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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纯逻辑性有无错误的地方。因为，虽然那个逻辑性健全的任何证明并不能使任何人相信社会主义，或者事实上不能很好证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实际可行的计划，逻辑上的不健全，甚至试图证明逻辑健全的失败，其本身足以判定它有固有的荒谬性。
更明确地说，我们的问题可以综合如下：假设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可能根据它的数据和根据合理行为规律作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独一无二的决策吗？它有可能把同一事物编制成正确经济学口号，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用那些数据和规律，编制出独立的、一致的————即没有矛盾的————和有足够数目来卓越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面临问题的未知数的方程吗？
1．回答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的纯逻辑性并无错误。事情十分明显，如果不是因为它经常被否定的这个事实，和正统社会主义者在具有强烈资产阶级观点和感情的经济学家教给他们本领之前，提不出满足科学要求的答案这个更奇怪的事实，我本来不会坚持要说这一点的。
我们需要提到唯一否定社会主义纯逻辑性正确的是L．冯·米塞斯教授， (1) 他从合理经济行为必须要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因此要有成本要素的价格和为成本要素定价的市场为先决条件这个前提出发，他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为没有这样的市场，就不存在合理生产的指路明灯，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能运作的话）不得不以盲目的方式运作。对于这种和类似这种的批评，也许对于他们自己的某些怀疑，社会主义正统派中的合格代表人物最初没有提出很多的反对意见，只能争辩说，社会主义管理部门能够从它的资本主义先辈所发展的价值体系开始————这无疑和讨论实际困难有关，但和原则问题根本无关————或者能够从对他们天国奇迹般的光荣的赞歌开始，在天国里很容易全部省却像成本合理化那种资本主义的玩意儿，在天国里同志们以随便取用从社会主义商店涌流出来的大量礼品来解决全部问题。这等于接受那个批评，有些社会主义者看来实际上甚至到今天还抱有这个想法。
除了论述得更详细一点和澄清一些次要点之外几乎不需要任何补充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恩里科·巴罗尼，对想要知道严密内容的读者，我请他们去查看他的论证。 (2) 这里介绍一个简要的轮廓就够了。
从经济学家的立场来看，生产————包括运输和由销售带来的一切工作————只是现存“诸要素”在技术条件强加的约束范围内的合理结合。在商业社会中，结合着的诸要素的任务包括购买和雇佣技术条件，而在这种社会中典型的个人收入就产生于购买、雇佣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过是同时影响二者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现在，商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最重要的逻辑————或纯理论————区别就是后者不再是这样了。因为乍一看，不存在生产手段的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不允许生产手段的市场价值（即使它存在）成为分配的标准。因而商业社会的那种分配自动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自动机制的空缺由政治行动（让我们说由国家宪法）填补。于是分配变成一种不同的工作，至少在逻辑上完全和生产分离。这个政治行动或政治决定必然产生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特性及其行为、目的和成就，反过来又对它们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当从经济观点来看时，上面的说法一定是全属武断的了。如上文业已指出，国家可以采取平等主义规则————这点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和平等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或者只允许不平等达到认为合适的程度。国家甚至可能在任何所想望方面以产生最大成就为目的来进行分配————这是一种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情况。国家可以研究个别同志的愿望，或者决定给予他们当局认为对他们最好的东西。“按需分配”的口号可能具有这两个意义中的任何一个意义。但某种 规则必须建立。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考虑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就足够了。
2．其次假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伦理信念是彻底的平等主义，但同时规定，同志们应有自由在生产部有能力和愿意生产的所有消费货品中根据喜爱进行选择————当然社会可以拒绝生产某些商品，如酒精饮料。让我们进一步假定，采取的特定平等主义理想实行的办法是分发给每个人————儿童、可能还有一些人只发给一般人的一部分，由当局决定之————一张凭证，这张凭证代表他或她有获得一定数量消费品的权利，数量相等于本会计年度可分配社会产品除以要求分配者的人数，到会计年度结束所有凭证失效。这些凭证可以想象为在规定时期中已生产和正在生产供消费的（为送交消费者而生产的）全部食物、衣服、房屋、家庭用品、汽车、电影等X分之一的要求权。只是为了避免不这么做便会在同志们之间必然发生的复杂而不必要的大量交换，我们才不以货品来表示要求权，而以等量的为了方便而选择的但毫无意义的单位来表示它————我们可以率直地称它为单位，也可以称它为太阳、月亮甚至称之为美元————并规定在得到每一种货品的单位数量时必须付出所标数目的单位。社会商店所索的这些“价格”，根据我们的假设，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即商品的每一种价格乘以该商品现有数量，加起来等于同志们所持该商品要求权的总数，否则这个总数就是任意决定的。可是生产部不必固定个别商品的“价格”，除非是作为最初建议提出的。假如已知同志们的爱好与平均的“美元收入”，根据他们对这些最初建议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在什么价格上愿意拿走除那些根本没有人想要的货品以外的整个社会产品，同时生产部如果希望出清仓储，那时就必须接受那些价格。这点若能相应地做到，平等分配的原则就将非常通情达理地以十分决断的方式得到贯彻。
当然，这样做要以已经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各种货品为先决条件。真正的问题（它的可解决性已被否定）显然是，怎样才能合理完成这个先决条件，也就是用什么方法在现有资源、技术可能性和其余环境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 (3) 很清楚，由同志们的多数票来作出生产计划的决定完全无法满足这个要求， (4)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一些人，可能所有人将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更大可能得不到给了他们不会降低别人满足的东西。但是，同样清楚的是，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合理性能够以另一种方法获得。对于理论家来说，这个结论来自这样的初步前提，即估计（“所需要的”）消费品价值的消费者事实上也估计进入那些消费品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就普通人而言，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制定合理生产计划可能性的证据，能以下述方式提供。
3．为使问题谈起来方便，我们假定生产资料的数量是既定的，并且是暂时不可变的。现在让中央局分解成为进入每一个特定行业的委员会，或者更妥当地，让我们为每一个行业建立一个权力机关来管理它，并与中央局合作，而中央局控制和协调所有这些行业的经理部或管理局。这个中央局按照某种规律把生产资源————所有资源都在它控制之下————分配给这些行业的经理部门。假定中央局规定，行业经理部门可以有它们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务，但需遵守三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尽可能节约地进行生产。第二，要求它们为它们需要的每一单位生产资料和劳务上交给中央局它们从先前出售消费品得到的言明数目的消费者美元————我们也可以同样妥当地说，中央局宣称准备向任何行业管理部门以言明的“价格”出售无限数量的生产资料。第三，要求行业管理部门取走和使用（以最节约办法生产）它们能够使用的数量（不能少于此数），这个数量的限度是它们不必为了取得相应数量的生产资料必须上交给中央局美元不足而不得不“出售”部分产品。用较专门的术语说，这个条件的意思是各行各业的生产必须达到“价格”相等于（不仅仅比例于）边际成本。 (5)
每个行业部门的任务在当时是单独规定的。恰如今天在完全竞争行业中的每一家企业，只要技术可能性、消费者的反应（他的爱好和收入）和生产资料的价格都确定了，就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业经理部门只要一俟中央局公布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一俟消费者透露了他们的“需求”，它们就知道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向中央局“购买”多少数量的生产要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价格”和消费品的“价格”不一样，它们由中央局单方面制定。但我们也可以说，行业经理们对生产资料表示的一种独特地决定的“需求”，很像消费者对消费品所表示的需求。为完成我们的证明，所需要的只是符合最高标准的中央局定价行为的规律。可是这个规律是明显的。中央局只是对每一种类别和质量的生产资料确定单一价格————倘若该局使用区别定价，即同一种类和质量货品对不同经理部门索取不同价格，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一定出于非经济理由 (6) ————务必使那个价格正好“出清市场”，也就是市场上不再有积压的生产资料，也不再需要更多的以那些价格出卖的东西。这个规律正常地足以为合理的成本会计提供保证，因而能保证生产资源经济地合理分配————前一点不过是保证达到后一点并证明后一点正确的方法————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计划的合理性。考虑到只要这个规律得到遵守，就不会有生产资源要素能够转移到任何其他生产部门中去，如果有这种转移，必然会引起以消费者美元表示的消费者价值的破坏，其分量等于（或多于）这些要素在它新使用中所增加的价值。从这样的考虑中我们得到我们的证据。这等于说，生产正在社会环境一般条件所允许的所有方向进行，生产进行得合理地能够做到的那么快，正好符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在经济生活静止过程中具有合理性的论述，在这样的静止过程中，每一件事能正确地预见，每一件事情都一再重复，其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打乱计划。
4．但是，如果我们的讨论超出静止过程理论的领域，承认随产业变化而来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就经济逻辑而言，不能认为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虽然从理论上说能够应付管理静止经济经常出现的任务，但它必然无法解决由“进步”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将明了以下这点对社会主义的成功依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从事的事业不但有它资本主义先辈的极其丰富的遗赠————除资源外还有经验和技术————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度过放荡不羁生活和做完它的工作之后，正接近静止状态时候进行的。但是，这么说的理由倒不在于我们没有能力为社会主义社会设计出一个合理和独特决定的路线，使它能在出现改善工业设备的机会时采用。
假设为X行业的生产过程设计出一种新的有更高效率的机器。为了排除由筹集投资资金引起的问题————马上要考虑的————和为了单独突出一组与众不同的现象，我们假设新机器能够由迄今为止一直生产效率较差的机器而花费同样的生产资源成本的同一批工厂生产。X行业的管理部门服从它的第一条守则，即尽可能节约地生产的规律，它将采用新机器，从而可以用比以前较少数量的生产资料生产出相同的产量。此后它上交给工业部或中央局的消费者美元就将少于它从消费者那里收入的美元。这中间的差额，你高兴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比方说叫它D或铲子或“利润”都行。的确，这个经理部门如果实现了这笔“利润”，它就违反了它守则的第三条规定的条件；如果它遵守这一条款，为满足这个条件而立即生产现在需要的较大的产量，那些利润就永远不会出现。但利润潜伏地存在于经理部门计算之中的这个事实，完全足以使它自己履行在我们的假设中它具有的职能，即以独特决断的方式指明现在可以合理实现的资源重新分配的方向和范围。
在社会可用资源已经完全运用于提供一定消费水平的任务，如果出现一项需要外加生产要素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外加投资的改进措施，如一座新桥梁或一条新铁路时，同志们或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超过迄今我们假定的由法律规定的时间，或者限制他们的消费，或二者兼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用尽可能简单方法为解决基本问题而作出的假设，排除了三个规律中的一种“自动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中央局和行业经理部门只能被动地遵照客观迹象的指引作出决定。但是，当然这是我们方案的无能，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无能。如果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自动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做到废除规定在一定使用期内未使用的消费品要求权全部无效的法律，放弃收入绝对平等的原则，并授权中央局奖励超时工作和————我们应怎样称呼它？让我们说————储蓄。使可能的改进措施和投资的条件执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做到最少诱惑力的改进或投资能产生相等于为了引起超时工作或储蓄（或二者）必须给予奖励的“利润”。假如超时工作和储蓄在适当时间间隔内是个别奖励的单一价值函数， (7) 那么这个条件就独特地决定我们问题所介绍的所有新变数。为此支付出去的“美元”可以方便地假设是增加到以前发出的收入美元中去的。由此各方面必须做的调整，我们不需要为它多花时间论述。
这个关于投资的论点使问题更加清楚，看来最适合我们特定目的的图式既不是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也不一定是自行推荐给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平等主义的，但我们能够合理地期望社会主义社会可容忍的收入 不平等的程度，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在周期阶段平均产生的投资率。即使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投资率，它必须得到公司积累和“创造的”银行信用的增援，这些方法既不是特别自动的，也不是独特决定的。因此，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希望达到同等甚至更大的真正投资————当然它不需要————必须依靠储蓄以外的方法。从可以允许的“利润”中提取积累而不是让它保持潜在状态，或者如上边提到的类似建立信用的某种办法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让这件麻烦事交给中央局和国会或议会，通过它们，能够把它作为社会预算的一部分加以解决，那就更为自然；虽然对社会经济运作的“自动”部分进行投票纯属表面文章，也许起监督作用，对投资项目的投票————至少对投资数额投票————含有真正决策的意义，与对军事预算等等的投票同样重要。使这样的决策与各别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自动”决策相协调，不会出现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在接受这个解决办法时，我们应该在一个十分重要问题上背弃对我们图式基本原则的忠诚。
我们蓝图中别的特征甚至在它的总框架中也能改变。例如，对超时工作就有一个条件例外，我没有把它留给个别同志去决定他们打算做多少工作，虽则作为一个有表决权者并在其他方面他们对这个决定也和他们在收入分配等的决定上一样有很大影响。我也没有允许他们具有与中央局在它的总计划需要内可以和愿意给予他们的相比更大的择业自由。这个安排可以想象为十分类似义务兵役制。这样一个计划相当接近这个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者无论如何，它只要小小修改就能符合这个口号。但我们还是把它留给个别同志去决定他们打算做多少工作和做哪种工作。可见劳动力的合理分配必须使用一套诱导制度————提供奖励，这里不但对超时工作实行，而且对一切工作实行，以便保证任何地方“提供”的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劳动力，适合消费者需求结构和适合投资项目。这些奖励必须与每个职业的引人入胜和令人厌倦挂上钩，必须与劳动者为完成工作而具有的技术挂上钩，因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方案挂上钩。虽然工资方案和这样的社会主义奖励制度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说得过头，我们还是可以说一个“劳动力市场”。插入这个机制当然会使我们的蓝图出现许多差异。但这并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内涵。它形式上的合理性事实上会更明显地突出。
5．商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间的家族相似性也更加明显地突出，这点是读者始终不会注意不到的。因为这种相似性似乎使非社会主义者和某些社会主义者感到愉快，使其他社会主义者感到烦恼，所以最好还是清楚地重新说明相似的所在和原因，这样一来就能看清，不管是愉快还是烦恼都没有什么理由。在试图构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图式时，我们曾使用我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和问题中熟稔的术语在传统上规定的作用和概念。我们说到一种作用过程，只要我们说出“市场”、“购买与销售”、“竞争”等名词，人们立刻懂得它们的作用过程。我们看来都使用过，或者难以避免使用这类有资本主义气味的名词，如价格、成本、收入甚至利润，而租金、利息、工资和其他名词（包括货币）则几乎天天都要碰到。
让我们考虑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看来肯定是最坏的事情之一，那就是意指使用自然资源（让我们说“土地”）而获得的报酬————地租。我们的图式显然不能含有该将地租付给任何土地所有人的意思。那么它含有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不是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有充分数量超过全部需要的任何种类土地必须节约地使用或合理地分配，恰如劳力或任何其他生产资源一样，为达到这个目的，土地必须具有一种经济重要性的指标，出现任何新的使用，必须与指标进行比较，根据指标土地进入社会簿记行列之中。如果不这么做，国家将作出不合理的行为。可是这么做也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或对资本主义精神让步。有关地租中一切商业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地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联想中）和可能是同情私有财产辩护士的一切东西（私人收入、地主等）已被全部消除了。
我们从一开始给予同志们的“收入”不是工资。分析起来事实上“收入”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要素的混合物，人们只能把这些要素与边际劳动生产率连在一起。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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