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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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契

    在老友陈旭麓同志辞世两年多以后，他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经过他的学生的整理，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对我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在读这本书稿时，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也颇增感慨。老友的声音笑貌不时浮现，他和我在校园中丽娃河畔边散步边交谈的情景宛在眼前。那种谈天时“相忘于江湖”，而困难时“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终生难忘的。我们的交谈虽总是天南地北，没一定范围，但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搞历史，我搞哲学，两人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互相切磋。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所以，我们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向对方请教。往往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讨论，得到对方的启发和诘难，便把问题引向了深入。1987年夏天，我写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请旭麓把全部书稿通读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说等他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整理出来，也要请我通读一遍，听听我的意见。却没料到1988年12月1日，他竟抛下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猝然与世长辞。现在我遵守诺言，通读了这部书稿，但已无法和他进行讨论了。这真是终生憾事！

    下面我着重就“史识”问题谈一点“读后感”。

    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新陈代谢》一书足以证明这一点。此书把史与论有机结合，通过对精练的史实的分析，以阐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引人入胜，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旭麓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1)正因为他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所以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写成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著作。

    那么，怎样才能有治史的眼睛？先决条件是要“解蔽”（荀子、戴震用语）。只有解除种种蒙蔽，思想获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旭麓说：“解放思想就是对自己实行民主。”(2)这是什么意思呢？民主意味着人人自作主宰。在学术上，只有解放思想，自作主宰，自尊其心，也尊重别人，这才是民主的态度。有了这种民主态度，思想上的束缚解除了，眼睛不受蒙蔽，于是发挥史学家的良知来写信史，说真话，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史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而在中国近代史这一研究领域，多年来确实存在着一些蒙蔽眼睛、束缚思想的东西，所以急需做“解蔽”的工作。自50年代开始，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主线的构架。这种构架标志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然而积久不变，便成了束缚人的框框。正如旭麓所指出的，按这种框框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3)。

    《新陈代谢》一书，就是作者解放思想，敢于摒弃旧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动的线索的产物。这无疑包含有“史识”上的跃进。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被克服了，但不是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是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作者以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其很大的独特性，这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来说明。在本书中，作者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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