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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出现，标示了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务实济世的努力因多少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而受到后代历史学家的称道。但归根到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传统之内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自我复兴和振兴，然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与之相比，洋务派却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时代的逼迫和造就，他们的改革主张，常常已经别具面目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作为“庚申之变”的结果，《北京条约》当然带有明显的民族耻辱的印记。因此，签订条约的奕䜣、文祥常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追究罪责，而施以口诛笔伐。的确，作为身负外交责任的主持“抚局”者，他们有对外妥协退让的一面。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可洗刷，也无须洗刷。但是，他们是民族战争失败一方的代表，而战争本身已为外交划出了定局。虽然如此，许多人还是喜欢宽容战败的军人而苛责签署和约的文官。尤甚者则因之而推论奕䜣、文祥一辈为甘心卖国。在这种推论下，历史就像是一锅混煮的粥了。人们曾经反复提起奕䜣、文祥把“发捻交乘”比作心腹之害，把俄国比作肘腋之患，把英国比作肢体之患，并以这三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全部思想。然而，在这三个比喻之前，还有一句含义深邃的话却常被忘记：“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22)权宜和实事也是比喻，但意思却不大相同。其中有着显而易见的抵洋自卫之志。言情言理，这种思想更能体现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本来感情。这是他们思想中的另一面，不妥协的一面。正因为不妥协，所以才有造船造炮、富国强兵的种种议论和行动。这些议论和行动，虽然久已被概括为“洋务运动”，但当时的人们却是以“自强”命名的，在“自强”的词义中正隐伏着中国对西方的民族抗争。因此，在奕䜣和文祥那里，妥协和不妥协是同时存在的。这种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压迫之下封建传统中的人们在分化过程中的彷徨。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它的本来意义的。比起那班仍然沉湎于“花月正春风”的旧式士大夫来，彷徨毕竟表现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它可能孕育着历史的进步。
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的人们中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文祥那样的人。《清史稿·文祥传》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话：“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3)“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感慨，而“义可采取”则是对来者的期望。虽说议院之议已超出了船坚炮利的范围，但其中同样包含着师夷以制夷的用心。在当时，比较中西，改革旧物而能达到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是不容易的。他是一个满人，而且可以归入权贵一类，比起早期改良派们以在野的知识分子作自由议论，他的言论无疑会面对更多的忌讳和束缚。因此，就这一方面来说，文祥表现了更多的勇气。二是耆英那样以苟且办国事的人。鸦片战争之后，他一度主持过中国的外交大局（《南京条约》的中国首席代表，战后的两广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管夷务），而他所倚为能事的，却是滑头主义的敷衍应付。他曾非常起劲地试图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建立起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不惜以天朝大吏的身份认夷人为义子。在这种出格举动的背后，包藏着他力图以融洽的私人交谊消弭中西冲突的官场技术。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西方人，在给皇帝的疏奏中，他对夷人的丑诋、贬斥和蔑视又不稍容情。然而，靠滑头而成中外交涉之事者古来未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耆英被咸丰起用，赴天津参与谈判。正当他满怀希望地与英人重叙旧谊时，李泰国用缴获的文件和疏奏粗暴地揭穿了他的虚伪。西方人的恶作剧使耆英黔驴技穷了，其外交和性命都因此而走到了尽头。三是徐广缙、叶名琛那样以顽固为倔强的死硬派。他们同西方人的抗持，更多表现了传统观念派生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未必没有伸张正义的民族合理性，但当情绪遮没事理之后，就会变成盲目，而盲目总是导致中国在劣境中备受勒逼。这三类人中，能够顺乎时序而为中国谋利的，应当是文祥这样的人。而三者的并存，则明白地显现了中国地主阶级古来未有的一种格局。
耆英
四、革新思潮的萌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了11个口岸：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而开始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另一重变化是出现了中心口岸。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逐渐移到上海。但对外政治中心仍是钦差大臣所在的广州。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脱节体现了王朝的限制和夷人的反限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上海作为口岸的中心重新达到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某种程度的统一。在华北，北洋大臣所在的天津成为口岸的另一个中心。比之南方，它更多一点儿外交色彩。除此之外，口岸的增多带来了租界的增多。而贸易、传教、航运、居留，随西方人深入内地和华洋杂处之局的形成，在民族战争停止之后，是此起彼伏的民众与洋人的冲突。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日见明显。
汉口英租界
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辨“夷”“洋”。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夷与夏（或华）相对待，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英国人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涵义，并敏感地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的诘问和抗议在中国人的眼中算不得一回事。鸦片战争后十几年间，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酋”、“夷船”、“夷语”每每可见可闻。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逼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但对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剧痛。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特地在奏疏中申说当地“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24)。他显然把称谓的变化等同于媚外行径了。这种心理，表现了社会观念嬗移之际的历史惯性。与罗惇衍固执旧称的态度相比，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则表现了明理通变的气概。他在《资政新篇》中说：“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25)罗惇衍与洪仁玕的不同，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侧面，其中无疑有着许多可以深思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论题本身会唤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毕竟不能同义于反侵略的抗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时代的差距，所以，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鞭笞。半是势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虽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此有自愿和不自愿两种感情，但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已无可逆转。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走一步都滞重而且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其一，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中论述的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这一著作之所以能产生，无疑与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较广泛地接触过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同他经历不同的洪秀全能产生《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思想，却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其二，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一著作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冯桂芬在上海租界生活过，因此，他对西学要比魏源知道得更多一点儿；但冯桂芬又接受过线装书的长期熏陶，这使他的文章又不同于洪仁玕。《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最能反映时代要求的是两篇文章：《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旨则不出冯桂芬所论。其三，是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他是一个买办，但富有思想，并因此而较多地知悉近代企业经营术，是当时操商贾之业而志不仅仅在货利者。这一著作涉及很多东西，例如华工（猪仔）、习俗（溺女婴）、旁门左道，等等，具见经世之意，里面有反映时代的内容。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提出轮船要“进”，须由官办变商办，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此外，他还提到在国外设领事的问题。其若干主张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其四，是1861年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条建议。就教育背景来说，容闳比以上三个人更西化。正因为这样，他对中西之间的历史距离比别人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其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努力也往往包含着更多的炽烈。虽然容闳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太平天国，但他的主张和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变。意味深长的是，在相差不多的时间里，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接纳了他，以扑灭太平天国为事业的湘军主帅曾国藩也接纳了他，而且其主张的一部分能够由议论转化为现实，最初正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这说明，在60年代，民族矛盾刺激下的内战双方对于时代命题似乎有着一种共识。大体上这些就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冯桂芬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注释】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56页。
(2)参见《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16，767～768页。
(3)在这方面，西方人具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马士评论说：“叶名琛于一八五二年八月被任命为专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兼驻广州的总督，徐广缙调任驻武昌的总督，担负镇压当时威胁扬子江流域的‘叛军’的专责。从那时起，对于外国代表实行不理睬就成了政府既定政策的一部分，而外交当局的这项政策则是通过驻广州的钦差大臣予以执行。”（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3页）
(4)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5)参见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12、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同上书，52、82页。
(7)同上书，83页。
(8)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43页。
(9)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5页。
(10)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43页。
(11)广州的入城和反入城之争，是鸦片战争后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耆英和徐广缙曾经用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但在叶名琛手里，这个问题已经同修约连在一起而无可拖延了。
(12)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29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31页。
(1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31页。
(16)[澳]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平步青：《霞外捃屑·陈侍御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317页。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1223页。
(19)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146页。
(20)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13～25页。
(21)《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三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版。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2675页。
(2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86，列传173，11691页。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812～813页。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