一道后门，加上“美国可以从联盟中退出”这一危险条款。这大厦本来是要建得不可动摇、无法战胜的，可是这样一来，为永久而计划的“国家联盟”（Leagues of Nations）的第一块石头就被拆除了，墙上的第一道裂缝出现了，这也导致了其最终坍塌的结局。

    即便做了些限制和修正，威尔逊还是让他的人类大宪章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了，不过这只是半个胜利。威尔逊又一次回到了欧洲，不再像他离开时那么自如、那么有把握了。他此行是要来完成他的任务中的第二部分。船再一次驶进布雷斯特港口。他投向岸上的目光已经不再是从前那充满希望的目光。他变老了，也累了，在这有限的几个星期以内，他的脸显出失望、严厉而僵硬的线条，一种艰难而痛苦的表情从嘴的周围开始，左边的面颊上有一道纹路贯穿，这是疾病的预警式先兆在他身上聚集起来。随行的医生没有错过任何一秒钟，出于对他的保护而给他以预警。他知道，去实现这些规则比表述这些规则要困难。但是，他下了决心不要牺牲计划中的任何一点。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什么都没有。永久的和平，或者没有和平。

    他登陆时不再有人群欢呼，巴黎的街道上不再有欢呼，报纸在冷淡地等待观望，人们谨慎而没有信任。歌德的句子再度成真：“兴奋不是一个能用很多年的物品。”威尔逊没有利用恰当的时间，没有在这火热的铁块还在柔软和可变的状态中，按照他的意志来打造：他放任欧洲的理想主义情愫僵冷下来。他不在的这一个月什么都改变了。和他同时离开的还有劳合·乔治，克里孟梭被一位暗杀者的手枪击中，两个星期无法工作。这些无人监管的时间被那些私利代言人所利用，他们进入了委员会的会议厅。最卖力气、最危险的活动是军方的那些人。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他们在利益的聚光灯之下站了四年，他们的话、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意志在这四年让成千上万的人耳熟能详，现在他们根本不打算黯然退场。一个要将他们的权力手段即军队拿走的盟约————盟约里说要废除任何形式的兵役制————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这出关于永久和平的闹剧、这出夺去了他们的职业意义的闹剧，一定要被铲除，或者要把它给推到一条死胡同的轨道上去。他们威胁着要求增加军备，而不是威尔逊的减少军备；要求设定新的国界线和国家保障，而不是通过国与国的协商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眼里，能保证一个国家安全的不是写在空气中的十四点条例，那靠的是自己军队的武装以及将对手解除武装。在军人的后面是工业集团的代表，他们要让战争企业继续运转下去；还有那些中间人，他们要在战争赔款中挣钱；外交官们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在他们的背后反对党在威胁着，每个人都想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一块肥肉作为增长的基础。不同的公共意见表达上，都留有那么几个利益相关方的手印。所有的欧洲报纸————美国报纸也随声附和————无论哪种语言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威尔逊因为他的幻想而拖延和平。他那份本来值得表彰的、肯定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妨碍了欧洲的稳固。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道德考虑以及超级道德的顾虑中！如果不能马上缔结和平的话，欧洲就会爆发大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主张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威尔逊的计划是为整个世纪考虑的，他的时间计量单位与欧洲各民族的时间计量单位有所不同。要完成实现人类千年梦想这样的巨大任务，四五个月的时间在他眼里并不长。但是在此期间，在欧洲东部，有组织的“自由军团”（Freicorps）这股黑暗势力在调动并占领了一些地方，整个地区还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属于谁、应该属于谁。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团在四个月之后还没有得到会晤。在没有被划定的边界线上生活的民众，变得越来越不安。有明确的信号表明，也许明天的匈牙利、后天的德国就会转向布尔什维克。外交官们催促快些有个结果，尽快签署条约，无所谓公正或者不公正。首先要把横在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清除掉，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倒霉的盟约！

    到达巴黎后的第一时间已经足以让威尔逊明白，他在三个月里搭建的建筑物，在他离开的这一个月里被拆毁殆尽，现在面临着倒塌的危险。福煦元帅几乎都成功地让盟约从和平条约中消失，最初的三个月似乎都没有意义地白干了。但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地方，威尔逊意志坚定地不退让一步。在第二天，3月15日他通过媒体正式声明，1月25日的决议一如既往有效力，“盟约是和平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声明，是他针对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击：协约国力图将旧的秘密条约而不是新的盟约作为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基础。威尔逊总统现在准确地知道，这些国家刚刚还庄严地承诺尊重各民族的自我决定，实际上是各有领土要求目标：法国要求莱茵兰地区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菲乌梅港口和达尔玛提亚地区，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要求他们的战利品。如果他不进行反抗的话，那么这个和平就会是他所说的拿破仑的、塔列朗（Talleyrand）的、梅特涅（Mettenrnicht）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由他提交的、被热烈接受的原则来签订和平条约。

    十四天是在艰苦的斗争中度过的。威尔逊当然不想将萨尔地区给法国，因为他认为这打破“自我决定”的首例会对后面的谈判有示范作用。果然，意大利意识到它的所有要求都与打破这一原则连在一起，威胁要退出和平会议。法国的媒体加强了紧锣密鼓的煽风点火，匈牙利更靠近布尔什维克了。协约国认为，他很快就让欧洲洪水滔天了。甚至与他关系最密切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兰辛都越来越对他有抵触，这能让他感觉到。甚至他们，他从前的好朋友，现在考虑到世界的混乱局面也要求快速地缔结和平，宁可牺牲几条理想主义的要求。在威尔逊面前，形成了一道异口同声的防线，在美国由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鼓动起来的民意在锤击他的后背。在有些时刻，威尔逊觉得自己的力量到了尽头。他对一个朋友承认说，面对来自全方位的抵抗，他一个人挺不住太长时间。他已经决定，如果他的意志无法实现，他会离开这个和平会议。

    在这场与所有人对抗的斗争进程中，还有最后一个敌人也加入其中，这敌人来自内部、来自他的身体。在4月3日，恰好是在血腥的现实与还没有规划好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到了关键节点时，威尔逊自己挺不住了。一场流行感冒让这位63岁的人倒在床上。但是，时间的涌动比他发着烧的血流还要更加激荡，不给这位病人任何时间来休息。从阴沉的天空上，灾难性的消息像闪电般劈下来。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取得权力，宣告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奥地利这个处于半饥饿状态、被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所包围的国家，也随时都可能加入其中。对他的抵抗力量在增加，每个小时他“一个人为所有事情负责”的责任也在增加。人们在催促、在逼迫这位筋疲力尽的人，一直到他的床边。在旁边的房间里，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正在商议，他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个结局。这个代价是要让威尔逊以他的要求、他的理想来支付的。现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他的“长久和平”必须退让，因为它挡住了现实的、军事上的、物质上的和平之路。

    可是，威尔逊疲倦、筋疲力尽，他被疾病给掏空了，被媒体上将他归咎于迟延和平的攻击给弄得晕头转向，被自己的顾问抛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攻击，但是他还没有让步。他感觉不可以对自己的话撒谎：只有当这个和平与非军事的、长久的、未来的和平取得一致时，他才算真正为这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全力奋斗了。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乔治·华盛顿”号出发来法国布雷斯特的最早日期，到达布雷斯特的最早的可能日期。总统希望这艘船尽早出发。当天整个世界都得到通告，威尔逊总统已经调遣他的船前来欧洲了。

    这条消息如一道惊雷，人们很快就领会了其含义。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拒绝任何对他的盟约哪怕有丝毫违背的和平，他宁可提前离开会议，也不愿意作出让步。一个历史时刻来到了，一个决定了欧洲几十年、几百年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如果威尔逊在会议桌前愤然起身，旧的世界秩序崩塌了，混乱出现了，但是，也许从中会有一颗新星辰诞生出来。欧洲在迫不及待地看着：其他的会议参加者会接手这个责任吗？他会自己接过这个责任吗？决定性的时刻。

    决定性的时刻。这时威尔逊的决心还没有任何动摇。没有妥协，没有让步，不要“胁迫下的和平”，而是“公正的和平”。不给法国萨尔地区，不给意大利菲乌梅，不能将土耳其割裂开来，不能“交换人口”。正义凌驾于权力之上，理想凌驾于现实之上，未来凌驾于当前之上！正义必须开步而行，哪怕世界因此毁灭。这个短短的时刻将成为威尔逊的伟大的瞬间，他最伟大的、最人性的、最英雄的瞬间：如果他有力气来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行为，他的名字就会永久地列于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人类朋友当中。但是，这个瞬间后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在向他施压：法国的、英国的和意大利的媒体抱怨他，称他为“和平凶手”，以理论上————神学上的僵化思想来破坏和平，为私人的“乌托邦”理想来牺牲现实的世界。甚至德国，本来是寄一切希望于他的，现在也因为在巴伐利亚爆发的布尔什维主义而受到震动，也转而反对他。反对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别人轻的，是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兰辛，他们坚持要他放弃自己的决定。国务秘书塔马尔提（Tumulty）几个星期前还兴奋地从华盛顿发来电报：“只需总统的冲冠一怒，就能够拯救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现在却因为威尔逊的“冲冠一怒”从同样的城市不安地发来电报说，“退出，这是个不聪明的、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外国都是冒险性设想，会带来最危险可能性的……总统应该……将中断会议的勇气放到它本来应该属于的位置上……这时的退出无异于开小差。”

    不安、绝望和因为众口一词的劝说对自己没有把握，威尔逊惶惑地看着自己的周围。没有人站在他这边：在会议室里大家都反对他；在他自己的决策咨询团里，大家也都反对他；看不见的数以百万记的声音也在反对他。那些在远处坚决地表示要他坚持住、要他保持不变的声音，传不到他这里。他预感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像他所威胁的那样拍案而起，他的名字就会穿越一切时代被永久地保留下来。他只需要对自己保持不变，他的未来理念就会白璧无瑕地存留下来，作为可以不断更新的信条。他预感不到，从这个他对贪婪、仇恨和非理性力量说出来的“不”当中，会有怎样的创造性力量喷涌出来。他只是感觉到，他一个人太软弱乏力，无法承担这最后的责任。于是，致命的情形出现了：威尔逊慢慢地让步了，他的僵持态度开始松动了。豪斯上校做了搭桥的工作。谈判的期限被确定下来，有八天的时间来谈判边界问题。终于在4月15日，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威尔逊带着沉重的心情和不安的良心，同意了克里孟梭明显降低了的军事上的要求：萨尔地区并没有永久性地割让给法国，而是限期十五年。迄今为止不肯妥协的人做出了第一个妥协。就像使用了魔术棒一样，第二天整个巴黎媒体界的气氛大为变样。那些昨天还骂他为和平扰乱者、世界毁灭者的媒体，表扬他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政治领袖。但是，这种表扬在他内心中焚如烈焰，如同在对他最内在的灵魂进行谴责。威尔逊知道，也许他确实挽救了和平，那是眼下的和平。但是，在和解意义上的长久和平————那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被错过了、打了水漂。在通往一个超越时间的理想之路上，世界在风暴中被抛回出发的原点。他，这一理想的领军人物和旗手，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上失败了————那是一场对抗自己的战役。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做法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谁有资格做这个判断呢？无论如何：一个决定在这个历史性的、永不再来的日子里尘埃落定，它的后果会延伸到几十年、几百年，它的欠债我们要无数次地用鲜血、绝望和无力无奈的困扰来偿还。从这一天开始，威尔逊的权力之翼————在道德方面，没有哪个同代人能够企及————折断了，他的美誉一去不返，相伴而来的是，他的力量在衰退。谁做了坦白交代，谁就不再能够坚持。妥协注定只会不断地通向新的妥协。

    不诚实产生不诚实，暴力催生暴力。和平————威尔逊所梦想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永久性的————仍然是碎片状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善的图景，因为它不是在未来意义上被形塑的；因为它不是由人道主义的精神、出于纯粹的理性来规划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也许是最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刻，可哀可叹地错失了。这个失望的、再度不被神灵眷顾的世界，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黑暗和惶惑。这个先前被当做世界的疗救者而受到欢迎的人，在返回故国之时已不再是一个能救治别人的人，而是一位疲倦、生病的、被死亡寻上门的人。再没有欢呼陪伴着他，再没有彩旗向他舞动。当他的船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被战胜者转过身去。他拒绝让自己的目光再去看我们这不幸的土地，几千年来这片土地渴望着和平和统一，但是还从来没能实现过。人性化的世界这一永远的梦幻图景又一次消解在雾中，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