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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在他担任内史，也就是长官的会稽郡山阴县（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西南的兰亭，召集名士四十余人修禊事，举办曲水流觞之宴。《兰亭诗序》即在群贤各自作诗之际，王羲之亲自作的序。在这里，先对三月三日之宴稍作说明。
自古就有在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亦即“上巳”，人们来到水边修禊，祓除一年的灾厄的风俗习惯。根据《宋书·礼志二》，从魏时开始，这一习俗就不再拘于巳日，而是固定在三月三日举行了。另外，这项活动也逐渐演变成同时举办宴会的形式。例如，在《后汉书》的周举传中记载：“（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因为《薤露》之歌是在葬礼上挽柩之人歌唱的挽歌，所以听说梁商在宴席上歌唱这个，周举就以“非其所也”加以非难（在其他文献中也能见到在宴席上歌唱挽歌的例子）。无论如何，从“酣饮极欢”的记载来看，那一日的行事，较之于修禊，宴会才是中心吧。
这样的宴会始于何时，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又是另外的问题了。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举办的宴会的形式应该是：宾客被安排在弯曲的水流岸边各处，拾起由上流顺流而下的酒杯，依次饮酒作诗。这就是所谓曲水流觞之宴。在三月三日宴上作诗的记载虽然见于南朝宋、南朝齐，但是在晋代之前却不大见得到。或许王羲之此时举办的正是最初的集会。
那么，回到主题上来，王羲之作于此时的《兰亭诗序》，见载于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卷四》、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卷十》、以及《晋书·王羲之传》等。不过，在《世说新语·企羡篇》的注文中引用过王羲之一篇题为《临河叙》的文章。如果将内容试做比较，二者似乎都出自同一原文。由于《临河叙》只有《兰亭诗序》大约一半的长度，可知节略的程度要高。尽管如此，《临河叙》里仍然有四十字的记述不见于现存的《兰亭诗序》中。这样看来，现存的《兰亭诗序》可能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原文，还是做了一些节略的。
可是，根据记载在《法书要录·卷三》中的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王羲之《兰亭诗序》的真迹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现存《兰亭诗序》有三百二十五字[1]，与何延之所言基本一致。如此一来，还怀疑现存《兰亭诗序》是节略本，未免显得不讲道理；但是，倘若谁也无法保证何延之所谓王羲之真迹一定为真，那么，这样的怀疑就不是全然没有道理。
再者，这篇文章最初被称为《临河叙》，之后又被命名为《兰亭诗序》或者《兰亭序》。在《古文真宝后集》[2]中，《兰亭诗序》被题为《兰亭记》，置于“记”之类，这并不妥当。
《兰亭诗序》的要旨是感叹欢愉之无常，进而感叹人生本身之无常。参与集会的孙绰也在那时作了序文，在序中能够看到相同的旨趣，恐怕他们当日正是围绕着这个话题进行交谈的吧。如果可以任意想象，这或许是从关于人生问题的清谈发展而来的。在《世说新语》的言语篇中有西晋末期诸名士到洛水游玩清谈的记载。根据注中所引的《竹林七贤论》[3]，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在修禊时常有的事。这样的话，想象王羲之等人在此时清谈也并非毫无根据。
王羲之在写给谢万的书信中说[4]，自己将汉代的陆贾、班嗣、杨王孙的处世态度视作理想。
陆贾是西汉高祖的功臣，在之后的惠帝的时候，他一旦感到自身有危险就立即赋闲在家，过起悠闲自在的生活。班嗣是西汉班彪的堂兄，崇尚老庄之说，栖迟山丘。同样，杨王孙也是西汉时人，学习黄老之术，以遗令裸葬而闻名。这三人都享尽天年。大概王羲之视作典范的是这三人淡泊名利的态度吧。
诚然，这三人都规避名利，但物质生活却大致富裕安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精神苦恼。因此他们学习黄老或是老庄思想，大体上不过是将其作为一种与俗世隔绝的生活形式来利用，至于说这对他们精神生活起到了什么深化提升的作用，则值得怀疑。
班嗣在桓谭提出想要借阅老庄之书时，拒绝他说，“何以大道为自眩也”，非难桓谭将老庄之学当作装饰之用的态度。然而在《汉书》叙传中可以见到，即便是说出如此之言的班嗣自身，恐怕也只是将老庄之学作为“荡然肆志”生活的借口来消遣欣赏吧。
而且，不仅仅只有班嗣和杨王孙是这样，除了极个别的人，在汉魏时期，一般喜好老庄之人都不过仅仅是在这个程度上理解、利用老庄思想的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汉魏时期，虽然有作者轻易地在作品中堆砌老庄的言辞，但我怀疑他们不过是将老庄的思想作为概念的游戏，囫囵吞枣而已。
但是，与这些人相比，王羲之是真正用掌握的老庄思想深化自己的精神生活，反而产生了超越于老庄思想的识见的。由此，他关于人生的感叹就从这种超越的心境中喷涌而出。我们在《兰亭诗序》中来看看这一点。首先征引中间部分的一节：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所谓“不知老之将至”，便是要将人生的无常彻底忘掉。将人生的无常忘得干干净净，只管尽情享乐，意味着心已倦怠，情亦改变，体现出了一种惆怅的情绪。倘若仔细玩味这种惆怅，那就是以往喜爱的东西，转眼就要变成陈迹。感叹它们的无常的惆怅，实际上就是感叹欢愉无常的惆怅。
王羲之的这个感叹，和魏曹丕以下的诗句虽然是相通的：
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与朝歌令吴质书》）
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善哉行》）
但是与曹丕的一味感伤相比，王羲之的序文可以说是在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理性思考之后的苦闷。
意识到欢愉无常而生的感慨，归根结底就是想到老之将至而生的感慨，这也是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因此，序文接下来写道：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漫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类的生命虽说有长短之差，但最终不是都注定一死吗？这是直面人生的无常而感到的痛苦。
所谓“古人云”，指的是《庄子·德充符》篇中的：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
在《庄子》中，仲尼————也就是孔子————在说明王骀的心境时，说下了这样的话。大意是：死生之事，毫无疑问是大问题，但是因为王骀将死生一而视之，所以这样的事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发生波动。然而王羲之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想要表明的观点是：正因为死生是大问题，所以内心才不得不受到它的影响。
王羲之由欢愉无常联想到人生无常的感慨，乍看之下，与汉武帝《秋风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的感叹似乎相同。然而，武帝慨叹的是欢乐不能持续到永远。倘若露骨地讲，是他感受到了以帝王之豪奢也无法战胜死亡的现实。这不过只是即席的感叹罢了。然而王羲之感叹的是一直以来盘桓在心中的、作为人生问题的生死的苦恼。
之所以会这样感慨于“陈迹”，痛心于“死生”，是因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一死生”。本来，“一死生”“齐彭殇”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将长寿与短命等同视之。“彭”是由据说活了八百年的仙人彭祖之名转变而来的。“殇”是指年轻时候就夭折了。在《庄子·齐物论》篇中有“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之句。）由庄子首倡，其后，晋时喜好清谈者亦多言此。早于王羲之数十年，葛洪在《抱朴子》劝求篇中就说了：
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
然而，这些俗人之论，是为了慰藉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的借口，还是仅仅是为了装作大彻大悟的夸示之语呢？作为人类，大概还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一死生吧。这样的思考就表现在《兰亭诗序》接下来的句子中：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大意是：得知古人创作时的心情，与我此刻的心情相同。读着古人的作品，感受到人生的无常，这悲伤之情难以释怀。因此明白一死生与齐彭殇之言不过是敷衍的妄诞之语罢了。
粗略来看是这样的意思。其中的“不能喻之于怀”可能会被理解为无法言说却又悲不自胜、没有缘由却又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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