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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孟坚志汉地理毕而总结之曰：“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志》中各郡下，又分往其沿革。其称高帝置者二十：曰河内、曰汝南、曰江夏、曰魏郡、曰常山、曰清河、曰涿郡、曰渤海、曰平原、曰千乘、曰泰山、曰东莱、曰东海、曰豫章、曰桂阳、曰武陵、曰广汉、曰定襄、曰楚国、曰淮阳国。
其称高帝时为某郡者三：京兆尹，曰高帝二年为渭南郡；左冯翊，曰高帝二年为河上郡；右扶风，曰高帝二年为中地郡。称高帝郡国者二：中山国，曰高帝郡；广阳国，曰高帝燕国。称故郡者一：丹阳郡，曰故鄣郡。计为郡二十三，为国三，合于《后序》增二十六之数，而后之祖述其说者，亦小有异同。
《续汉书·郡国志》举倍都而无武陵，《晋书·地理志》举梁国而无鄣郡，钱氏大昕举内史、胶东、衡山而无谓南、河上、中地三郡，皆求以足汉志二十六之数。其是非暂置无论，要皆以班氏之说为信而不可易也。岂独此数家而已？自来读《汉书》，殆无不以班氏之说为信而不可易也。自余考之，则上所举二十六郡国，其真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而世人莫之察焉，是可异也。
诸郡中可确证为高帝置者，唯河内郡，见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清河、常山二郡，见于《樊哙传》；豫章郡，见于《黥布传》；余如汝南、魏郡、中山已不足征，至江夏、涿郡、渤海、平原、千乘、泰山、东莱、桂阳、武陵、定襄十郡，尤可证其非高帝所置。江夏属县，半为衡山故郡，吴芮之王衡山，实都邾县。及芮徙长沙，而衡山为淮南别郡，英布、刘长迭有其地。至文帝分王淮南三子，而衡山复为一国。
武帝初，伍被为淮南王画策云“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寻阳为庐江属县，则下雉此时亦当属衡山。此四语者，实分指庐江、衡山、九江、豫章四郡，皆厉王时故地也。又云“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则淮南所虑，仅汉南郡之兵。”不言江夏。武帝之初，似尚无江夏郡。
逮元狩元年，衡山国除，次年于其地置六安国，仅得衡山五县江夏十四县、当以衡山余县及南郡之边数县置之；则高帝时不得有江夏郡也。前《秦郡考》言秦于燕之故都当置一郡，其地有《汉志》广阳国四县及涿郡、渤海二郡之半，汉初置燕国，当仍其旧。而涿郡之地，介居《汉志》之广阳、河间二国间，中叶以后，广阳、河间各得四县，故中间得有涿郡之二十九县。
若高帝时，燕之内史与赵之河间郡，决非迫隘如此，则已无置郡之余地。故《史记·郦商传》，商破燕王藏荼军，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至高帝十二年，以破英布功，改封曲周。若当时已置涿郡，决无以郡治为侯国之理。是岁卢绾称乱，子建受封，燕地未平，而高皇晏驾，其于疆域，当无变革。
是高帝时不得有涿郡、渤海二郡也。平原、千乘二郡；汉初为齐悼惠王封域，而平原实齐济北郡之地，景武以后，济北国境反居济水之南，其在汉初，实跨济水南北。《史记·曹相国世家》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
著于《汉志》为济南县，卢为泰山县（文帝后济北王所都），漯阴、平原、鬲皆平原属县，故徐广云，济北分平原、太山二郡。高帝时，齐既有济北郡，则不得有平原郡也。《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五年，分齐为胶西国，都苑。
徐广曰，乐安有苑县。按《汉志》齐地无苑县，据《水经·瓠子河注》所引，则作高苑。高苑，千乘县也。案《史记·功臣侯表》有高苑侯丙倩，高祖六年封，武帝建元三年国除。胶西之都，似不应与侯国同处。
然《水经注》实有东西二高苑，其所谓东高苑城者，胶西之都也；所谓西高苑城者，丙倩之邑也。东高苑城以今地望准之，当在东安高苑之间，是汉初千乘之地属于胶西，不得有千乘郡也。《封禅书》云，济北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以他县偿之。则泰山郡之置在武帝时，非高帝所置也。东莱一郡，处胶东、胶西之北，《汉志》胶东国仅得八县，高密国（本胶西国）仅得五县，故其北得置十七县之东莱郡。汉初胶西，实有千乘之地，《史记·吴王濞传》，言胶西王邛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汉书·胶西于王端传》，亦言有司比再请削，其国去太半。则高密五县，当因胶西既削之余，胶东八县，恐亦非汉初旧城。东莱一郡，当置于二国削地后，非高帝所置也。故《汉书·高帝纪》云，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数文帝时齐国别郡，但举济北、济南、留川、胶西、胶东、城阳，而无平原、千乘、泰山、东莱四郡，则高帝时无此四郡也。
武陵桂阳二郡之地，高帝时为长沙国南境，故文帝赐赵佗书曰“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又曰“朕欲定犬牙相入者，以间吏，吏曰，此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则长沙与南越之间，汉不得置郡；且长沙在文帝时不过二万五千户；势不能分置三郡。则武陵、桂阳二郡，非高帝所置也。
定襄一郡，若为高帝所置，则其时当属代国。案高帝封兄仲于代，王云中、代雁门三郡；后封子于恒，王太原、代、雁门三郡，皆无定襄。《史记》举汉郡，亦但计云中以西，而定襄则在其东。则定襄非高帝郡也。此外，如东海本秦郧郡，淮阳本秦陈郡，燕之国都亦秦之一郡，而史失其名。则高帝所置之郡，其余几何？
又《汉志》所举秦郡，当高帝时，南海、桂林、象郡入于南越，闽中入于闽越，九原入于匈奴，（《汉志》五原郡注，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若汉初尚有是郡者。然《武帝纪》云，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则此郡实武帝所开。又《史记·匈奴传》，蒙恬所夺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卢施，事在楚汉之际。则九原之没久矣）黔中一郡，亦废于楚汉之际，则高帝时之郡数，又得几何？
即令《汉志》二十余郡悉为高帝所置，则汝南当属淮阳，常山、清河、中山属赵，涿郡、渤海属燕，平原、千乘、泰山、东莱、属齐，东海属楚，豫章属淮南，鄣郡属吴，桂阳、武陵属长沙，定襄属代，其得为汉郡者，不过江夏、魏郡、广汉三郡，而此三郡亦无所征。故谓此二十余郡为高帝所置，其误犹小，若直以孝平时之疆域为汉初之疆域，而谓此二十余郡者悉为天子所有，则全不合当时事实也。
然但据《汉志》以为说，则此误必不能免，（钱氏大昕谓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属于王国，此说极是。他人未有明言之者）此则不可以不辨也。善夫太史公之言，曰“汉初内陆自山以东，尽诸侯地。汉独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
此十五郡者，河东一，河内二，河南三，所谓三河也；东郡四，颍川五，南阳六；自江陵以西至蜀，则南郡七，巴郡八，蜀郡九；北自云中至陇西，则云中十，上郡十一，北地十二，陇西十三，而自山以西，尚有上党；巴蜀之北，尚有汉中；共十五郡。加内史为十六。此高帝五年初定天下时之郡数也。六年，以云中属代，则并内史得十五郡；至十一年，复置云中，而罢东郡以益梁，罢颍川郡以益淮阳，则并内史为十四郡。
史公习闻十五郡之名，又习闻东郡颍川之为汉郡、故既称与内史为十五，又并数东郡、颍川，虽云疏漏，然视班氏之误，则有间矣。由是言之，则高帝末年之郡，除王国支郡外，并无内史，唯得十四面已；至于文景之间，亦仅有二十四郡。
故枚乘说吴王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其珍怪不如山东之府”。乘之说吴，在景帝三年吴王举兵后，而十七诸侯则为文景间之事。（《史记·诸侯王表》唯文帝后七年及景帝元年共十七国）夫十七诸侯，既数文景间之诸侯，知二十四郡，亦数文景间之郡也。乘于景帝三年说吴，何以不数三年之郡，而犹数元年以前之郡？
曰：犹吾辈今日之言十八行省，二十二行省也。枚乘此书，刘奉世以其言齐赵事与史不合，疑为传者增之。然虽有增饰，而十七诸侯、二十四郡之数，不能凿空为之也。此二十四郡者，除高帝时十四郡外，则左内史一、右内史二《汉志》以分左右内史为武帝建元六年事，然《百官公卿表》纪景帝元年以晁错为左内史，则景帝初已分内史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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