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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欲乘暇参观美术学校,一天,偕陈定谟先生出去闲步,不知不觉到了美术学校门口,我提议进去参观,陈先生也赞成。一进门,就望见满院花草,在这花草丛中,远处矗立着一所刚造未成的教室,虽然材料大抵是黄土,这是陕西受物质的限制,一时没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筑全用新式,于以证明已有人在这环境的可能状态之下,致力奋斗。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长王君没有在校,出来应答的是一位教员王君。从他这里,我们得到许多关于美术学校困苦经营的历史。陕西本来没有美术学校。自他从上海专科师范毕业回来,封至模先生从北京美术学校毕业回来,西安才有创办美术学校的运动。现在的校长,是王君在中学时的教师,此次王君创办此校,乃去邀他来作校长。学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学费以外,每年得省署些许资助。但办事人真能干事;据王君说,这一点极少的收入,不但教员薪水,学校生活费,完全仰给于它,还要省下钱来,每年渐渐地把那不合学校之用的旧校舍,局部的改换新式。教员的薪水虽然甚少,仅有五角钱一小时,但从来没有欠过,新教室已有两所,现在将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学校因为是中学程度,而且目的是为养成小学的美术教师的,功课自然不能甚高。现有图画、音乐、手工三科,课程大抵已臻美备。图画音乐各有特别教室,照这样困苦经营下去,陕西的艺术空气,必将死而复苏,薄而复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术学校尚不能收女生。据王君说,这个学校的前身,是一个速成科性质,曾经毕过一班业,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为陕西人所不喜,所以从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师校长张先生说,女师学生尚有一部分是缠足的,然则不准与男生同学美术,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术学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艺术团体是“易俗社”。旧戏毕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极不易懂,凡是高古的东西,懂得的大抵只有两种人,就是野人和学者。野人能在实际生活上得到受用,学者能用科学眼光来从事解释,于平常人是无与的。以宗教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动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学者能解释荒古的动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为例,惟有野人能应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学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磷寸(11)一用就算了。野人因为没有创造的能力,也没有创造的兴趣,所以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学者因为富于研究的兴趣,也富于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我一方不愿为学者,一方亦不甘为野人,所以对于旧戏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一,歌词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领悟,恐怕比现代欧洲人听拉丁文还要困难;第二,满场的空气,被刺耳的锣鼓,震动得非常混乱,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现代活用的言语,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旧戏大抵只取全部情节的一段或前或后,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出戏演完以后,第二出即刻接上,其中毫无间断。有一个外国人看完中国戏以后,人家问他看的是什么戏,他说:“刚杀罢头的地方,就有人来喝酒了,这不知道是什么戏。”他以为提出这样一个特点,人家一定知道什么戏的了,而不知杀头与饮酒也许是两出戏中的情节,不过当中衔接得太紧,令人莫名其妙罢了。我对于旧戏既这样的外行,那么我对于陕西的旧戏理宜不开口了,但我终喜欢说一说“易俗社”的组织。易俗社是民国初元张凤翙作督军时代(12)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的历史。其间办事人时有更动,所以选戏的方针有时有变换,但为改良秦腔,自编剧本,是始终一贯的。现在的社长,是一个绍兴人,久官西安的吕南仲先生。承他引导我们参观,并告诉我们社内组织;学堂即在戏馆间壁,外面是两个门,里边是打通的;招来的学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间有一字不识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课程,而同时教练戏剧;待高小毕业以后,入职业特班,则戏剧功课居大半了。寝室、自修室、教室俱备,与普通学堂一样,有花园,有草地,空气很是清洁。学膳宿费是全免的,学生都住在校中。演戏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职业班。所演的戏,大抵是本社编的,或由社中请人编的,虽于腔调上或有些许的改变。但由我们外行人看来,依然是一派秦腔的旧戏。戏馆建筑是半新式的,楼座与池子像北京之广德楼,而容量之大过之;舞台则为圆口而旋转式,并且时时应用旋转;亦有布景,惟稍简单;衣服有时亦用时装,惟演时仍加歌唱,如庆华园之演《一念差》,不过唱的是秦腔罢了。有旦角大小刘者,大刘曰刘迪民,小刘曰刘箴俗,最受陕西人赞美。易俗社去年全体赴汉演戏,汉人对于小刘尤为倾倒,有东梅西刘之目。张辛南先生(13)尝说:“你如果要说刘箴俗不好,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其实刘箴俗演得确不坏,我与陕西人是同党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样,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刘箴俗三个字,在陕西人的脑筋中,已经与刘镇华(14)三个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刘箴俗依然是个好学的学生,我在教室中,成绩榜上,都看见刘箴俗的名字。这一点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俗社办事诸君。易俗社现在已经独立得住,戏园的收入竟能抵过学校的开支而有余,宜乎内部的组织有条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独立得住,原因还在于陕西人爱为戏剧的性习。西安城内,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较为旧式的秦腔戏园三、皮黄戏园一,票价也并不如何便宜,但总是满座的,楼上单售女座,也竟没有一间空厢,这是很奇特的。也许是陕西连年兵乱,人民不能安枕,自然养成了一种“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人生观。不然,就是陕西人真正爱好戏剧了。至于女客满座,理由也甚难解。陕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极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极严。一天我在《新秦日报》(陕西省城的报纸共有四五种,样子与《越铎日报》《绍兴公报》等地方报差不多,大抵是二号题目,四号文字。销数总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内,如此而已)上看见一则甚妙的新闻,大意是:离西安城十数里某乡村演剧,有无赖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伤某姑嘴唇,大动众怒,有卫戍司令部军人某者,见义勇为,立将佩刀拔出,砍下无赖子首级,悬挂台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几句论断更妙,他说这真是快人快事,此种案件如经法庭之手,还不是与去年某案一样含糊了事,任凶犯逍遥法外吗。这是陕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人道观念。城里礼教比较的宽松,所以妇女竟可以大多数出来听戏,但也许因为相信城里没有强迫接吻的无赖。

    陕西的酒是该记的。我到潼关时,潼人招待我们的席上,见到一种白干似的酒,气味比白干更烈,据说叫做“凤酒”,因为是凤翔府出的。这酒给我的印象甚深,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酒壶上刻着“桃林饭馆”字样,因为潼关即古“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饭馆以此命名的。我以为陕西的酒都是这样猛烈的了,而孰知并不然。凤酒以外,陕西还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绍兴酒制的南酒有两种,“甜南酒”与“苦南酒”。苦南酒更近于绍兴,但如坛底的浑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艺不高之故。甜南酒则离南酒甚远,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酬酒”一种,色白味甜,性更和缓,是长安名产,据云“长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饮了酬酒所致。但我想酬酒即使饮一斗也是不会教人眠的,李白也许是饮的“凤酒”罢,故乡有以糯米作甜酒酿者,做成以后,中有一洼,满盛甜水,俗曰“蜜劲殷”,盖酬酒之类也。除此四种以外,外酒入关,几乎甚少。酒类运输,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损失必大。同乡有在那边业稻香村一类店铺者,但不闻有酒商足迹。稻香村货物,比关外贵好几倍,五加皮酒售价一元五角,万寿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无可赚,路中震坏者多也。

    陕西语言本与直、鲁(15)等省同一统系,但初听亦有几点甚奇者。途中听王捷三(16)先生说“汽费”二字,已觉诧异,后来凡见陕西人几乎无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盖西安人说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变为“汽费”,读书变为“读甫”,暑期学校变作“夫期学校”,省长公署变作“省长公府”了。一天同鲁迅先生去逛古董铺,见有一个石雕的动物,辨不出是什么东西,问店主,则曰“夫”。这时候我心中乱想:犬旁一个夫字罢,犬旁一个甫字罢,豸旁一个富字罢,豸旁一个付字罢,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间,思想一转变,说他所谓Fu者也许是Su罢,于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个苏字等处乱钻了,不提防鲁迅先生忽然说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于 S 之音而代以 F 者,如“船”读为“帆”,“顺水行船”读为“奋费行帆”觉得更妙了。S与F的捣乱以外,还有稍微与外间不同的,是D音都变为ds,T音变为ts,所以“谈天”近乎“谈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称近乎姓“钱”,初听都是很特别的。但据调查,只有长安如此,外州县就不然。刘静波先生且说:“我们渭南人,有学长安口音者,与学长安其他时髦恶习一样的被人看不起。”但这种特别之处,都与交通的不便有关,交通的不便,影响于物质生活方面,是显而易见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钱一瓶呢?据说本钱不过一毛余,捐税也不过一毛余,再赚一毛余,四毛钱定价也可以卖了。但搬运的时候,瓶塞冲开与瓶子震碎者,辄在半数以上,所以要八毛钱了。(长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运输的亏。)交通不便之影响于精神方面,比物质方面尤其重要。陕西人通称一切开通地方为“东边”,上海、北京、南京都在东边之列。我希望东边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随着陇海路输入关中,关中必有产生较有价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陕西而外,给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总赞成夜泊于北岸,因为北岸没有土匪,夜间可以高枕无忧。(我这次的旅行,使我改变了土匪的观念:从前以为土匪必是白狼(17)、孙美瑶(18)、老洋人(19)一般的,其实北方所谓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谓盗贼二者在内。绍兴诸嵊(20)一带,近来也学北地时髦,时有大股土匪,掳人勒赎,有“请财神”与“请观音”之目,财神男票,观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贼骨头”(21)计算在土匪之内。来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边曰贼骨头,北地则亦属于土匪之一种,所谓黄河岸上之土匪者,贼而已矣。)我们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向同乡探听路途,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而山西则治安省份也。山西人之摇船与赶车者,从不知有为政府当差的义务,豫陕就不及了。山西的好处,举其荦荦大者(22),据闻可以有三:即一,全省无一个土匪;二,全省无一株鸦片;三,禁止妇女缠足是。即使政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但这三件已经有足多了。固然,这三件在江浙人看来,也是了无价值,但因为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陕人的缺点,所以在豫陕人的口碑上更觉有重大意义了。后来我们回京虽不走山西,但舟经山西,特别登岸参观。(舟行山西河南之间,一望便显出优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住户只有几家,遍地都种花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在树上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中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

    陇海路经过洛阳,我们特为下来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阳的旅店以“洛阳大旅馆”为最好,但一进去就失望,洛阳大旅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阳大旅馆。放下行李以后,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绩,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铺也有几家,但货物不及长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们在外面吃完晚饭以后匆匆回馆。馆中的一夜更难受了。先是东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组,闹得个天翻地覆。十一时余“西藏王爷”将要来馆的消息传到了。这大概是班禅喇嘛的先驱,洛阳人叫做“到吴大帅里来进贡的西藏王爷”的。从此人来人往,闹到十二点多钟,“西藏王爷”才穿了枣红宁绸红里子的夹袍翻然莅止。带来的翻译,似乎汉语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两面,并没有多少话。过了一会,我到窗外去偷望,见红里红外的袍子已经脱下,“西藏王爷”却卸了土布白小褂裤,在床上懒懒地躺着,脚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样的佛鞋,却是与郁达夫君等所穿的时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样。大概是夹袍子裹得太热了,外传有小病,我可证明是的确的。后来出去小便,还是由两个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静下去,王爷的局面闹了;王爷的局面刚静下,妓女的局面又闹了。这样一直到天明,简直没有睡好觉。次早匆匆地离开洛阳了,洛阳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爷”与妓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苦雨”。我在归途的京汉车上,见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样,我对于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觉得有什么恶感似的,正如来信所说,北方因为少雨,所以对于雨水没有多少设备,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实这样一点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饭,有何水灾之足云。我在京汉路一带,又觉得所见尽是江南景色,后来才知道遍地都长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黄色完全遮蔽,雨量即不算多,现在的问题是在对于雨水的设备。森林是要紧的,河道也是要紧的。冯军这回出了如此大力,还在那里实做“抢堵”两个字。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水灾平定以后再做一番疏浚并沿河植树的功夫,则不但这回气力不算白花,以后可以一劳永逸了。

    生平不善为文,而先生却以秦游记见勖,乃用偷懒的方法,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敬请教正。

    伏园

    一九二四年七月

    * * *

    (1) 直隶,当时省名,即现在的河北省。

    (2) 辜鸿铭(1856——1928),字汤生,福建厦门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回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清亡之后继续蓄着辫子。

    (3) 研究系,当时的一个政治派系。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期,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投靠段祺瑞,组织“宪法研究会”,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中国,与国民党对立。

    (4) 适之,即胡适。

    (5) 乾隆,清高宗弘历年号(1736——1796);嘉庆,清仁宗颙琰年号(1796——1821)。

    (6) “圣人偷经的故事”,指1923年康有为到卧龙寺一游,闹出“盗经风波”,被《新秦日报》等媒体以头条报道。“康圣人”执意向定慧住持购买一部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却在约定时间之前便令士兵带17辆大车前去搬运经书,场面混乱,经书多有损毁,后惊动地方检察厅,康有为仍拒不归还。

    (7) 道光,清宣宗旻宁年号(1821——1850)。

    (8) 咸丰,清文宗奕年号(1851——1861);同治,清穆宗载淳年号(1862——1874)。

    (9) 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1368——1398)。

    (10) 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1403——1424)。

    (11) 磷寸,火柴旧名。

    (12)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张凤翙被响应武昌起义的新军推举为陕西省都督,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下台,由袁世凯派到陕西的陆建章接替。

    (13) 张辛南,当时是西北大学英文讲师,兼任陕西省长公署秘书。

    (14)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当时任北洋军阀政府的陕西督军兼省长。

    (15) 直,指直隶,是河北省当时的名称;鲁,山东省的简称。

    (16) 王捷三,陕西韩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鲁迅相识。此次鲁迅等人到西安讲学,他是接待人员。

    (17) 一九一三年秋天,河南、湖北毗连地区爆发了以白朗(白狼)为首的农民武装暴动,聚众一万余人,攻城略地,波及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等省,给袁世凯政府以很大威胁。一九一四年八月白朗兵败被杀。

    (18) 孙美瑶,当时盘踞山东枣庄一带的土匪头子。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

    (19) 老洋人,当时盘踞河南宝丰一带股匪头目张庆的绰号,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间,他与盘踞河南鲁山一带的股匪李明盛部会合,接连攻陷河南十多县,并掳去英、美、法、意和瑞典五国教士及男女商人二十余人,引起五国公使的严重交涉。吴佩孚穷于应付,只得收编了事。

    (20) 诸,诸暨;嵊,嵊县,都是浙江县名。

    (21) “贼骨头”及后文“梁上君子”,都即小偷之义。

    (22) 荦荦大者,成语,指明显重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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