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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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戌春，余于乌程蒋氏传书堂见《永乐大典》四册，全载《水经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因思戴校聚珍板本出于大典，乃亟取以校戴本，颇怪戴本胜处，全出大典本外；而大典本胜处，戴校未能尽之。疑东原之言不实。思欲取全、赵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既而嘉兴沈乙庵先生以明黄省曾刊本，属余录大典本异同，则又知大典本与黄本相近。

    先生复劝余一校朱、王、孙本以备旧本异同，亦未暇也。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孙本，复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残本十一卷半，孙潜夫手校残本十五卷，校于朱本上；又校得吴琯《古今逸史》本，于是明以前旧本沿褫，得窥崖略。乃复取全、赵二家书，并取赵氏笺刊误所引诸家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于三四百年诸家厘订之勤。盖《水经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错简，则明有朱、王、孙，国朝有孙潜夫、黄子鸿、胡东樵,厘订经注，则明有冯开之，国朝有全谢山、赵东潜；捃补逸文，则有全、赵二氏；考证史事，则有朱、王、孙、何义门、沈绎旃；校定文字，则吴、朱、孙、沈、全、赵诸家，皆有不可没之功。戴东原氏成书最后，遂奄有诸家之胜，而其书又最先出，故谓郦书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

    戴氏自刊郦注经，始于乾隆三十七年（见孙荭谷序），而告成则在其身后，所校官本刊于乾隆三十九年，逮五十九年赵氏书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讶其与戴书同也。于是有致梁曜北二书，疑梁氏兄弟校刊赵书时，乃戴改赵。道光甲辰，张石舟（穆）得谢山乡人王艘轩（梓材）所传钞全氏七校本，乃谓戴、赵皆袭全氏，而于戴书攻击尤力。至光绪中叶，薛叔耘刊全氏书于宁波，于是戴氏窃书之案，几成定谳。然全校本初刊时，校勘者已谓王梓材重录本，往往据戴改全，林晋霞（颐山）尤致不满，至诋为赝造。于是长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

    然薛氏所刊全本，实取诸卢氏、林氏所藏黏缀底本及殷氏所藏清本，非专据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余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据大典本，足证石舟之说（惟石舟谓《提要》所云脱简有自数十字至四百余字，此又《大典》绝无之事。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脱简一叶四百余字，《大典》实有之。张氏此说未谛）。又以孙潜夫校本及全、赵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见全、赵二家书之说，盖不尽诬。何以知之？赵氏本书，即曰梁处素兄弟据戴改之矣，然其朱笺刊误中所引之全说，戴氏何以多与之合也？全氏之书，即曰王艘轩据戴改之矣。然全本校语及所引赵氏校语，戴氏又何以多与之合也？

    夫书籍之据他书校改者，苟所据之原书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袭之证据也。至据旧本校改，则非同见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孙潜夫本，谢山见于扬州马氏者，东潜则见谢山传校本，渭水注中脱简一叶，全、赵据柳、孙二本补之，戴氏自言据《大典》补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补，乃不同于《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赵本，谓非见全、赵之书不可矣。考全氏书未入四库馆，赵氏书之得著录《四库》，当在东原身后（戴校本屡云，此注内之小注与全氏说同，而赵书《题要》则驳此说，故知此篇非出东原手），而其书之入四库馆，则远在其前。案浙江采集《遗书总目》，成于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内载浙江进书凡十二次，前十次所进书目，通编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进者则编为闰集。今考赵氏《水经注释》及沈释《旃水经注集释订讹》，其目均在戊集中，则必为第十次以前所进书，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而东原入馆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经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当时必见赵书无疑。

    然余疑东原见赵氏书，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隶河渠书》时，东原修此书，实承东潜之后，当时物力丰盛，赵氏《河渠书稿》百三十卷，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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