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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怎样发展的呢？当氏族的各机关一部分变了形态；一部分由一些新的机关僭夺其地位；而最后则完全代以国家的各种官厅。从前氏族宗族与种族用以自卫的真正“人民武装”，至此代以国家一切行政机关使用的武装“强权”，复次便用以对付人民。我们论证这种进化的初步，最好莫如古代的雅典。关于形态上种种变化的要点，是由摩尔根陈述的；至于产生这些变化的各种经济情形，大部分是由恩格斯补足的。
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种族尚住在几个隔离的地方；构成四个种族的十二宗族，也还住在西克鲁伯斯（Cecrops）的十二个城市里面，好似各保其特殊的古迹。此时政治组织即是英雄时代的组织：人民会议、议会和巴士留。更追溯成文历史的记载，则土地业已瓜分，并且随著相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在半开化高期的末日即已相当的发达）和与之适应的商品交易，而转变为私有财产。各物以外，又能生产酒与油。所以爱琴海（Egen）的海上贸易，渐渐推翻了腓尼基人（Pheniciens）的霸权而大部分落于阿替喀人之手。由不动产的买卖与农业手工业渐渐分工的结果，商业与航海业益发达，而氏族宗族与种族所属人员亦忽然互趋于混淆。不但如此，因为以上事势所趋，各宗族与各种族的领地不得不改变旧规容收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住民或市民，复次又不得容收异种人于他们自己的住居以内。
在各宗族与各种族分离居住时，每个宗族和每个种族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无须选代表到雅典议会和巴士留那里去。虽然无论何人可居于不属于他们的宗族或种族的地域上面，但也自然不能参与该地宗族或种族的管理与行政。
氏族组织的规律活动，在英雄时代即已显出失了均衡的破绽，而有补救之必要。由是雅典人便采用提西欧（Thesee）的政体。提西欧的第一种制度在变更各种族的独立行政，而在雅典建立中央行政机关，前此各种族独立自治的事务之一部分，至此宣布为公共事务并属于在雅典的总议会管辖。由此，雅典人比美洲印第安人更进一步，印第安人只有邻近几个种族简单联合的雏形，而雅典则已融合为单一的整个的民族。由此在种族与氏族的习惯法上，产生一种普通的人民权利。即使是异种族的人，只要他有雅典市民资格，便得接收些一定的权利，和法律上的保护。然而这又是使氏族崩坏的第一步，因为这乃是容收阿替喀各种族以外和完全在雅典氏族组织以外的异种市民之第一步。
提西欧第二种制度是不计（也可说是打破）氏族宗族和种族的组织，区分人民为三个阶级：贵族（Eupatrides）、农人（Geamares）与工人（Denurges）。并且规定职官为贵族独擅之特权。这是真的，除贵族独占职官一点外，这种区分没有什么别的影响，因为她还没有建立各阶级间别的法律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区分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她已把一些默默发展的新要素提供于我们。这种区分所表示的氏族职官之占有（习惯于某几个家族里面），业已变为各“世族”的一种权利；由此各世族更与一些财富的势力，于他们的氏族以外，开始联合起来，————便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而呱呱坠地的国家，便是专应这种要求产生的。至于农人与工人分工，也是竞胜从前氏族或种族的区分之很有力的方法。卒至氏族与国家之间宣告不可调和的抵抗；国家形成的第一个功课便在打破氏族制度，把每个氏族的人员分成为特权者与非特权者，并且把农业与手工业的劳动者也分成为两个新阶级，使他们彼此对抗。
雅典以后的政治史，到梭伦时还不充分知道。巴士留的职位后来是废止了，而代以从贵族中选举的雅康（Archontes）为国家的首领。到纪元前六百年的时候，贵族的权力渐渐增加到不堪支持的地步。其压制一般人的自由之主要方法，是现银与高利借贷。贵族们的主要住所为雅典及其附近，因为这便是海上贸易以及劫掠机会的所在地，由此可以无限的增加财富，集中一切现银于他们的手里。从此，现银交易的流行，便酸化了旧社会的生存条件，————因为他是建立在自然品的交换基础上面。氏族组织与现银交易是绝对不能两立的；阿替喀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氏族旧关系之解纽同时而起的。债权与抵押权（雅典人已发明抵押法），既不是氏族所尊重的，也不是种族所尊重的。氏族既不知道现银，也不知道贷借，更不知道现银的债务。然而富豪的金力政治不停的扩张，便由她（金力政治）创造一种担保债权的新习惯法，使现银所有的债权者对于负债者的小农之盘剥神圣化。由此阿替喀一切田原上面树满了抵押的标柱，在这些标柱上说明这些土地由谁某抵押于谁某，抵押的银及利率为若干。就是一部分未指定为担保品的耕地，因为不能偿付本利也只得卖与债权者而成为高利贷的贵族之财产。农人若得保持下列情形，尚欣然自以为幸：即土地卖了之后，若被允许以佃户资格仍得留居于故地，靠着自己的劳力过收获物六分之一的生活，而将六分之五当作地租，缴纳于他的新主人。更进一层说：当卖出土地的结果不够偿债务时，或债务积累至没有抵当物的保障时，债务者便应把他的儿子卖与外人为奴隶（多半是卖与债权者为奴），以偿清他的债权者。————父亲可以卖儿子，这便是父权与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结果————虽然如此，然而吸血鬼还没有满足呢。复次，债务者便应把自己卖为奴隶。这样————便是雅典民族文明初启的曙光！
在过去人民的生存条件还适合于氏族组织的时代，以上一类的变化是没有发生之可能的，以上一类变化之所以发生，现在已无须怎样辨明了。暂时我们又可回复到伊洛葛人里面来。在伊洛葛人中，欲以强迫施之于雅典人的状态，去施于伊洛葛人————不得他们的协力或不顾他们的同意而施于他们，这简直是想象不到的事体。无论年岁的好歹，他们总是年年岁岁以同样的方法去产必要的生活资料，决不能发生以上一类外部压来的冲突，也决不能发生贫富间以及掠夺者与被掠夺者间的任何抵抗。纵然伊洛葛人隔征服自然的程度尚远，然在加于他们的自然限度以内，他们得为自己生产的主人。既使他们小园圃的收获恶劣，山林川泽的禽鱼竭尽，然其结果只足以使他们从新发明些生存方法。以这样的结果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多少是比较丰裕的；并且决不致因此掀起社会意外的大变革，撕破氏族的关系，把氏族和种族的人员分裂为互相争斗的对抗阶级。生产固然还是在极狭隘的界限中进行，然生产者还是他们自己生产物的支配者。
至如希腊人里面，完全不同，由畜群与奢侈品变为私产的进步，以致发生个人间的交易，并把生产品变成为商品。这样的变化，便是以后一切革命的种子。一到生产者的本身不直接消费他们的生产品，且把他们的生产拿来做交换，他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品便失掉了主人资格。而生产品换出不到几日，人家又有拿来盘剥和压迫原来生产者之可能，这样猝然而来的事情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所以没有那个社会在开始不逃脱个人间的交易，而还能以固定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生产品，或在生产过程上还能维持其对于社会作用的管辖。
但在雅典人，一到生产品转变为商品和个人间的交易开始，他们便知道用怎样的速度使生产品支配生产者。而为个人自己计算的土地耕种，也随着商品生产而出面，并且不久便成立土地的个人财产。后来现银出世，他便变为可与一切商品交换的共通商品；然而当他们（指雅典人）发明货币时，谁能梦想到他们又因此创造了一种惟一普遍的新势力，这惟一普遍的新势力可使全社会降伏在她的威权下面。并且这种新势力是从创造者的自身忽然涌现出来的，纵然他们的暴性还是在少年时代，然已足够使雅典人感受其威力了。
然则在这中间怎样做呢？氏族组织业已自行证明无力抵抗所向无敌的现银势力之进攻；并且在她的范围内绝对不能寻出她对于————现银的交涉，债权者与债务者的关系，以及用势力收回欠债等行为————有丝毫的地位。但是新社会势力业已存在那里；而人们并无热烈的希望和意愿想把现银与高利驱出社会而回复到旧时的善境。
此外又有一列次要的罅隙，接二连三在氏族组织上面开了些破孔。
在阿替喀全境各氏族和各宗族的人员之混合（雅典市的本身更为混淆），一代盛似一代；从这时候起，一个雅典人有权把土地卖出他的氏族以外，而且住宅也不拘了。
生产上各派的分工有农业和手工业，而在手工业中又有无数的细别，如商业航海等等。以上的分工随着产业和交通的进步愈益发达，由此人民遂按照其职业而区分为各种很固定的团体。这些团体的每一个，都有其共同的新利害；而这些共同的新利害在氏族和宗族里面没有存在的余地，所以必须设立些新职员以拥护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氏族的地位又不知削弱了多少。
这个时代，奴隶数目的重大增加，已经超过雅典自由人的数目非常之远。然而氏族组织原来不知奴隶制为何物，所以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制驭这般不自由的氏族群众于羁轭下面。
最后，由商业招徕的一群外种人，只要他们在雅典能赚得现银，则定居于雅典也极容易。不过这样的事情，显然与旧制度相抵触，所以纵然有因袭上的默许，然他们在人民间依然是一种由旧制度剥夺各种权利与保护的外来分子。
总括一句：氏族的组织业已到了她的末日。新社会日益生长，旧氏族日被排出。眼前发生的各种害恶，氏族既不能阻止，又不能消除。由分工（开始为城市与乡村间的分工，复次为城市各派产业间的分工）建立的一些新团体，不仅创设一些以保护他们利益为目的的新机关，而且创设各种各类的新职员。
复次，少年国家的第一种需要，是需要一种自己的武力。这种武力，在航海业雅典人，最初不过是用以保护商船，对付各种小小战争的海军力。在梭伦以前的不确定时代，雅典人按照十二个种族划分一些小领土区域，叫做诺克拉利（Naucralies）。每个“诺克拉利”应供给一个备具全副武装（水兵，军需等等）的战船，和两个骑兵。这个制度给氏族组织以两重打击：第一，她自己创立一种再也不与全体武装人民相混合的公众势力（farce pnblidue）；第二，她初次在政务里面区分人民，便不按照血族团体而按照居住地域（L'habition locale）。这种区分具有什么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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