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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至少做了官还是不论时事的好。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官僚也同时可以做“青年叛徒的领袖”，可是这也得需要特别的天才，不是人人能干的事业，总之，孤桐先生还没有这样的才具。所以他的复活的《甲寅》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近来可渐渐的不同了，时评和论文里的讽趣，好像一阵新鲜空气，把《甲寅》吹得有些苏醒了。
第二十七号里有一篇“再答稚晖先生”，里面评论吴老先生的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段道（为省事起见，恕不翻译为白话了）。
前清壬寅，先生被辱于日本，愤而自沉。自署“其言也善”之小包封内，有词一章，其警句曰：“信之以死，明不作贼，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这一段故事是许多崇拜吴先生的人都不知道的。孤桐先生说这是儒者的真精神，在仓卒授命之际，自然而然的“集于胸中，奔于腕下，是乃真经生真文人之受用处。”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要用这话来做中国书不可不读的理由，我们却不敢赞同了。
你想，读中国书的人那样的多，这样的“真经生，真文人”还不是在中国同外国一样的难找？
孤桐先生的断语：“吴稚晖者，一言行不相顾之人”我们实在很难否认。他说道：
尔后习为开放，口不择言，与诸的少年角逐，有宏奖而无督责，意在姑为破坏，徐图建设，诚随在以线装书抛入毛坑之精神行之。而先生秉尚贞悫，为世硕果，袍不耻，一介不取，兢兢业业，日不暇给，外和内方，粹然儒者，其不沾染毫毛时下恶习，假：无政府党，共产党，革命党，新文化运动家”名以自欺欺世，仍三十年如一日也。此三十年中，半瓶醋之西学家，领约卡拉，口衔雪茄，《新民丛报》第一期所长吟而曲讽者，不知葬送几许青年，而吴稚晖光焰如故也。以余所知，先生义不独律已为然也，其持家教子，率以传说的严气正性之道施之，起居小节，都不少假借。是何也？宁得曰，此亦“岂有此理”者也，总而言之，吴先生乃一极旧式之新学家也。
这一段，有许多话都搔到了痒处。言行不相顾本没有多大稀罕，世界上多的是这样的人。讲革命的做官僚，讲言论自由的烧报馆，讲平民生活的住别墅，坐汽车，讲男女平权的娶姨太太，买丫头。吴先生也同样的言行不相顾，可是他与别人是相反的。
他提倡的是物质文明，他赞成的是房屋愈宽敞，陈设愈奢华，电灯愈亮，汽车愈多，愈好。可是他自己呢，冬天穿一件老棉袍，夏天早晨睡在向阳的一间小房里，头上盖两张报纸，避免苍蝇的烦扰，每餐自己煮些白菜白饭，出门往往在朔风或烈日底下从东城走到西域再回去。他的家庭也同样的苦刻简单。他自己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我们觉得极旧的不单是手段。实在极新的只是他的外表，他的内心还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么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
最初，我们虽然十二分的佩服吴先生的道德，我们觉得他未免太过了。我们说他提倡的是物质文明，自己的起居饮食都反物质文明，同那些提倡精神生活，自己的行事却反精神生活的，一样的不足法。可是现在知道这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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