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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汗牛充”，也一定有些人笑歪了嘴。因为卢骚非但不是“教育学博士”，也并没有多少教育的经验。而且一个老先生少不了笑着向第二个老先生说：“那个人自己生的儿子，就送往孤儿院去了！”
可是，教育不单单是教育学者的事。谁都与教育有切肤的关系的。因为一个人自己曾经受过多少教育，也许正因为他从没有受过教育，因为他自己有子女要受教育，也许正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也有他对于教育的意见。这种在正统学者看来，不定是浅薄无聊或是离经叛道的意见，有时也许有发表的必要。
像教育一样，医学是与我们有切肤的关系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说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微菌生殖园，疫病传染所。酒楼饭店以及一般人家的厨房里都聚满了苍蝇；胡同里到处可以做居民的厕所；尘埃在半天飞舞；洒水夫又洒上些粪水。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传染疾病的机会。我们写这几句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生死莫卜的睡在传染病医院里，他的病是坐街上洋车时一个虱子传给他的。
我没有进过医学校，也从没有研究过医道。我所有的就是什么人都有的候补病的资人格。在医学者的眼中，我们上次所举例也许微乎其微，可是在我们候补病人的眼中，就非常可怕了。我是一向对于协和比较有信仰的，朋友们有了病，我曾经劝人进协和。可是我现在怎样再敢劝人家？
这不是说，西医靠不住，便应当相信中医了。不过，中医固然靠不住，西医也离开一般人所迷信的西医万能还差得远。在功效方面，西医不能全活人，中医也没有全杀人，他们的相去，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自然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在方法方面，他们，何尝很不同？经验与实验，并不是绝对相反的。硬把它们分开，未免过于武断了。为什么“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最先也不是一个人的直觉所能发明的，一定也经过了多少的Tialanderror才有这样的断定。他们的方法，比起近代的西医来，自然非常的粗陋，可是他们的方法也是实验，不仅是经验，也是理性的判断，不仅是本能的触发。他们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比较“精密的方法，以分析其错综缭乱之现象”。至于一般平常的中医，自然只知道墨守旧法。可是一般平常的西医，又何尝不是只知道谨守教科书上的话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要反对陈先生的“对中医很想约一般朋友下一个总攻击”的态度了。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要是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无论如何的攻击中医，我想中医也不至于打倒的。那么与其攻击，还不如“充分的研究”一番：也许经了一番科学的探察之后，中国在世界医学上也会有些微的贡献。
至于“对人对象”一类话，是陈先生误会了我的话的结果。
我的意思是说，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物质。物质的现象是往往可以造的，例如相当成分的轻养二气可以造成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人类社会。这种现象是大都不容易人力制造的。医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所以我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富有科学精神的医生，遇到了一个疑难之症，便生了好奇心，想把他做些试验，希望得些新发明。这自然是极好事。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心目中往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发明，而不是病人的病症，病人就成了试验品，不再是病人了。在有些医学校里，穷苦的病人，常常就做了教员演讲的模特儿。
上面所说的，无非是求全的责备。有试验的精神的，实在还是比较少数的好医生。平常的医生，施行手术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在施行的前五分钟，他也许正想打牌或同太太去看电影，施行后五分钟，他已经打牌或同太太看电影去了。他们的对于病人，无非是一般商店伙友对于顾客的情形。至于像东交民巷某医院的某医生，一接到总统府邀请游园的电话，便即刻丢了正在施行手术的病人去了；回来之后又把小箝子缝在肚子里；那真是“丧心病狂”不用说了。
至于“饭碗问题”是毫不要紧的，因为病人对于医生怀了牢不可破的迷信。信神的求了一个仙方，吃好了是神灵的应验，吃死了又是命中注定。同样医生医好病是他的手术高明，医死了又因为病人犯了不治之病症。
说起了“饭碗问题”，我不免又想起了一件事。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造成极健全的人类的。“因为病人是医生的饭碗”，那么世界上的疾病绝了迹，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医生们的利害，在现在的制度下，是与我们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绝对的冲突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