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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接着他被“请”出来，被请到衙门里并且监狱里去了。他的两个学生证明他向他们宣传共产，後来有人说他们是被收买的“学校保卫队”，当然举不出确凿的足以构成罪名的证据。可是人家根本并不要什麽证据。他在监狱里住了半年。这时候他多愤怒！从监狱里出来，他跟父亲吵了一架，还几乎跟所有的人吵架。接着他去旅行。人家说他下了决心，跑到上海去找关系，但是共产党──那些在“地下”的人门口并不曾挂牌子，找他们比穿上洋服去见衙门里的“革命家”困难多了。他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连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了。最後他只得带着满怀羞辱和两肩灰尘回果园城，另外他给“梅花团”和“C C 团”弄出点麻烦，他们至今也许还在按月替他做报告。
他的回来还有个凑巧地方。那老邮政局，或老骨科医生，或老地主──你已经知道老头生来胆小怕事，想起官就打哆嗦，因为他的冤枉官司和要命的傲骨，早已吓出一身老病。他回来恰恰赶上给老头送终。
他赶上给他父亲送终，烦恼却又在暗中窥伺，早已在等着他了。年轻人是爱动的，当他办完丧事，他开始盘算：现在他做什麽？他能做些什麽？他是一个家主，首先，他整理产业。想起乡下的土地。是的，土地不多。但是他受过洋教育，要像西洋人一样，在自己田地的两端──临着大路的地方和所有早已荒废的空地上以及河岸上全栽上树。这是个好计划，他想定就马上动手，每天很早就忙着出城。你知道社会老爱嫉妒人，那些穷苦的乡下人，他们怎麽能知道是他──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革命家的树呢？他命佃户一棵一棵的栽在坑里，一棵一棵的将泥土捣结实，一棵一棵的浇上水，然後他抬头望着树顶，从这些可爱的辛苦栽上的小树，幻想出一片茂盛的森林；可是穷苦的乡下人到夜里却将这森林给他带根拔掉了，并且用锯截断，用斧头劈开，送到灶里去了。此外还有许多事情，彷佛因为父亲死去凭空给他添许多纠纷。彷佛周围的人们忽然都从沉睡中清醒过来，他的一位邻居故意犁他半尺田地，另一位邻居又说他的房子压了自己的地基。对於这种事情你怎麽办？果园城的人显然不十分看得起他，他们崇拜的是“机关里的”“带徽章的”，甚至於胡、左、马、刘的子孙，因为他们怕这些流氓、痞棍、海洛因和鸦片大瘾。
“嘘，……这些愚民！”他常常咬着牙关，痛苦得嘴唇发白，同时又轻藐的摇着头对自己说：“你怎麽能教他们认识谁是好人，谁有才能？他们看起来每一个摆测字摊的都是姜子牙，他们把玻璃当成珠翠，把真金当成黄铜！”
他所受的不公平和说不尽的烦恼使他更加傲慢，人家说他：“牢骚，没有完的牢骚！”他自己常常说：“我的胃又疼了。”渐渐的他不再去城外，甚至不想出门，爱造谣的人就说他快疯了。没有人知道他做什麽，他每天都在书房里坐着；他并不看书；他独自抱起肩膀坐在椅子上，好像准备跟全世界决个胜负。
“你且往那边看，那边走来的岂不就是他吗？”在浮土很深，间或走过狗或猪，两旁坐着喜欢谈天的太太们，在夏天和秋天，一到黄昏就从城外驶回拖车来的果园城的街道上，他的步伐有多傲慢，他的头仰得有多高，两只眼睛望着明净的、时常飞过白云的果园城的天空，看上去多麽像在横过旷野；他沉重的放着脚步，又多麽像连蚂蚁都想给踩死呀！
不过我们在这里惊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忽然发现──他改变的有多厉害，跟他在学校里读“十字军东征”和“蔷薇之战”的时候又多麽不同啊！他的头发是长长的，杂乱的，已经好久没有理过；他的脸色，颧骨从两颊上突出来，像一块灰色和棕色染出来的暗淡的破布；他的嘴唇寂然闭着；他的原是高高扬起的表现着英气的眉，现在是紧紧的皱着，好像被大风雨摧残的树叶，低低的压在他的眼上；从他的眼里，你可以看出正射着那种冷的复仇的，那种从囚犯们眼里射出来的光辉。
“老兄！”我们於是喊。
“先生！”接着我们第二遍喊。
这个不幸的人，他没有听见，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在大街上叫他。他现在是到一位果园城的“隐士”──譬如说贺文龙先生家里去的。他跟贺文龙不同：贺文龙忙里偷闲，还喜欢畜养蟋蟀，弄弄花草；至於他，你还教他爱什麽呢？你怎麽能教他忘记他所受的屈辱呢？不，他什麽都不爱，他生命里只有憎恨。他在贺文龙家里下两盘象棋；即使在下棋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憎恨，他把三种利器──车、马、炮全拿出去，然後开始猛烈进攻。据他说这是“霍去病的战略”。
“将来我们有一天就这麽着，”他像当真对着他们似的说：“我们把他们一直赶到雷州半岛，然後把他们全都赶下海！”
这一回他没有说共产党来到的时候首先要请他出来。他已经好久没有提过这句话，因为他有一块可怕的傲骨，这傲骨并且越长越大。
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