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与不变的哲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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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一批一批的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一批一批的传统士人在洗了脑子之后转化为新器要比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26)，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这种场面，千军万马的厮杀更加惊心动魄。

    二、不变的哲学

    与变的哲学相对峙的，是不变的哲学，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哲学，但它们代表了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既有政治权力，又有社会附着力。综其种种议论，可以归结为四点：

    （一）祖宗之法不可变。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西太后曾厉色诘问光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27)这既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理论，在那个时候极富代表性。

    （二）辟“邪说”以正人心。

    守旧者之重于正人心正是对维新者之重于开民智的一种回应。在这一方面，前者与后者都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当时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就说过：康门“专以异说邪教陷溺士类，且其党与蕃众，盘踞各省。吾湘若仍听其主讲时务学堂，是不啻聚百十俊秀之子焚而坑之，吾恐中国之患，不在强邻之窥逼，而在邪说之诬民也”(28)。为了争夺人心，旧派人物手中的笔有时比刀更多杀气：“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所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29)

    （三）诋变法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

    叶德辉

    湖南旧派中的健者叶德辉说：康梁“平日著书，诬孔子以惊世骇俗，不得谓之义理；辨言乱政，摭拾西书之皮毛，不得谓之经世；不知经义之宏深，仅据刘申受、龚定庵、魏默深诸家之书，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不得谓之考据；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但这又是一种能够“影附西书，潜移圣教”的东西：“圣人之纲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说以乱之；天威之震肃不可犯也，倡民权之义以夺之；资格限人而不可以越迁也，举匈奴贵少贱老之俗以摇惑之；取给有穷而不可以挥霍也，援基督散财均利之法以联属之。”(30)这类言论，非常敏锐地指出了新学家们手中的儒学已经西化，但由此产生的卫道之心并没有发为学理论辩，而是汇成一种詈辱和嘶叫。这既表现了传统儒学的强韧，也表现了传统儒学的困乏。

    （四）“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31)

    变与不变之争，“君臣父子夫妇之纲”是一个焦点。御史文悌说：“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也。”因此，“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32)。也相信三纲一旦溃决，则中华将不复为中华。

    这个时候的不变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有洋务派。后者的以新卫旧与前者的以旧卫旧曾发生过牴牾冲突。但那是“用”之争而不是“体”之争。因此，当更新的东西起而否定“体”的时候，洋务派就从变转为不变了。这同样是一种新陈代谢。

    最使他们恼火的，是两点。一是孔子问题。维新派并不反对孔子。岂但不反对，而且“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而三。但他们请来孔子，是让他做变法的旗手。“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33)在《孔子改制考》里，维新派把自己从西方学来的种种东西全都挂到了孔子的名下。于是，孔子面目全非了。维新派们以为，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34)但顽固派、洋务派最不能容忍的，恰恰是这种“狂悖骇俗，心怀叵测”的“野狐禅”。在“翼教”的旗帜下，叶德辉愤恨地指孔子改制之说为“欲托孔子以行其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35)。颇有时誉的洋务领袖张之洞，则因维新派自改正朔，以孔子纪年而断然中止了同他们的一度合作，从此各自东西。其“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36)。他根本就不承认康有为那个孔子。

    张之洞

    二是民权平等说。在这方面，身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言论最为激切。他说：三代之后，中国致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因此，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君臣关系居三纲之首，但在他看来，不过是铺子里“总管”与“掌柜”的关系，“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如果说这还是道人所不敢道，那么，“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37)则已直接骂到了清廷祖宗的头上了。这些话是一种透着火药味的东西。它已经渗出了康有为的政治界线。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38)大哗的直接结果，首先是湖南顽固士绅的极口痛诋：“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39)继之，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在当时的达官中，他是一个喜欢讲“西艺”、“西政”的人，然而当西来的东西漫溢出他心中设定的界限时，他又非常自觉地成了卫道者：“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40)民权平等说是维新思想中最有时代意义的内容。它既走到了两千年传统的前头，也走到了三十年新政的前头。因此，它受到顽固派、洋务派的联手相攻是不奇怪的。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孔子；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究其实质，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的。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的。

    三、思想文化中的新潮涌荡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为后来的改革留下了历史起点。在那个时期的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等）和开设西学的书院（如两湖书院）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而短时间里纷纷兴起的学会，则兼有学术与政治两重意义。它不但使习惯于一家一户的中国人看到了“群”的形式和力量，而且各依其不同的具体宗旨，为广开中国的民智而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近代中国知识几乎必然地会转化为政治力量。

    就思想文化的新旧嬗递而言，戊戌前后是一个新蕾茁长的时期。无锡人裘廷梁创《白话报》，提出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他列举白话文的八益：一曰省日力，二曰除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并“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41)。其时，与他同调的还有苏州和安徽的一批知识分子。与胡适之相比，他们早了20年。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字风靡一时。他把俚语、韵语、外国语熔为一炉，不受古来章法的限制，常能动人心弦。虽说守旧者无不目为“野狐禅”，而其传布之广泛实在是超迈前人的。在新思想突破旧思想的时候，新文体也突破了旧文体。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于是而有古代文体到近代文体之间的过渡。黄遵宪的诗则以反映时事、反映社会而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旧诗。其《今别离》曰：

    梁启超及《新民丛报》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

    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

    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

    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

    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

    望风倏不见，烟波杳悠悠。

    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42)

    过去送别，有十里长亭一程连一程的缠绵悱恻，也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酣醉惆怅。但在轮船火车的时代，这些场面都已不合时宜，“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今别离对古别离，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交通工具的近代化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这是用旧体诗的形式，容纳了新的内容。对于那个时候流行的“同光体”是一种革新。除了这些方面之外，汉字的改革也成为这个时候的一种主张。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最早涉及了汉字的拉丁化，继起的改革者还有蔡锡勇、王照、吴稚晖等人。他们的意见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有志于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可以说，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张，在戊戌维新的时候都已露出了端倪。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351页。

    (2)《易·系辞下》。

    (3)《举贤良对策》，转见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2518～2519页。

    (4)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8页。

    (5)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6)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9页。

    (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同上书，204页。

    (10)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同上书，301页。

    (11)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同上书，203页。

    (12)严复：《论世变之亟》，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71页。

    (13)参见《仁学》，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290页。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546页。

    (16)《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318页。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273～274页。

    (1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270～272页。

    (20)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上书，340～341页。

    (2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上书，277页。

    (22)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1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83～284、238页。

    (24)在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之前，康有为已经从当时介绍西学的出版物中接触过若干进化论知识。

    (2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2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6)胡思敬：《应诏陈言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384页。

    (27)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346页。

    (28)宾凤阳：《与叶吏部书》，见《翼教丛编》，卷6，5页。

    (29)梁节庵：《与王祭酒书》，同上书，2页。

    (30)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同上书，卷4，40～41、64页。

    (31)曾廉：《致友人》。

    (3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4118页。

    (3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8页。

    (34)皮锡瑞：《师伏堂日记》，73页，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

    (35)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见《翼教丛编》，卷4，65页。

    (36)《抱冰堂弟子书》，见《张文襄公全集》228卷，27页。

    (37)《卷迷要录》卷4。

    (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2页。

    (39)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见《翼教丛编》，卷5，5页；叶德辉：《正界篇·下》，见《翼教丛编》，卷4，31页。

    (40)张之洞：《劝学篇》，内篇第三，《明纲》。

    (41)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40、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42)《人境庐诗草笺注》，185～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