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现存历代尺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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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元明学者，罕有讨论。大清康熙间，曲阜孔东堂（尚任）得汉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其拓本、摹本多传于世，后人得资以考订古物。又宋高若讷所造之晋前尺，其拓本尚存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册中，沈果堂（彫）、程易畴（瑶田）等亦据以考古代礼制。光绪甲午，吴清卿（大澂）撰《权衡度量实验考》，复据古玉、古器、古钱以考历代尺度，然于唐以后之制颇略。近时所见，如刘歆铜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其氏所未及见也。故尺度一事，比权量之研究，自为简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尚不能为此比较之研究也。

    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今六朝之尺，虽无一存，然据《隋书·律历志》所载，则：魏尺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五厘（长营造尺七寸五分强；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晋后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强,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五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强）。

    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长营造尺七寸七分强；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弱,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后魏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强,十一英寸）。

    后魏后尺（后周市尺、隋开皇宫尺同）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东魏尺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长营造尺一尺零八分强,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此即自汉尺增至唐尺之径路，而自唐讫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絹布为调，而絹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匹，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絹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案《隋书·律历志》，谓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今征之《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又《杨津传》，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絹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普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赢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絹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负圣明也。云云。尺度之由短而长，全由于此。且当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魏书·卢同传》，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絹，同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北史·崔暹传》，齐天保调絹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合此数事观之，则尺度之骤增于后魏一代者，更不烦解说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见有拓本传世。世所传仿制品，大率当工部营造尺之八寸七分许。其正确与否，所不敢知。要之短于唐尺，与上言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不符。然细考唐宋尺制，则此尺不独不能外此例，且足为此例作一佳证也。何则？唐之尺法，本有二种。《大唐六典》金部郎中条云：凡度以北方柜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又云凡积柜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后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种尺。其量布帛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则以四十八尺为匹；或用淮尺，则以四十尺为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公私随事致用。予尝怪之，盖见唐制而知其由来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柜黍中者为则，凡横度及百黍即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别名大尺，唐帛以四丈为匹，用大尺准之，盖柜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国朝事多本唐，岂今之省尺，即用唐柜尺为定耶？不然，何为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云云。案程氏所云官尺省尺，即三司布帛尺（赵与时《宾退录》云：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虽较唐柜尺颇长，而宋人以之当唐柜尺，又以淮尺当唐大尺，其言固不诬也。而今传摹之布帛尺，长于唐柜尺者至今尺一寸许，则宋淮尺之大于唐大尺，又可见矣。故曰：此尺不足破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且足为此例之一佳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