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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的行为也具备一定的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了解犯罪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生活模式的反应，而且能找出形成的原因，并把它当成是可以解决的，那么我们就有信心能改变犯罪的问题。
1 犯罪心理
我们依据个体心理学将人们分成了不同的类型。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很明显。我们发现：罪犯和问题儿童、神经官能症患者、自杀者、酗酒者、性欲倒错者，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失败表现，但是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都是在处理生活问题上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总是失败。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社会兴趣，不愿意负责任，不关心他人。
要想了解罪犯，还有另外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克服困难。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达成目标，如果实现了，我们就会有优越感，并能感到自己的强大。杜威教授称之为对安全的追求，还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自我保全方法。不管我们怎么想，事实上总是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驱使我们前进。我们一直在努力地从卑微到优越、从失败到胜利、从底层到上层。因此，当我们发现罪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必惊讶。
罪犯的做事方式及态度都表现出他在努力解决问题，他在追求成功和优越感。虽然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方向是错误的，这就导致了他的行为不符合社会的要求。
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认为罪犯不是正常人，比如，有些科学家认为罪犯是心智低能者。还有些人认为是遗传导致的，他们认为罪犯是天生的。还有些人认为是环境导致的犯罪，也是无法改变的。如果我们认同了这些观点，那犯罪问题也就无从解决了。我们要想在有生之年消除这种人间悲剧，就不能无奈地说：“这是遗传的，没有任何办法解决！”
无论环境还是遗传都不是绝对性的因素。在同一个家庭或者同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常常是完全不同的结果。罪犯有时候出自教养很好的家庭，有时候出自家里有犯罪前科的家庭。另外许多经历过家人入狱的情况的孩子，也会成长为很优秀的孩子。另外还有一种现象让犯罪心理学家迷惑不解，即有些喜欢偷盗的犯罪分子，常常在从事偷盗将近30年时就会开始转变了，不再作恶。如果按前面说的，一个人犯罪是由于环境或者遗传造成的，那么这种现象就解释不通了。我认为也许是他的人生态度改变了，或者是得到了满足，处境也比较优越了，不再需要通过偷盗来满足自己了。或者他年龄大了，不再有体力来做这件事了。
在我们打算进一步研究犯罪之前，我们要先澄清罪犯都是疯子的观念。虽然有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也会犯罪，但是他们的罪却是完全不用的类型。他们的犯罪是在自己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做的，而他们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低智者也是如此，在背后出谋划策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谋。他们给心智低能者提供了美好的愿望，并激起了他们的冲动，让他们代替自己去执行犯罪计划。有些惯犯就是这样哄骗年轻人犯罪的。
罪犯们的合作能力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这种能力较强，有的则较弱。比如，有的人仅限于小偷小摸，有的人则非大案不做；有的人是主谋，有的人则只是从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犯罪经历，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对人生的态度。
罪犯的目标也是在追求优越感，只是他们所追求的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与他人合作，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一种自我超越。罪犯也有不同的合作能力，有的确实很严重，有的较轻微。例如有的人会犯下很严重的罪行，有的人只是做一些小恶。如果要探讨罪犯的不同之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模式。
一个人的生活模式是在小时候就形成了的。因此，这并不是能轻易改变的。只有自己了解到形成时所犯的错误，才有可能改变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受到无数次侮辱和轻视，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各种权利，却仍然照旧，一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在困难加重时，犯罪率会增大。然而这并不能够说明是因为经济不好才导致了犯罪。只能说明，人们的行为由于受到了限制，他们无法充分与他人合作。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许多人就没有犯罪的想法，可是一旦环境变恶劣，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他们就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的生活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决定性因素。
从个体心理学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罪犯不会关心他人。如果生活中有些问题，他们无法解决，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按照常规生活了。
个体心理学把生活的问题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人际关系问题。罪犯也有自己的朋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他们之间也有真正的友谊，但是他们不和正常社会的一般人交朋友。
第二类是职业问题。许多罪犯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异常辛苦，他们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去奋斗，去克服。很多有意义的工作都需要与他人的合作，这恰恰是罪犯所缺乏的能力。因此，罪犯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他们一旦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就会放弃努力，推卸责任。就像是我们让一个不具备任何地理知识的人去参加地理考试。
第三类是感情的问题。要想拥有美好的感情生活，对配偶的关心和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发现，多数被送进监狱或感化院的犯人在进入之前就患上了性病。这个现象说明，他们所寻求的爱情是一种简单的追求。他们把伴侣当成一种财产，性就是占有或者征服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维持正常的伴侣关系。有很多罪犯会说：“如果我不能自由地得到想要的东西，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纠正犯人了。我们首先要教会他们和他人合作的能力。将他们关进监狱里体罚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并不能将罪犯与社会完全隔离开，他们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他们不是愚笨也不是心智低下。他们的结论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明智的，只是这不符合大众所公认的想法。也许有罪犯会说：“那个人有条很棒的裤子，我怎么没有，我要杀死他。”在匈牙利曾经出过一宗刑事案件，几个妇女被告投毒杀人。其中一位妇女被送进监狱时，她说：“我的儿子得了重病，他还是个混混，我不得不把他毒死。”如果她并不想与人合作，我们又能怎么做呢？她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只是她的思考角度与常人不同。她对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他们缺乏合作精神，但这一点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都比较胆小。当他们面对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就选择逃避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他们所犯的罪行中和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中看出他们的懦弱。有些犯罪行为其实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们是在追求一种自己幻想出来的优越感目标，误以为自己是英雄。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也是缺乏常识的表现。当他们想到自己斗过了警察时，还会有一种骄傲感。他们会想“警察一定抓不到我”。
确实，当他们被抓进警察局审问时，总能获知他们犯过的其他罪行。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当他们暴露后，就会想：“这次是我太大意了，下一次一定要多加小心才行。”如果他们逃过了追捕，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厉害，他们追求优越感的目标就实现了。他们还会为得到同伴的赞扬而高兴。我们必须改变罪犯的这种想法，让他们意识到这些错误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英勇。我们在家庭、学校或者监狱中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造成这种错误的想法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和家庭。也许是母亲不够负责任，不懂得如何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或者父母的关系不和谐，父母之间互相不信任，母亲很可能不想让孩子将社会兴趣扩展到包括他的父亲在内的其他人身上。她只想自己带着他，娇生惯养，孩子自然缺乏合作精神。
此外，这个孩子也许一直是家庭中的小皇帝，但到三四岁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就失去了小皇帝的地位。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不具有合作精神的因素。如果我们仔细调查最让他烦恼的生活，就可以看到，他的麻烦是从早年的家庭经验中就已经开始了，产生影响的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其地位的误解。
家里如果有一个孩子由于天赋高，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其他的孩子就会远离他，不愿意和他相处。他如果误解了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或者走上犯罪的道路。
从孩子刚入学开始，我们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否缺乏合作精神。缺乏合作精神的孩子不擅长和其他孩子交朋友，他们不喜欢老师，也无法集中精神好好上课。老师如果意识不到，不给他特殊的关照，他可能会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结果往往会是他们得不到老师的鼓励和教导，受尽冷嘲热讽。备受打击后自然会排斥学校生活。他对别人的兴趣也渐渐丧失，目标也越来越动摇，慢慢转向错误的方向。
贫穷也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想法。在贫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容易遭到社会的歧视。他家总是很拮据，艰难维持生计。从小他就开始帮助家里补贴家用。日后，当他看到许多生活富裕的人过着很优越的生活时，他就会感到心理不平衡。认为那些人不应该享受如此多的财富。因此，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犯罪率也较高。嫉妒不是一个好的心理现象，它会导致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很容易产生误解，认为得到富裕生活的优越感的方法就是靠不劳而获得来的。
我发现，身体上的缺陷也可以导致人产生自卑感。这个观点在某一方面认同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中的遗传理论。然而，最初我将这个观点写出来的时候就意识到，这种自卑感的产生并不应怪罪于身体的缺陷，而在于我们的教育方法不合理。如果能正确地引导有身体缺陷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像普通人那样关心他人。假如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正确地引导，他们便会变得自私，不关心他人。
有很多人患有内分泌失调，但是我们也无法说清楚内分泌腺的具体作用。因此，我们要将一个有内分泌失调的孩子培养成具有合作精神的人，必须先不把身体缺陷这一点考虑在内。
我们在犯罪分子中发现了大量孤儿。这个原因就只能怪我们的社会了。因为没有人和机构教会他们合作的精神，他们也不懂关心他人。私生子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一直缺乏家人的关爱，他们也没有关心他人的意识。被遗弃的孩子也是因为得不到他人的关心，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犯罪分子中长相丑陋的人也不少，这些看似为那些主张遗传论的人提供了证据，但是，那些相貌丑陋的人心里会怎么想呢？他们是极其不幸的。也许他们是不同种族的混血儿，天生就有一张不吸引人的面孔，也没有可人的外貌，他们常常遭到歧视。他们的一生可能都忍受着痛苦，甚至包括快乐的童年。但是，如果我们能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这些孩子，他们是可以成长为优秀的社会人的。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犯罪分子中，有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英俊潇洒的男孩或男人，如果说长相差或者有身体残缺的人是由于遗传不良的基因导致的，那么这些相貌良好的人该怎么解释呢？事实上，他们是宠坏了的孩子，同样没有培养出与人合作的意识，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
2 罪犯的类型
罪犯可以区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他们完全不关注他人，认为他人都是敌人。他们认为没有人欣赏自己。另一种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经常会抱怨：“都怪我母亲把我惯坏了，所以我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父母们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社会栋梁，可能只是不具备合适的教育方法。如果整天严加看管，天天板着脸，肯定是行不通的。如果放任孩子自作主张，有求必应，如此他们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品性。当他们的愿望有一天不能实现时，他们就会变得怨天尤人，开始怪罪他人或者环境。
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尽管这些案例的内容并不是为了此观点而写的。我先讲一个卢克夫妇合写的《五百种犯罪生涯》书中的案例，书里写了一个名叫“棘手约翰”的男孩，他检讨自己的犯罪生涯时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一直到十五六岁，我都是一个乖孩子。我喜欢运动，也喜欢从图书馆借书看，生活井井有条。后来，我父母逼迫我退学，让我去工作，每周只给我50美分的零用钱，其余的都被父母拿走了。”
他其实是在控诉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能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就能真正知道他犯罪的原因了。现在，我们只能断定：他与父母的关系不和谐。
“我工作了将近一年后，开始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个很爱玩的女孩。”
我们发现很多罪犯都是把感情寄托在一个喜爱他的女子身上。让人头疼的是，他女友很爱享受生活，可是他每周只有50美分的钱可以用。这将对他合作能力形成巨大的考验。我们不认为钱是维持爱情的唯一因素，并且他应该清楚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子。如果我遇到他当时的状况，我就会直接指出“这个女孩不适合你，她是一个过于贪图享受的女孩”。然而，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在当代，一个礼拜50美分根本不可能玩得好。我老爸又不肯多给我钱，我感觉很难过，也很痛苦，总想着怎样才能多赚一点钱。”
按照常识，我们会告诉他：“你得更加努力工作，多赚一些钱。”但是他却想着不劳而获，因为他想通过哄女朋友玩让自己也快乐，他才不管其他的呢。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陌生人，很快我就和他混熟了。”
遇见陌生人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有正常合作意识的人是不会被轻易引诱的，但是他已经有了邪念，就容易被人带坏了。
“这个陌生人是‘老大’，是一个老道的贼，聪明机灵，对偷盗很有一套。和他一起行动的时候，每次都很顺利。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他了。”
他的父母有一栋房子，父亲是工厂里的一个领班，周末他们才能有空全家团聚。他们家里有三个小孩，除他之外，其他人从来没有过任何犯罪的记录。我很好奇那些坚信遗传决定论的科学家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个男孩还承认自己在15岁时就开始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了。有人一定会说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其实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让自己快乐，他对别人并没有兴趣。他是为了让自己在这方面得到别人的赞赏和崇拜。
在他16岁时，由于他和同伴偷盗民宅而被捕了。我们发现他在其他方面也证实了我们所说的观点。他希望自己是受人崇拜、被人追捧的人，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她不惜给她们买单。他戴着一顶大盖帽，领部系着一条红色的大手帕，腰间还插着一把枪。简直就像一个西部的绑匪一样。他是一个自负的人，想表现得像个英雄一样，但又没有真的本事。对于警察指控他的各种罪名，他全部都承认了，还扬言“还有更多的呢”，他对法律权利完全没有顾忌。
“我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所谓的正常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对于此除了蔑视别无其他。”
这些思想都是一种潜意识，他对此没有了解，根本不知道这些连贯起来意味着什么。他认为生活充满了负担，但是他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泄气。
“我学会了不信任他人，大家都说贼不互偷，这其实是错的。我之前有一个同伴，我对他极好，但是他却反过来害我。”
“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我一定会像其他人一样踏实生活。我想说，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可以用，我就不需要工作了，我讨厌工作，以后我也绝不会工作。”
他这些话想表达的是：“让我走上犯罪道路的是精神压抑，我压抑着自己的欲望，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我每次犯罪都不是预谋的，是我恰好开车到某个地方，那里有东西会引诱我，我就控制不住欲望，就把它偷走了。”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根本不承认这是一种懦夫的表现。
“我第一次被警察抓到时，我身上带着价值14000元的珠宝，正打算把这些卖掉换成钱，然后去见女朋友。”这种人通过给女孩花钱，轻易赢取满足感，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胜利。
“监狱里设有各类学习班，我要尽可能去多听课，但不是为了改过自新，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厉害的人，提升作案技能！”
这表示他对人类极度仇恨。不仅如此，他根本不想继续生存了。他说：“如果我有自己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杀死他，因为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那么该怎样感化这样的人？除了让他重建和别人的合作关系外，别无他法。我们要让他明白他的想法错在了哪里。我们需要追溯他童年时代的经历，找到他最早产生对人生的误解的事情，以便帮助他纠正想法。在这个案例中，我对他的事知道得不太多，所以只能靠自己来推测。他应该是家中的长子，起初他受尽宠爱，后来其他孩子出生了，他的地位也随之失去。如果我的推测是对的，我就会发现：像这样的小事都可能阻碍他发展出与人合作的能力。
约翰说，他在被送进监狱后，受尽虐待，出去后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监狱中的暴行可能被犯人看成是一种对强韧性的挑战，不断地被教导重新做人，也被他们当成是一种挑战。他们想当英雄，很乐于接受这些挑战。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和全世界作对，他们要让自己抗争到底。如果一个人开始和全世界对抗，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比挑战更能刺激到他的了。
在问题儿童的教育上，让他们接受挑战也是最错误的教育方式。孩子们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强者，常常会想：“我们要看谁更厉害，看谁能撑的时间最长。”他们和罪犯的心理类似。但是如果他们足够明智的话，是可以逃离法律的制裁的。在监狱里，如果对罪犯提出各种挑战，显然是极为错误的做法。
我再来看一个谋杀犯的例子。他杀死了两个人，在杀人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都记在了日记里。这本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线索，让我们能看清他的犯罪过程和动机是什么。任何的罪犯在犯案前都不是没有任何计划的，并且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还会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犯罪分子遭到审讯时，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即使是罪犯，也能看出他在寻求某种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却想逃离这种责任感的束缚。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科尔民科夫躺在床上想了两个月，考虑是否该去犯罪。他总是问自己：“我是拿破仑，还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终于他用这个想法说服了自己，欺骗自己，从而达到犯罪的目的，其实罪犯也都知道他做的不是有意义的生活面，他也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的懦弱让他们无法接受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奉献社会的能力，才越发的胆小和软弱。生活的所有问题都是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他们却缺乏合作精神。
下面是从这本日记里面摘抄出来的句子：
“人们都讨厌我、嫌弃我、甚至家人都不理我。我什么都不想顾及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可以任人欺辱，但是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肚子可是不听话的。”
他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了。
“有人说我会死在绞刑架上，但是饿死和绞死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另一个案例里，一个母亲跟她的孩子说：“我知道你早晚会将我勒死的。”果不其然，在男孩17岁时，勒死了他的妈妈。
杀人犯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话：“反正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死的。我就没与什么可顾忌的了，我喜欢的女孩子也不理我了，我一无所有，别人拿我也没有办法。”
他想要喜欢的女孩子能接受他，但是他没有得体的衣服也没有钱。他认为女孩就是一项财产，只要拥有她，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出此下策了，我要将她夺取过来，否则我也将彻底灭亡！”
这样的人做事情一般都比较极端，他们就像一个小孩子，要么得到所有的东西，要么就是什么都不要。
“我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星期四来实施了。谋杀目标也已经选好了，就等着时机了，时机一到，我就要做这件非常人能做的不一般的大事了。”
他将自己看作一个伟大的英雄：“这是一件极其惨烈的事情，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他带了把刀，杀死了一个男人。这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出来的事。
“就像牧羊人驱策羊群一样，饥饿也驱使着人们去做恶。我也许明天就见不到太阳升起了，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忍受饥饿。我已经无法再继续忍受了。犯罪必定要付出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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