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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资本主义的社会气氛
从前面两章的分析，不难理解资本主义过程怎样产生对它自己社会秩序那种几乎普遍的敌意，这点我在本篇开端业已提到。这种现象如此惊人，而马克思主义者和通俗作家对它的解释又如此之少，因此很有必要稍稍把这个现象的原因说得详细一点。
1．如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过程最后降低了资本家阶级赖以生存的职能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它倾向于销蚀掉它的保护层，毁掉它自己的防御工事，驱散它堡垒的警卫部队。最后我们还知道，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之后，最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资产阶级人士惊异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在得到国王和教皇信任状后没有停步，而是继续攻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制。
资产阶级堡垒于是变得在政治上没有防御能力。没有防御能力的堡垒招来侵略，尤其如果其中有大量财物可得就更加如此。侵略者逐步设法使敌意成为合理化状态 (1) ————这是侵略者一贯的做法。暂时用收买办法缓解侵略无疑是可能的。但一俟侵略者发现他们能占有一切时，这最后的手段也就失败了。这样说部分地解释了我们力图解释的东西。只要这个解释管用————当然它不会永远合用————我们理论中的这个要素就可以从资产阶级的无防御能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敌视之间历史上存在的紧密相互关系得到证实：只要资产阶级的地位稳固，原则上不会有多大敌意，虽然当时产生敌意的理由很多；敌意的传播与防护围墙的倒塌是同步的。
2．但是，有人很可能要问————事实上，真实地感到他和社会所有阶级一起尽他的责任的许多工业家正以天真的迷惑心理提出疑问————为何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非资本主义力量或超理性的忠诚的保护？难道它不能高举自己的旗帜通过这场考验？我们自己先前的论点不足以表明它有大量的功利证书可以提出吗？难道不能为它提出充分完美的理由吗？那些工业家肯定不会不指出，一个明白事理的工人在衡量他与（比如说）一家大钢铁公司或大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好处和缺陷时，可能很容易作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各方面，他干得很不差，他与公司这笔交易的优势不是全在一方。是的————当然不错，只是这一切全是不相干的。
因为第一，相信政治性攻击主要产生于不满，而提出正当理由可以避开攻击是错误的。政治性批评很难以合理的论证予以有效的满足。不要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是从批判的心理态度出发的，也就是从一种拒绝对超理性价值表示忠诚的态度出发的，就能推定理性的反驳将被接受。这类反驳可能撕掉攻击的理性外衣，但决计达不到一直潜伏在外衣后面超理性的驱动力量。资本主义的理性不会消除次理性或超理性的冲动。它只是去除神圣或半神圣传统的约束使它们不受支配。在缺乏训练和指导它们的手段甚至意志的文化里，它们将造反。一旦它们起来造反，也无关重要，因为在理性主义文化中，它们的表现一般地多少有点理性化。正如人们从不怀着可能接到满意答复的公正心态向国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证书一样，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不管法官可能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准备传达这个判决；被告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功利主义的理由作为集团行动的主要原动力无论如何是无力的。它绝不是超理性行为决定因素的对手。
第二，我们只要懂得接受支持资本主义的案件意味着什么，这场诉讼的胜利就变得十分容易理解。这个案件的理由即令比它实际强有力得多，也从来没有人能把它简单明了地说清楚。普通人要理解它，必须掌握他们完全不可能掌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说过的胡说八道都得到某个专业经济学家的支持。即使不谈这一点，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和认识资本主义为将来提供的希望，就要求穷人具有几乎不可能具有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有我们用长期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的成就才显然可见；任何拥护资本主义的论点必然以长期考察为依据。用短期观点来看，画面上主要可见的是利润和低效率。昔日的平均派或宪章派人为了甘心于他的命运，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曾孙身上来自慰。为了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今天的失业者得完全忘掉他个人的厄运，今天的政治家得忘掉他个人的野心。社会的长期利益完全混合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人们把它看做只是那个阶级的利益是十分自然的。对于群众来说，值得考虑的是短期观点。像路易十五一样，他们也觉得不管死后洪水滔天；按照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观点看问题，群众具有像这样的感觉当然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在任何社会制度里，每个人都有必须与之斗争的日常困难和可能出现的困难————那些损害人、麻烦人、折磨人的摩擦与失望以及大大小小不愉快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把困难完全归咎于与他全然无关的那部分现实的习惯。为了克服我们由环境激起的敌意冲动，对社会制度的感情上 的依恋是必需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在制度上不能产生的东西。如果没有感情上的依恋，那么敌意冲动将一意孤行，成长为我们心态中永久成分。
第四，永远上升的生活标准，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为完全就业工人提供的闲暇……好了，我不必说完这句话，也不必详尽阐述那个在所有论点中最平凡、最古老、最老生常谈的论点，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太真实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长期改善，配上受尖锐怨恨的个人无保障，当然是哺育社会骚动的最佳食谱。
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可是，不论是攻击的机会，还是真实或虚幻的不满情绪，其本身不论怎么强烈，不足以产生反对社会制度的紧急敌对状态。因为要造成那样的一种气氛，必须要有一些集团，它们的利益在于煽动和组织仇恨，哺育它、宣扬它和领导它。如我们将在第4篇中谈到，人民群众从不表达他们自己首创的明确的意见。他们更不能清楚有力地说出他们的主张，不能把意见变成一贯的行动。他们只能追随或拒绝追随这些集团提供的领导。在我们发现有资格充当那个角色的社会集团之前，我们关于敌视资本主义气氛的理论是不完整的。
粗略地说，有利于形成普遍敌视一个社会制度或形成对这个制度的明确攻击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招来利用这个条件的集团。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不像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和由于它文明的逻辑会造就、教育和资助一个在社会骚动中有利的既得利益集团。 (2) 对于这个既奇怪又重要现象的解释，见第11章里我们的论点，但涉猎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读者可能得到更生动的印象。
1．对知识分子这个类型不容易下定义。事实上，困难在于表明物种的属性。知识分子不像农民或工业劳动者那样构成社会阶级，它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来自社会的所有角落，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在于彼此打斗，在于组成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先锋。但他们逐渐形成集体态度和集体利益，其坚强程度足以使大多数成员行为的方式会使人联想起社会阶级这个概念。他们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所有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们的总和；这样的定义会模糊这个类型的最重要的特色。然而任何有过较高教育的人————除了特殊例外，谁都有过————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还有他们的内心思想相同的事实，便利于他们之间的理解，并形成一种结合力。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与自由职业成员视为同义，对我们下定义的目的并无帮助；例如医生或律师并不是贴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非他们谈论或撰写不属于他们专业擅长的题材，无疑他们时常这样做，尤其是律师。可是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为某些 专业————特别是如果我们把新闻记者计算在内————实际上的确几乎整个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范围；所有 专业工作者都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为生活承担某一专门职业。最后，若采用与体力劳动相对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定义，又嫌过分广泛。 (3) 而威灵顿公爵所说的“一批摇笔杆的人”，范围似乎太狭隘。 (4) “文士”（Hommes de lettres ）的含义也太窄了。
但我们可能做得比跟着铁公爵 (5) 走还要糟。事实上知识分子是一群挥舞说话和写作力量的人，他们不同于其他做同样事情者的特色之一是他们对实际事务不负直接责任。这个特色一般又是另一种特色的原因————他们没有实际事务的第一手知识，这种知识只有从实际经验中获得。此外，从作为旁观者知识分子地位出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局外人————同时也是从他表现自己的主要机会在于实际或潜在的损害他人的价值出发的批评态度，应该列为第三个特色。是非专业人员的专业？是专业人员的浅薄涉猎？是因为什么都不懂才包罗万象地高谈阔论的人？是萧伯纳笔下《医生的两难处境》中的新闻记者？不，不，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这种意思。这类事情会冒犯人，也是不真实的。让我们放弃试图用语言下定义，改用“实物”来解释：在希腊博物馆里，我们能见到贴着美丽标签的人物。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诡辩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不管他们如何反对被扯到一起，他们全属同一种类————理想地说明了我的意思。他们实际上全是教师，但不会破坏这个说明的价值。
2．在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主义性质时（第11章），我指出理性思想的产生当然早于资本主义制度达数千年之久；资本主义所做的是给这个过程以新的推动和特定的转折。同样地————不提希腊罗马世界————我们在（例如）法兰克王国和由法兰克王国瓦解后建立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完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他们是教士，多数是修道士；他们的写作只有人口中极少部分的人才能看到。无疑，有力量的个人偶尔能够形成非正统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传达给平民听众。但一般地说，这种情形是对一个组织得十分严格环境的对抗————同时要脱离这个环境是困难的————要冒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即使这样，没有某个大领主或大首领的支持也不可能这样做，就像教士们采取的策略充分表明的那样。因此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受人严格掌握，不服驾驭会有严重后果，甚至在非常混乱和放纵的时期，如黑死病时期（1348年及嗣后若干年）也是如此。
可是，如果说修道院产生了中世纪社会的知识分子，那么资本主义使他们自由自在，给予他们印刷机。世俗知识分子的缓慢发展仅仅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十分惊人的。人道主义者最早是语言学家，但是————绝妙地证明上文所说的一点————他们很快扩展到礼仪、政治、宗教和哲学领域。这不单单因为他们连同文法一起翻译的古典著作的内容，从批评经文到批评社会，这个过程的时间比外表看来较短。虽然如此，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不欣赏依旧等待着异端分子的火刑架的观念。一般地说，荣誉与舒适更中他们的意。可是这些终究只有从现世的或宗教的王公贵族处才能得到，虽然人道主义者是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众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态度一天天强烈。但对社会 的批判————不同于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它的首领的某种攻击————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风行。
但荣誉和报酬的来源不只一端。阿谀和奉承所得的酬劳常常不如相反态度得到的多。这个诀窍不是阿雷蒂诺 (6) 发现的，但没有人在利用这个诀窍上胜过他。查理五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但在每一次要使他离开家许多个月的战役中，他过着他那个时代他那个阶级的绅士生活。很好，假如那种有分量的议论及时交给这位伟大的政治与道德批评家，公众————和对查理特别有关的他的皇后————必然绝对不知道。查理为此付出代价。但问题在于，这不是那种通常只是单方受益并给对方无补偿损失的简单讹诈。查理知道他为什么要付出代价，虽然无疑有可能用代价较低但更加激烈的办法保证缄默。他没有表示愤恨。相反，他甚至一反常态奖赏此人。显然他需要比缄默更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他得到了他赏赐物品的全部价值。
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阿雷蒂诺的笔确实比剑更强。但也许出于无知，我不知道在以后的150年里是否有过那种类型的类似事例， (7) 在这个时期里，知识分子在既有职业————主要是法律和教会————之外，似乎没有扮演过伟大的角色。现在看，这种挫折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挫折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当，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中这种情形发生在那个困难时期。随后资本主义企业的复苏，知识分子也同样分享。更便宜的书籍，廉价的报纸和小册子，加上范围扩大的公众，公众的增加部分是书报价廉的结果，部分则是由于工业资产阶级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随之产生的无名公众舆论的政治重要性增加所引起的独立现象。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以及越来越多的去除束缚增加自由是资本主义机器的副产品。
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个人庇护人缓慢地失去他在知识分子事业开始时占有的至高重要性。但至少在这个事业成功的顶峰中，我们清楚地分辨得出这个新的因素————集体庇护人（资产阶级公众）的支持。在这点上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例证。就是他的肤浅使他有可能接触从宗教到牛顿光学的一切东西，加上他不屈不挠的活力和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全无禁忌，对他那个时代的幽默感他有正确的直觉并全盘接受，所有这些使这位批评不当的批评家和平庸的诗人兼历史学家能够使人入迷，兜售他的一套东西。他还投机、欺骗、接受礼物和职位，而且总保持着建立在他与公众良好关系巩固基础上的独立性。卢梭的情况和类型虽然完全不同，讨论他这个例子将有更大的启发意义。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有一段令人吃惊的插曲向大家展示一个自由作家知识分子力量的性质，他什么也不干，只研究被称为公众舆论的社会心理机制。这事情发生在英国，当时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最远。约翰·威尔克斯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攻击的确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的；不能说他真的推翻了比特伯爵的政府，这个政府肯定没有任何出路，有许许多多理由使它必然倒台；可是威尔克斯的《北不列颠人》是压断比特伯爵政治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不列颠人》第45期在保证取消一般搜查令和向出版和选举自由迈出一大步的战役中开了第一枪。这不等于创造历史或为社会制度改革创造条件，但它确实起了譬如说接生婆助手的作用。 (8) 威尔克斯的敌人无法阻挠他的行动，是全部经过中最有意义的事实。他们显然具有组织由他们控制的政府的所有力量，但某种原因把他们挡了回去。
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和革命年代像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许多小报（《马拉》、《德穆兰》）。这些小报并不像我们的小报完全抛弃风格和文法（这点我们必须急忙赶上去）。恐怖时期（更系统地在第一帝国时期）结束了这一现象。然后跟着的一个时期（中间插入“资产阶级国王”的统治），实行或多或少的坚决镇压，直到第二帝国才被迫放松严厉控制————这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欧洲中南部，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大致相同，在英国，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坎宁执政，出现类似的情况。
4．这个时期中实际上全体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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