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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应该会很顺利，不难搞定。刚拨通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我便知道之前所有的演练都是多此一举。她声音轻快，听起来十分亲切：“早上好，这里是莫当特医生办公室。”
也就是说他是个医生，她的私人医生。通常人们在通讯录上记录自己医生姓名时都会写着“莫当特医生”，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只写着“莫当特”三个字，就像称呼其他认识的男性一样。
由于他医生的身份，我差点就直接挂断电话，不再继续说下去了。我心想：“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不会杀掉他的患者的。”但我又提醒自己，也许他们之间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医患关系，或许他只是她所认识的某个医生而已。一个医生朋友，又或者是————那种关系。
毕竟医生也是人，也和其他人一样，会爱，会恨，会感到恐惧，也会伺机报复。
所有这些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与此同时，电话那头那位年轻女性还在等我开口。
“我找莫当特医生。”
“您是他之前的病人吗？麻烦告诉我您的姓名。”
“不是的，我不是。”
“那十分抱歉，我没办法把电话转给他。不过我可以安排预约，如果您需要的话。需要现在帮您预约吗？”
看来只能照她说的做了。于是我说需要。
“周四下午四点可以吗？”今天是周三。我跟她说没问题，这样一来我还有二十三个小时的缓冲期。“您贵姓？”
“艾伯塔·弗伦奇。”我嫁给柯克之前，就姓弗伦奇。如今感谢政府，我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那为什么不把姓氏也改过来呢？
“弗伦奇小姐还是太太？”
似乎她什么都想知道。我选择了小姐这个称谓，原因不言自明。米娅·默瑟之前也一直都是单身。
“您方便告诉我是谁介绍您来的吗？”
不出所料，我还是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本可以说是她介绍的，而我最终也打算这么说，但不是对她说。我才不会隔着电话线白白在第三个人身上，浪费任何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的机会。我要把这些话留着给他，当着他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答道：“见到医生时，我自己会跟他说的。”
我担心她也许会对我的答复纠缠不休，甚至最后会取消预约。以防她先发制人，同时为了迫使她默认预约安排的有效性，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之后我坐在电话机旁筹划了很久，试图想出个方案让自己至少可以顺利通过问诊这一关。这次可比对付马蒂难多了，因为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所有的行动必须在这一次问诊中完成，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最多也就是四十分钟。在这段时间内，我必须尽可能地找到某种方法迫使他再次见我，第二次见面时设法让他继续见我，如此往复。但当务之急是找到某个肤浅的理由去看医生。
我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需要看医生。我的心被严重地伤害，内心痛苦不堪，可外人却无从知晓。既然我无法提供合理的症状，那么只能瞎编一个。可他是医生，会不会一眼就看穿我，然后对我有所防备？有没有什么药吃了之后，能在短时间内扰乱我的身体系统，但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或者用某种东西刺激皮肤，让它长出那种容易消散的红疹子？我甚至想直接把手放在热水龙头下面，把自己烫伤，伤势不轻不重，正好需要去看医生。但是看到一团团升腾的水蒸气时，我立马没了勇气。仅仅一两滴热水滴在手臂上，就让我觉得刺痛难忍。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想出法子，可离会面只剩下半个小时了。我从诊所附近的拐弯处下车，还需步行一小段距离。已经太迟了，只能等他问诊的时候临时编些症状出来。也许这是最好的方法，我逐渐意识到：与其编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一张药方就能解决的问题，还不如编些难以言表的症状，让他一时间也无法确诊，如此一来我就能和他多待一会儿。
我绕过拐角，找到门牌号，随即身形一晃，呆立在那里。初见那个地方，我不由得目瞪口呆。我被覆盖这个区域的总机糊弄了。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栋虚张声势的大楼耸立在街道一旁，或者至少是大楼旁边一幢低矮但现代风格的建筑。而眼前出现的是一幢老旧、门脸很小的褐色石头房子，久经风霜，而且还不干净。我总是在想，像她这样的人，私人医生应该是一位打扮时髦、对病人态度和善的专业人士。我隐隐觉得这里有些异样：一个夜生活丰富的艳舞女郎和一个老派的家庭医生。但我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他的确是她的医生，也许他们只是朋友而已。
这个地方整体给人一种被时间所遗忘的感觉，房子沿街所能看到的每一处居住细节，也给人同样的感受，更不必提建筑外观体现的岁月感。客厅窗帘下面垂着一排球形流苏，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临街一楼。门口也没有挂黄铜门牌，或是类似的招牌。一张印着黑色字体的招牌夹在窗格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J·莫当特诊所。
我来到门廊，按下门铃。进入这么一间屋子，还是从现代意义上的第二层楼进去的，这种感觉可真奇怪啊。我站在门口等人开门，所站立的位置仿佛是在行人头顶之上，又或者是经过的车辆的车顶上，从那里俯视街道周边的景象。
眼前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于是我向面朝自己的房间看过去。刚才一定是有人从窗帘和窗户之间的缝隙处暗中观察我。可现在已经太迟了。应该是他离开时，窗帘的摆动引起了我的注意。还有一件令人相当生疑的事儿：按常理来说，诊所的大门，至少在营业时间内，都是敞开的。门廊后的内门被人打开了，一位身材矮小壮实的中年女性出现在我面前，约莫四五十岁，应该是芬兰人或有几分北方蒙古人的血统。
“医生在吗？”我随口问道。
“你提前预约了吧？”她不耐烦地问。
“约了四点。”
我肯定忘记回答她的时候顺便再点点头，心想没必要画蛇添足，她却提高嗓门问我：“能大点声吗？我听不清你说啥。”
我抬高声音，道：“我预约的是四点钟。”
“那就进来吧，我说。”
她的头发打眼一看像是银白色的，但还没完全变白。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错觉，应该是因为她头发之前是那种稻草黄色，颜色很浅，几乎就成了银白色了。
我很好奇他之前的助手出什么事了。听声音，这个女人显然不是昨天和我通话的那个。
她略显蛮横地带我穿过走廊，还带有些许恫吓的意味。“进去，我说。”说完，她朝昏暗的大厅后面走去，身影渐渐变得模糊，一点一点地，离我越来越远，直到最终从我的视野消失。可她究竟是上楼了还是下楼了，我也说不清楚。
这个地方处处散发着陈腐的气味，一种只有老房子才会有的味道，并非来自灰尘，而是每面墙壁内部散发出来的陈腐气味，那是曾经埋葬在这里的尸骨化为脓水散发出的气味。我所在的这间候诊室，从装修风格上来看，算是停泊港风格，到处是年代久远的零碎物什，所有风格混杂在一起，这个时期的某个物件，那个时期的某样东西，最新的物件应该属于一战前后。
好些东西我只是有所耳闻，但从未亲眼见过。比如，房间中间的桌子上有一盘用玻璃罩着的蜡制水果；还有一台留声机，一个弯曲的手柄从一侧伸了出来；后面还有一个郁金香状的大喇叭；对面墙壁上挂了两个绿头鸭浮雕，透过凸透镜，能看到羽毛竟然是真的。为了坐得舒服一点，我将后腰处的东西拿开，那是个有些破旧的鼓鼓囊囊的东西，应该是个皮抱枕，上面还有装饰性烫花。
她和这样的人该怎么相处呢？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他一定是迫不得已才下楼来的，我听到一个男性的脚步声从楼上走下来，从我后面还有些距离的地方传来。脚步声穿过大厅，朝我等待的房间走来。他脚步缓慢，没什么精神，仿佛觉得是在接待一个不速之客，乏味且疲倦。脚步声在我所处的房间前停下。一扇门被打开后又关上，应该离我不算远。
看样子他进了隔壁的房间。这时我才发现推拉门中间有条缝隙，大功率检测灯的银色光束突然从门缝透了过来。此外还能隐约听见房间那边的人笨手笨脚做准备工作，听上去令人心烦意乱。
听声音，他应该是把瓷盘里随意摆放的器具拨弄到一边，好空出些位置。还有水流的声音，打肥皂的声音，搓手洗手的声音。
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恐惧不已。我要真的是他的病人，我猜，不等被这个卑鄙无耻、邋里邋遢的家伙勾引，早就一头冲上大街了。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板嘎吱作响。我想他应该是在找毛巾把手擦干。显然整个等待过程枯燥无味。没过多久，又传来拍打浆好的亚麻布或是某种类似的、硬邦邦的纺织物的声音。他居然把湿淋淋的手在身上拍了拍，就这样把手弄干！
接着有个女人也走了进去，一定是女管家。因为我又听到另一侧的门“嘎吱”一响，她说了一句：“您把眼镜落到楼上了。”
然后他问：“她（医生助理）把她的病例放哪儿了？”她耳朵不好，他问得很大声，从我所处的位置听得一清二楚。至少没有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窃窃私语。
女管家那与生俱来的坏脾气，我早已有所领教。她粗鲁地答道：“我同意您说的。您问她去，别问我。”
显然今天助理休假了，或者只是临时来这里工作。
也许现在仅凭他的周遭环境以及隔着门听到的东西就下结论，对他而言并不是一场公正的测试。说不定他是个天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即使未被大众知道，也没有什么头衔。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个人不怎么样，起码医术一般。
当然，尽管那时候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这个结论确切无疑。“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做医生，对此毫无兴趣。”但是，如果他不想当医生，不喜欢这个行业，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呢？
推拉门“呼啦”一声拉开了，银色的光束从四面八方洒在我身上，他终于准备好见我了。
他站在那里，我看着他，他也望着我。
这是一场即将来临的对决中的两名对手，尽管目前只有一方对此心知肚明。他很壮实，虽然看上去有些笨拙，但孔武有力。他背有点驼，倒不是由于虚弱，而是长时间不注意坐姿造成的。他头发虽然黑亮，可有明显的秃顶，而且是那种最令人反感的类型————他把几缕头发贴着头皮，从一边梳到另一边，可怜兮兮地试图掩饰他严重的脱发。可惜在每缕发丝之间的缝隙中，还是能看见若隐若现的头皮。
他那件出于礼貌才穿的白大褂上还残留着碘酒的污渍，有几处上了年头的污渍都发黄了。他光脚趿拉着一双皮拖鞋，拖鞋表面好几处皮子都有所磨损。
我开口道：“您好，莫当特医生！”接着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
他回答说：“到这边来，尽你所能走到这边来。”
他的措辞有些陈腐的味道，多少有些老派。为什么说“尽你所能”？我就是为此而来的。他话里仿佛还有些许令人难以捉摸的抵触之感，而他正试图抹去这一点。难道他已经有所察觉了————在他的潜意识里？
从他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他身上有些味道。两种气味，有点像那种老式抗菌剂，石碳酸或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他刚才用过的肥皂发出的气味。再有就是不爱干净，身上散发出的异味。
一阵厌恶之情遍布全身。我坐在桌子对面，这种厌恶之情再次袭来。
他说：“我的助手把你的病例遗失了，方不方便把你的姓名和其他相关信息告诉我？你明白的，我必须这么做。”
是的，我想，你必须这么做。“艾伯塔·弗伦奇。”
“我之前应该没有接过你的诊吧？弗伦奇小姐？”
“是的，您没有。我很少生病。”
他把桌上的病例放到一边。显然信息还没有填完，他还没有问是谁介绍我来的。我知道他做完检查，一定会再问我的。
“噢，”他听我说自己很少生病，问道，“那你这次来是哪里不舒服呢，弗伦奇小姐？”
我决定编一个相对模糊的症状出来，也就是说，不会轻易被识破，只说一些常见的症状。“医生，我最近总是时不时地感觉头晕目眩的，而且越来越频繁，让我很不舒服。”
“嗯。”他应了一声，可能意有所指，也可能毫无意义。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突然整条街都变得漆黑一片，我不得不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等这阵晕眩过去。”
“你发现自己有这种症状多长时间了？”他虽然看着我，可脸上的表情多少和我之前听到的脚步声不谋而合：他对此次问诊，以及其他所有的病人，毫无兴趣可言。“这一点，”我心想，“等过会儿提到一个名字的时候会发生变化，但愿如此。”
“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好几个月了。开始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他打算从身旁的抽屉里拿什么出来，但抽屉卡住了，他不得不用力拽了一下。他若有所思地咬了咬下唇，站了起来。
“请把大衣脱了，袖子也挽起来。卷到这里就行了，不，那只袖子不用。”
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让我感到有些害怕。或许是因为这里的气氛，又或许是他的性格使然。
“攥紧拳头。”他手里晃着一根橡胶管，吩咐道，随后将橡胶管紧紧地捆在我胳膊上，紧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这才开始测量血压。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双手：粗糙有力，手背上的血管宛如鞭绳般凸了出来；脏兮兮的指甲有些发黄；手指粗壮，透着一股蛮劲，像是肿了一样。这双手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人用枕头闷死。
在我看来他做这一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甚至有些不怀好意————绑得那么紧。好像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双手，自发地察觉到我的不满和无法言说的控诉，而他的心思意念全都转移到他那粗笨的双掌之中。
我倒吸一口凉气，合上双眼。
终于，他解开橡胶管，血液灼热，挣扎着回到原处。
我没有开口询问，他也没有说话。
他重新回到座位上，十指相抵，问道：“你睡觉好吗？”
“不好，非常不好。”
“吃得好吗？”
“不好，几乎都不吃饭。”
突然他眼神一亮，显得饶有兴趣。对于他的这种反应，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问诊过程中，这是他头一次表现出感兴趣的模样。
“跟我说说，”他稍做停顿，仿佛是在寻找合适的措辞，“你不吃饭是因为没胃口呢，还是因为————”他拉长声音，我猜他是想问我，除了胃口不好，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我吃不下饭。
他最终还是没追问下去。“还是因为你的周遭环境不允许你吃饱，或是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呢？”为什么他那双满怀恶意的小眼睛流露出这种意味？很好笑吗？
我未做回答，感觉自己处在岔路口，与其选错路，还不如就待在原地。
他似乎把我的沉默当作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又低头看了看放在他桌上的表格之类的东西————“跟我说说是谁介绍你来的？你是从哪里听说————？”
“终究还是问了。”我心想。
我把脚背抵着椅子腿，稳了稳情绪，答道：“是我一个朋友，是米娅告诉我的。”然后，装作他可能单单凭名字还想不起究竟是哪一个人，我又加了句，“米娅·默瑟。”小小的语言伎俩表明了我和她之间的亲密程度。
我们对视许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牢牢盯着对方的眼睛，两人都是如此。我暗想：“真正的对决开始了。”
他说：“她应该去世了吧。”
他似乎还不确定，这么一说仿佛自己是从什么地方依稀听到些什么消息，等着我来确认。
“是的，报纸上都登了。”我茫然地答道，有些心不在焉，做出适度悲伤的模样，即便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
“凶手是个男的，叫————”
“是她认识的人，我猜。”我眼睛低垂，又一次陷入悲伤。
“那个男的姓默里。”
在这种地方把我的名讳当着我的面就这么随意抛出，简直是对我的玷污。还好他此时没用听诊器，否则一定能听到我的心跳加速。
“你认识他吗？”
“她认识的人我一个也不知道，我只认识她。”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
“她认识的那些人，总而言之，现在也都无从知晓了，”他继续说道，“她的交际圈————该怎么说呢？————社交关系现如今全都断裂了，再也用不上了。”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除了一点————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之后他又开口道：“跟我说说，她是怎么说起我的？你那时候不舒服吗？”
“嗯，我想那时候我八成是觉得自己情绪低落，感觉很压抑。”
“后来她就说————？告诉我，她原话是怎么说的？”
这里一定有些猫腻，毫无缘由地，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小心应对，蒙混过关。“嗯，事情过了好久了。她当时说：‘为什么不去找莫当特医生试试？也许他能帮到你。’”
看样子我的这种说法让他很满意。他瞪大眼睛，而后又恢复常态。
“都过了这么久了，这中间你有工作过吗？”
“噢，当然，我————”
“你目前没有工作是吧？”
我顺着他给我的暗示继续答道：“是的，我刚刚才————”
“的确，一个人没工作的话，胃口自然不会好。”他假惺惺地答道。
“打那以后我就开始头晕————”我继续说道，让自己听起来更加可信一些。
他把手不以为然地一挥，仿佛是在说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就没必要白费口舌了。对他如此无礼的行为，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一个人住吗？”
我回答说是的，并告诉了他具体地址。
他拿着铅笔在手里把玩，笔尖朝着自己，眼睛盯着铅芯，漫不经心地问我：“你有没有服用过一些镇静情绪的药物？”
我舔了舔嘴唇，有些不知所措：“没有，我————”
“没有吗？我明白了。你知道的，很多人都吃这些的。”
问诊早已经变成了闲聊，或者说看起来像是闲聊。现在连闲聊都谈不上了，变成了沉思。
我以为他正低头看向别处，后来发现他的眼睛就藏在满是褶子的厚眼皮下面，假装看别的什么东西，其实正盯着我看。我心头猛然一震。
他再次朝前挪了挪，这一次并没有看桌前放的病例。“改日再来————让我看看，今天是周四————你周六来，两天之后。”
他说完之后就没了精神，又垂着头坐在那里。
“几点呢？医生。”
“天黑后什么时间都行。按地下室的门铃。万一索菲娅————万一我的女管家那晚不在，你按楼上的门铃，我可能听不到。”
也就是说他想单独见我，而且是让我天黑后才来，这样一来就不大会有人看到我进去！我刚才说错话了吗？我都做了什么？在这冗长、漫无目的又似乎无伤大雅的谈话中，我又掉进了什么样无法预知的陷阱？
伴随着刺耳的声音，他打开推拉门。
最后他对我说道：“到时候我看看有什么能帮你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可笑，头扭在一边，好像是在察看周围有没有其他人出现一样。
我忘不了他当时四下察看的小动作，总觉得泄露了什么秘密。还有那种可怕的、“肮脏”的恐惧感，就像是他的办公室、医疗器械以及他雇的人给我的那种肮脏感一样。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在我脑海反复出现：“如果你再走进那幢房子，那个医生的名字就不是莫当特了，而是死亡。”
所以我不能回去，噢，我不想回去，不，我不要去那里。每一次我下定决心不再去那里时，我都会看到他的脸————柯克的脸，或者会想起他，或者在心里默念他的名字，终于周六晚上九点的时候，我再次走向那里。我步履维艰，沿着暗淡无光的小巷子朝那个黑暗的、等待我光临的房子慢慢走去。我感到既恐惧又无助，一个人孤零零地向前走着，尽管缓慢但十分坚定。每迈出一步，仿佛首先要感受一下地面，接着才迈着碎步朝前走去，离那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因为住在某个混凝土堆砌的地方感到骄傲，不过现在也没什么闲情逸致思考这个问题了。
距离那个地方只有三步之遥。两步。再走一步就到了。我实在不想再往前走了，迈出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另一只脚却迟迟不肯迈出去。多聪明的脚啊。它们并没有嫁给柯克·默里，只有我的感情和心嫁给了他。
噢，街道两边如此漆黑，路那边只有一盏半明半暗的灯，可惜离我太远了，根本没什么用。它仿佛是一只害羞的眼睛，宁愿小心翼翼地低头看着小水洼中自己的倒影，也不愿目睹我将要面对的一切。街角小小的广告牌发出的绿光，像是漂浮在路边的火花，时而变成红色，随后又变成绿色。偶尔有车辆经过，但那什么都代表不了，只不过是车头闪着银光，沿着黑色潮汐匆匆而过的一抹抹黑影。
我终于到这里了，它也在那里等我：三层楼就是它黑色的眼睛，门廊前的楼梯是它突出的牙齿，仿佛在说：“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就知道你会落在我手里的。”
我甚至没有告诉弗勒德，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自己甚至没有采取最基本、最常见的预防措施————告诉某个人我要来这个地方，我要进入这栋房子。这样一来，万一我没能出来的话————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为他提供确切的线索，除了莫当特让我天黑后再来这里以外。我想自己可能是怕招人取笑吧，与其看着他摊开手无奈地说：“几乎每个医生都会让病人往诊所跑第二次的。”或者耸耸肩说：“你要是不敢去就别去了啊，又没人逼你去。跑到我们这里有什么用？只不过是约你晚上就诊，又碰巧在送你出门的时候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不能仅仅凭这点就让警察送你去吧。”
现在我就在这里，已经不是考虑应该说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了。我就打算这么做。
客厅那层和楼上其他两层都漆黑一片，但门廊的门开着。地下室那里有两扇窗户，比地下室前面的空地还低很多，隐匿在门阶的下面。昏暗的橘黄色灯光从厚厚的、几乎不透明的玻璃透了出来。这么说他正在下面等我，正如他所说的一样。
我身上什么防身的武器都没有带————好吧，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呢。不过，准备是否充足也只是相对的。就像防身用的匕首，究竟是否有用，取决于握着它的人手腕的力量。手枪？可我没有手枪。哨子还差不多，可这里如此隐秘，戒备森严，街上的人能听到哨声吗？只怕还不如我自己的尖叫声管用呢。
我绝望地跟自己玩儿了个游戏，一种孩子们常玩的游戏，好拖延时间，伺机而动。我对自己说：“只要那边那个人经过这里，我就下去按响门铃。”然后又说：“他走得太快了，不算数。好吧，再有一个人经过，我一定就去按门铃。”又说：“他经过这里之前，还拐到别的什么地方了，也不能算数。”直到最后我突然无助地发现：“再也没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了，我必须进去！”整个过程中，一个成年人的声音，成年的我自己的声音，出现在耳畔：“懦夫！懦夫！你来这里干什么？你那天安然无恙地走出来后，为什么不把整件事抛诸脑后呢？”
终于，我迫使自己朝地下室门前走去。那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柯克，保佑我。我要进去了。”我知道他此时正在数英里以外的地方，身陷囹圄，孤立无助，但我需要个护身符帮我渡过难关。
按响门铃时，我不免觉得有些奇怪，真的有人能穿过层层黑暗看到我吗？我用一只手抓紧另一只手的手腕，好像一下子被击中要害，突然感到虚脱，动弹不得。
这的确很幼稚，我心知肚明。这将是我最后的未泯的童心。在这之后，童心也就所剩无几了。站在这栋等待我随时进入的楼房前，我是艾伯塔·默里，一个成年人。首次进入这个她从不曾想过会走进的成人世界，一个她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世界：一个蛮夷之地、黑色地带、充斥着肆意古怪行为的隐匿之地，充满明目张胆的背叛和心狠手辣的恩怨情仇。在那里悔恨和良心是软弱的代名词。这是多么诡异的初次登场啊。
我按下门铃，房间深处传来微弱的声响，不是普通门铃的响声，而是一种愤怒的蜂鸣。像纽约这种地方，地下室前面的那片空地有一个共通点：外面都有一个网格铁门，就在门廊下方的位置。铁门后面，成直角的位置才是房子本来的木质大门。我估计，过去人们为了防止外人闯入才这么做的。从任何角度来说，这扇铁门都配得上“门”这个称谓：它把侧面的空间从上到下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白天或者借着房内的光线才能看到有条缝隙。
既没有内门打开的声音，也没有人出来的动静，这说明他早就待在那个地方了，藏匿在黑暗之中，一直站在那儿，透过那条缝隙，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晚上好，我还在想你究竟要花多久才能到这儿。”尽管他嗓音低沉，试图安慰我，但他的声音离我那么近，就从大门的另一侧毫无预警地传过来，把我吓得不轻。
然后他推开沉重的铁门让我进去，弄出很大的动静。黑暗之中，我再次嗅到一股混合着烟草味的污浊气味。
“以后不要这样，”他说，“你在人行道整整待了五分钟，好像没打定主意似的。这————这可不太对劲，给人印象不好。不管你去什么地方，都不要站在外面瞎晃悠，尤其是来我这儿时，直接进来。”
所以说他一直都在观察我，很可能在我刚到达这里时，他就开始监视我了，宛如某种类人猿，潜伏在铁栏杆后面。
我不禁暗自琢磨：“假如弗勒德真的派人送我过来，我和那个人就在这所房子的视线范围内分开，或者仅仅是和躲在附近的他暗暗交换信号，现在会落得什么下场？”
刚才的犹豫不决让他不快。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我绞尽脑汁解释道：“噢，医生，我告诉你刚才为什么会那样。我来的路上碰巧看到时钟，自己早到了五分钟。我不想太早到这里，总觉得怪怪的。我向来喜欢按时赴约，所以就在外面等————”
“好吧，事实上，你晚到了五分钟。”
“这么说来一定是那口钟走慢了。”
与此同时，他并没有退后一步好让我进去，反而从我身边经过，走到低洼的空地处。门口立着两块褐色石板用以加固铁门。他的目光瞟过石板，先朝街头看了看，随后又朝街尾望了望。
他这个举动看起来漫不经心、无关紧要，就像是普通的房屋主人，每次趁着出来开门的时候，都会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但这并没有误导我，他是想确定没人注意到我进来。
“直接进去，别站在这儿。”这句话本身无伤大雅，只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街上看，使他的话里充满了阴谋的味道。他的所言、所行、所为————我也不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措辞————都显得居心叵测。
我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迟早都要进去，但我抓住一切机会拖延进入的时间，哪怕只有一瞬间而已。“可我不知道灯在哪里，医生。我看不清路。”
“用不着开灯，你沿着走廊直走就行了。我马上就过来。”这次他依然没有回头看我。他是要确认大街上空无一人。
噢，我知道的，一直都知道的，就算是傻子现在也看明白了。有哪个医生会黑灯瞎火地接待病人？在病人进来之后，还要再三查看街道的情况？如今那个芬兰女人也不在，他应该早就料到她会外出，即使她不出去，他也会想办法把她支出去的。因为这个地方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我越想越怕，甚至不敢掉头往回走，除了硬着头皮往前走，什么也不敢做。一片死寂。我担心如果自己突然停下，他可能会用蛮力把我拖进去。至少现在捆绑我的绳索还没被勒紧，只要我待在里面，老老实实地往前走，在这一小段时间内，我尚是自由之身。
我摸索着碰到墙壁，悄悄向后方侧了侧身，贴着墙壁移动身体，猫着腰穿过乌黑的铁栅门，眼前依然是一望无际的黑暗。穿过第二道门，脚下不再是水泥地，取而代之的是木地板。这里的烟味儿更加刺鼻，显然在这方狭窄的密室里，他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听到他的脚踩在地下室门前沙砾上发出的刺耳摩擦声，他要进来了。随着铁门“哐”的一声被人关紧，唯一逃生的机会也从我手中溜走了。
我被困在里面了，永永远远，彻彻底底。
他的脚重重地踩在我的脚面上，一瞬间我感觉趾头都被踩碎了。他肯定也感觉到了，但并没有道歉。
“这里太黑了，医生，我什么都看不清。”
他走到我前面。“跟着我，”他粗鲁地说道，“这总办得到吧。”
我踩着变形的木地板跟在他身后。每走一步，都觉得他会突然停下来，毫无预警地转过身，之后就会有一双残暴有力的双手像钳子般朝我————
我们侧身小心翼翼地从一段封闭的地下室楼梯旁边走过。从它阴影面积的大小判断，右手边好像有台废旧机床。
“医生，我们不上楼去你办公室吗？”
“去办公室干什么？”
“干什么”这三个字令我不寒而栗。他的回答如此简短，甚至都不愿假意继续我们那天的谈话。无论一会儿我要面对什么，都只会在这里。就在这些台阶的下面，不会有打斗的痕迹————无需技能————也不会被那个芬兰女人或其他什么人察觉。
前面突然就没路了，我们终于到了。我猛然感觉脚下地板的质感有些不同————在黑暗中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这里和之前的地板一样陈旧，或许是把木板朝不同的方向铺着，又或许地板上铺了一层烂油布。毫无征兆地，灯突然亮了，他的手收了回来，任凭灯泡来回晃悠，光线因此而变得更加刺眼。
灯泡上罩着那种常见的棕色包装纸，有助于缓解突然出现的这种令人不适的明亮感。灯光带来的刺痛感逐渐消退，但它依然会形成一种奇怪的潮汐般的阴影，均匀地投射在墙面大概一半高的位置上，为这里又增添了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弦外之音。首先，除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明亮的洞穴或是库房以外，其他地方都昏暗一片。其次，除非我们站在灯泡正下方，否则光线会把我们的脑袋还有上半身从不同的高度和身体其余部分割裂开来，于是我又有了另一个额外的恐怖经历：面对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人，他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淹没在昏暗之中。此外还有一双脱离躯体、没什么精神的眼睛正盯着你看。
我们现在所在之地位于地下室后方的一个房间，没有窗户，之前应该是用作储藏室或是堆放废弃物的，现在既是储藏室也是垃圾堆。很难说清这里究竟做何之用，因为视线所及之处，杂物和垃圾一样多。随处可见罐头瓶、食物包装袋、蒙上一层灰尘的装药品或液体的玻璃瓶、装橄榄油的锈迹斑斑的锡桶和破椅子。我发现，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里还扔着一台缝纫机，锈得只剩下发红的铁架子。一定是曾经住在这里的勤劳女性曾用它来缝制帆布套袖或是裙子。
“把门关上，”他厉声喝道，“脑子里想什么呢？”
我拉上门，把我们二人关在屋内。
房间中央放了一张破旧肮脏的桌子，显然它在这里还有用武之地，所以还被保留着，就摆在那里。他匆忙走到一旁的昏暗处，又走回来，如此往返数次，阴影就像是断头台上的铡刀一般。他每次回来，手里都会拿着个像鞋盒一样的东西，然后从杂乱无章的垃圾堆里某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抽出一张纸。尽管我很想看清楚纸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拿出来的，但他动作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终于，他在我和桌子之间晃了两下，待我看清楚，才发现桌子上突然多了一把左轮手枪。我也不知道枪是从他身上还是从桌子底下的哪个抽屉里掏出来的。他坐了下来，枪就放在他袖口旁，而且，也许是出于偶然，它恶毒的枪口正对着我。
觉察到我眼中流露出的惊惶之色，他瞟了手枪一眼，仿佛很有必要弄清我害怕的原因一样。“我来这里的时候都带着它。”他似乎是在跟我解释，可这算哪门子的解释啊。
他把袖子往上挽了挽，好让自己舒服一些，接着说：“现在好了。”他说得直截了当，毫不掩饰，仿佛是在说：“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找个地方坐下，就坐在那个箱子上吧。”那个装鞋的箱子————如果它之前确实是用来装鞋子的话————被他一屁股坐在了身下。他把手里拿着的一张长方形纸条对折了一下，连续在桌子上敲打着，仿佛是要让它的边儿变钝一些。
“你有认识的人吗？”
我舔了舔嘴唇，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这个动作看起来像是在绞尽脑汁回忆我从前认识的人一样。
“有没有什么人对咱们有用？”
我依旧无法回答。
“你那天说她认识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我还以为————以为你有自己的门路。”
这次他替我做了回答。“看样子你没有。”之后他又接着说，“无所谓，我会让你忙得马不停蹄的。”
他从坐着的鞋箱里————尽管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拿出一些小纸包。纸包很小，大概装着名片或是礼品卡，又或者是医生开的药方，他从账单上撕了一页下来，写好后对折塞了进去。纸包口是封死的，严严实实，就连半干的胶水都从边缘渗了一点出来。纸包里面装着的东西不太规整，弄得纸包底部鼓鼓囊囊的，而它上面的部分又扁又平。但是当他把纸包递给我的时候，我把纸包拿颠倒了。由于重力的原因，里面装的东西都堆到纸包上部，而底部像纸张一样薄。我能感觉到纸包里面有颗粒物滑动。
“我应该多久————”
有的时候最不起眼的小事反而会拯救你。他回答得如此迅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我。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我应该多久吃一次这个药？”
“只要你方便，随时都可以。”他已经约我再次见面了。
仅仅是想空出手来，我机械地打开皮包，把那些小纸包放了进去。
“你这是在干什么？就这么把它放在里面？”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不悦。
就像大多数包包一样，这个皮包里面也有一个半隐蔽、带有拉锁的隔层。我把拉锁拉开，让他看了一眼，问道：“放在这里，可以吗？”
“拿给我看看。”他把皮包从我手里拿了过去，把四根手指塞进了这个新发现的隔层里反复检查，后来又把整个皮包移出我的视线，放在他的腿上。我看见他肩膀微微晃动，好像手里正在忙活着什么。随后“咔哒”一声，这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包被他合上了。
在莫名其妙地把包合上之后，他把皮包还给我。“拿着，”他说，“这回万无一失了。”
我把包在腿上放好，抬起头，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二百五十美金，明白吗？”
我不明白，只好看着他。
他厉声喝道：“别盯着我看！二百五十美金，听清楚没？”
我不经大脑地答道：“清楚了，医生。”
他的指尖移开枪柄，至此我才意识到之前他的手一直握着手枪，如此老练沉稳。
他又递给我一张纸条，说道：“一分钟之内记住上面的东西，然后把它烧掉。”我拿正纸条看了看，又听见他说，“一会儿你就用不着它了。”
他等我看完，问：“记住了吗？给我说一遍。”
我清了清嗓子，像是在学校背诵课文一样，不确定地背道：“卡纳尔街上的‘纯净咖啡馆’，11点到12点之间，碎麦片，最里面靠墙的桌子————”
“你知道怎么吃碎麦片吧？”他打断我问道，“先用手把它碾碎，在餐盘上形成一个小堆。不要像有些人那样，把勺子一下子就插进麦片堆里。现在继续背。”
“第三大道四十九号的俄勒冈酒吧，12点30分左右，在第二个电话亭替‘芙洛·瑞安’接个电话。”
“继续。不要看纸条。”他把纸条翻过去放在桌上。
“第八大道，哥伦布圆环广场附近‘咪咪夜总会’的女洗手间，问服务员认不认识一个叫比拉的人————”
“你把什么漏了？”
“两点以后的任何时间。”
“还有一个。快点，加快速度。”
我想了一下，终于想起来了。“四十二号‘宝石剧院’三点钟以后，左手边楼座最后一排，‘我是不是把围巾落在座位下面了？’”
我深吸一口气。
“你忘了金额总数了。”他恶狠狠地说，目露凶光。他已经把总数算好了。
“一千美金。”我答道。
“嗯，把总数给我记牢。要是来见我的时候金额不对，到时候————”他话说了一半。
也就是说我再次回到这个地方要带着一千美金，而钱是从那几个不同的地方搞到手的。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我瞥见他手边的那把枪，尽管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那把枪，但那个卑鄙的枪口从一开始就对准我，这让我根本无法思考这两点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传递出何种含义。
“把它给我。”他从我手中拿走纸条，划了根火柴，把纸条点燃，看着它四角卷起来，晃动火苗把纸条全部烧尽，之后用双手把灰烬搓了搓，像是在揉搓某种黑色食物一般，直到灰烬被完全搓成粉末，在他的手掌上留下黑色的纹路。他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在身上蹭了几下。
“有些医生，”我暗想，“知道怎么做就能让我的脸扭曲到变形。”
我的目光暗暗搜寻到那把枪。我沉思片刻，的确，它离他太近了，他动一动手腕就能够到它，而我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但如果我能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把视线转向屋子里较远的什么地方，我再迅速行动握住它————
突然，它滑向桌子的边沿，消失不见了，却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重量掉落在地上，然后他的手又从放枪的地方拿了上来，什么都没拿，仅仅不断敲击原来放枪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我意识到这么做对我没任何好处。我根本不可能用枪逼他说出我想知道的东西。就算枪被我抢到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它再次夺回去。我必须想出个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医生，我————”
我欲言又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然而，他好像明白我的意思。“知道了，给你。”他不情愿地说，然后递给我一张脏兮兮的十美元钞票。“现在行了吧。”他说。
他站起来，指着昏暗的灯光说：“抓紧时间出去吧。”
他让我打开门，才刚走到门口，灯就灭了，仿佛这一幕从未发生过一样。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它们被呈现的方式都成为一场噩梦，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害怕。
我沿着狭长幽暗的通道摸索着往前走，身后传来他的脚步声。胳膊连续摆动，紧紧地跟在我身后。近在咫尺的脚步声让我不寒而栗，我就跟刚刚踏进这里时一样害怕。我真想拔腿就跑，逃离它们的束缚，但我尽力克制，不断告诫自己就算现在这么做，前面还是会有障碍物把我挡住，白费力气。勇敢一点，只需再坚持一下，一切都会过去。再过一小会儿，一切就都结束了，我就可以出去了。
我身后的脚步声消失了。他停了下来，鬼鬼祟祟地紧贴着我站住。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他总算把铁门打开了。在急不可耐的狂喜中，我的身体几乎就要冲出去了，可他用胳膊粗暴地挡在我前面，先朝四周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会儿。
他终于把手放了下来，我可以自由地走出去了。“周一晚上，老时间，”他咕哝道，“你要敢不出现，有你瞧的。”
我迈上两级台阶，走到人行横道上，最后听见他对我说：“当心点儿。”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中没有丝毫内疚之情，没有共同承担风险的同伴情谊，而是伴着一种严酷无情、麻木不仁的语调，跟威胁并无二致，仿佛是在说：“当心点儿，你就是给我赚钱的工具。我只在乎你带回来的钱。”
我拖着僵硬的双腿快速走到街上。我想这应该就是麻木吧。随着麻木感逐渐消逝，我估计双腿马上就会变得绵软无力，无法再支撑我的身体。在此之前我必须上公交车找个位置坐下。幸好没过多久，就有辆公交车停了下来，然后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我绷紧着的神经终于可以松懈下来；我一屁股重重地坐在公交车的皮椅上，避免随时可能会晕倒。
我安然无恙地从那里出来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这是我最先意识到的，也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了。我甚至感到不能呼吸，于是把车窗打开，深深地吸了口气。我身边的乘客扭头看我，十分不满。对他们而言，这股冷风让人很不舒服，但在我看来，它能给人自由，令人愉悦，让人恢复气力。
而这种轻松是危险的，会扰乱记忆中的很多细节，在它表面蒙上一层薄膜。尤其是它让那栋房子变为唯一的危险之地，而现在周遭的一切在此之后似乎都变得安全无害，无须被质疑或承受怀疑的目光。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把当天晚上一个正好和我等同一班地铁、而且在站台徘徊时还瞄了我好几眼的男人，也当成是我之前遇到过的那类人：仅仅是个恰巧和我等同一班地铁的人而已。
现在危险被愚蠢地锁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隔挡里，一个地窖之中，就在莫当特家中，而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这不过是一个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站在口香糖售货机前，盯着镜子，调整角度，端详自己的脸的男人————只是他帽子的颜色有些不可形容————应该是棕色，不，是灰色，不，我也说不清是什么颜色。不过镜子照不全他的整张脸，而我在离他较远的地方，坐在长椅上等地铁，所以自然地暴露在他的视线内。
开往市中心的地铁呼啸而至，他却不见了踪影。毕竟有很多车辆可供选择，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事后才想到这点的。他很早就淡出了我的思绪，事实上，他从未进入过我的脑海里。
我换乘至开往曼哈顿东区的地铁，准备去卡纳尔街的时候，他突然又出现了，就在这趟区间列车上。可是我把所有的危险都隔离在莫当特的房子里了，这不过是另一场巧合而已。一天之中有成百上千的人，甚至每个小时，都会有人从曼哈顿西区坐车到东区。他为什么不能呢？
下了区间列车，这里仍然有很多车可供选择，他再次消失了。
我之所以决定去那里，执行这场指派给我的、令人厌恶不已的任务，是按照以下的逻辑思考的：至少我还需要再次拜访莫当特，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多见他几次。虽然第一次会面我什么线索都没有查到，但我获取了有可能得到一切的承诺。他是认识米娅·默瑟的，他的一举一动说明他不可能只是她的私人医生，两人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违法的关系。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定能发现这里暗藏的杀人动机。不只是动机而已，或许还会找到证据。一个男人和自己预期的同谋见面时还会在桌子上放一把左轮手枪，对于某个以某种方式反对他甚至威胁到他的人，他极有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闷死这个人。非常好，除非我先完成他交代给我的差事，否则我就不可能再次和他当面对话。因此，在纽约市周日这个安宁、休闲的夜晚，我出门执行这项任务。
哦，至于这件事的本来面目，我倒没抱任何幻想。即使我本人十分单纯幼稚，想到那天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幕幕，我也心知肚明，这里一定涉及犯罪交易。首先，我即将收到的那笔钱就能说明这一点，再加上我即将要联系的人以及我自己，都煞费苦心地隐瞒了身份。尽管难以置信，我还是没有想出他究竟要让我做什么。八成是有人欠他的钱，可能是某种违法服务得到的报酬————伪造记录，完成某种违法的手术————由他出面收钱不安全，相比之下还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比较好。各种其他的细节一下子都浮现在脑海中，反而形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盲点。我把之前他给我的那些小纸包仅仅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让我们之间的会面看上去更可信一点。换句话说，一旦不久之后他被人质疑、询问的话，他就可以解释说他只是把我当成他的病人而已，给我开些镇静剂、强化剂或者头疼粉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偶尔会感到晕眩。这样我自己说的话反而就成了他的证词，也许办公室里的病历记录也能证明他所说的。
高明，当然同时也很盲目。我停在“纯净咖啡馆”附近探头张望，仿佛在进去之前需要花点时间考虑点什么吃的。
这个时间点，里面居然坐得满满的，靠近前台所有好一点的座位都有人。尽管很多人看上去早就把甜点吃完了，但依然待在那里，三三两两地闲聊。正如很多类似的餐厅一样，来这里吃饭的人更多是出于社交目的而非仅仅为了填饱肚子。
我心想：“他希望我进去。我从那里就能拿到钱。”我推开旋转门，从服务员手里接过一张硬纸片，他就像是售票员一样站在门口。铃声刺耳地响了起来，但甚至没有一个人扭头看。或许每次有人进来的时候，都会铃声大作。
我拿了一个托盘，沿着柜台前面的横杆推着托盘往前走。他烧掉的纸上写着“碎麦片”，可我根本没看到。我都走到底了，甚至还往回走了几步以确保自己没有忽略它。最终我不得不问柜台后面的服务员是否还有麦片。
“没有了，”他说，“不过我可以为您再打开一包。我们在里面还为明早预留了一些。”
不一会儿他就从食物储藏室或其他什么地方回来了，盘子上放着两块熟悉的、类似长方形蛋糕的东西。
他一边给我的票上打孔，一边说：“之前也有人在这么晚的时候点这个吃。有个客人每次来都会像你这样点麦片吃，不过他好久没来了。麦片用来做早餐最好啦。”
我想知道他究竟明不明白这其实是个暗号。我仔细盯着他看，看样子他并不知道，说这番话只是出于亲切，不过我并不十分肯定。
我把它们放在托盘上，离开柜台坐在最后面靠墙的桌子旁。
铃声又响了起来，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在饮品区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虽然他背对着我，但看起来隐约很像我今晚离开家到这里之前，曾经两次遇到过的那个人。我想一定是自己搞错了，这种巧合不可能出现第三次。
捏碎的麦片像是枯树叶一样堆在盘子中央，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吃掉它。我本来也不是特别想吃。虽然不如之前在医生家那么恐惧，可现在我还是很紧张，希望事情快点结束。
端着咖啡的那个男人淹没在人群之中。尽管我们相距甚远，但他就坐在我对角线的位置，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座位，如果他留意我的话，也能看到我。而他并没有朝我这边看，仅仅埋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只能看见他帽子顶部的褶皱。不过我隐约还是感觉，他和我来这里的路上曾两次遇见的那个男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还没来得及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想，我对面突然冒出一份打开的报纸。有人在我对面坐下，可我并没有听到响铃的声音，这说明他本来就在餐厅里面。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的标题看，按理说读个标题花不了多长时间，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标题，没有继续阅读下面的具体内容。
我感觉自己心跳加速。
他侧着身子坐在我对面。若是在这种狭窄的小桌子前看报纸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采取这种坐姿。透过报纸和他脑袋后面墙壁的缝隙，我大致能窥视到他的侧颜。
“拿到了？”他含混地问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他是在读报纸时自言自语而已，就像很多人边读边娴熟地发表意见那样。
我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怎么回事？他跟你说起我了吗？”
“说过，但我也不知道谁————”
“出什么事儿了？你啥也没拿到吗？他没交给你什么东西？”
“嗯，他只是给我————”
他对压力和紧张早已习以为常。
“别瞎耽误工夫。我不能整晚都这么举着报纸看。这里还有其他人。你是新来的？”
“你想让我怎么做？”我无助地问道。
“把你的包推到这边来。”他把胳膊肘抬起来，和桌面保持一定距离。如此一来，包既可以从中间的空档经过，还不会影响他继续看报纸。
整件事情处处透着古怪，搞得我晕头转向。我把包推了过去，直到它失去平衡，掉了下去。他双腿交叉，把包接住，摊开的报纸始终纹丝不动。
他一只手松开报纸的一边，让桌子继续撑着报纸另一边。尽管它稍微晃动了一下，险些坍塌，但因为整份报纸本身就是很厚的一叠，所以它仍然直直地立在桌子上。
我听到搭扣被“啪”的一声打开，声音令人窒息。尽管无法用肉眼看到，但从他的呼吸中还是能感觉到他正鬼鬼祟祟地做什么。突然，耳边传来他恶狠狠的声音：“他给你的东西放在哪儿了？”
“他只是给了我一些东西，用来————把那个拉链拉开。”
搭扣又“啪”的一声被合上。鼻孔随着怒火而紧缩，愤怒甚至令人几乎窒息。
包又突然出现在它原来的地方，他的手指也重新放在报纸边缘。两个动作一气呵成，尽管一定会有先后次序，但他动作太迅速了，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份用来遮掩的报纸已经不见踪影，他也像梦一般迅速消失不见。侧厅的门来回摇摆着，但人影早已消失在门外漆黑的夜色中。
我把失而复得的皮包放在腿上，在桌檐的掩护下查看包内物品。医生给我的那些小纸包少了一个。在包的最底下有一沓卷在一起的钞票，拿皮筋牢牢地捆紧，宛如什么人用修长但颤抖的手指捆的一样。我数了数，二百五十美金。
我茫然地抬起头，一种后知后觉的恐惧感袭上心头。这里面一定是————“你知道的，”我在心里数落自己，“自始至终你都知道，只是自己不肯承认罢了。你不想让良心阻碍你的真实企图，因为这是必需的准备工作。于是你就把良心踩在脚下。你把它想象成是那种可以让自己全身而退的犯罪行为，比如说一次违法手术的好处费。”
我惶恐地朝四周看了看，相较于之前他坐在离我半米左右带给我的恐惧感而言，现在他不在我身边的那种恐惧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没有一个人在看我，柜台后面的服务员全都低着头，忙各自的事情；坐在玻璃窗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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