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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主张合内外,又重情,情即合内外而成。情又可分两类,一是由内感外,一是由外感内。今亦可称由内感外者为情,由外感内者为感。

    《中庸》言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其实七情中以欲为主。合于所欲则生爱,反于所欲则生恶。得其所爱则生乐,失其所爱则生哀。遇所爱则生喜,遇所恶则生怒。故七情以内为主,即以己为中心。天地万物皆在外,随其所感而情斯变。欲即性也。性由天命,而以己为中心,亦即以天为中心。此又谓之合天人。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即犹《中庸》之言率性。俗言任性。然则中国人生理想乃是要任性,任性亦犹言任天。惟此天字亦可分内外。在己之内者为性,尚有在己之外者。如云天理,则即孔子言不逾矩之矩字。能任己之性而不违天理,则其间当有一段修养工夫。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是也。

    惟孔孟儒家比较偏重讲究内,庄老道家则比较偏重讲究外。《中庸》《易传》已把此内外会通说了。宋理学家更然,乃分说天理人欲,心所欲而逾矩了,即是人欲。外面规矩与内心所欲合一无违,乃始是天理,始是通天人合内外的境界。

    西方人把天人内外过分分别,由此寻求真理,不敢羼入情感。中国人常情理兼言,而西方人则像是认为理中便不涵有情,这就与中国人想法大异了。但人终不能无情。西方哲学戒言情,惟其文学则仍好言情。但其所好言之情,乃亦与中国人所言之情有异。在西方小说剧本乃至最近之电影中,所言情,最要者有两项。一曰恋爱,一曰恐怖。西方人之恋爱与中国七情之爱有不同。孔子曰:"从吾所好。"中国人言好恶,即如言爱恶。此好字所指极广泛,爱字亦然。而西方人言恋爱,则专指男女异性之爱言。中国人重言情,而在此异性恋爱方面则似颇不重视。孟子言慕少艾,此亦壮年人常情。然慕与爱好又稍有不同,爱与好之反面有一恶字,慕则无反面字。人情之挚,必有相反之两面,无反面则情不挚。慕则只是一种想慕。不加想慕,则与己无关,对之自无情可言。恋爱与慕固不同,但同无反面字。互不恋爱,则尔为尔,我为我,互不相关。故恋爱乃双方专一之爱,施于此,则不再施于彼,对象独特。《论语》言:"泛爱众而亲仁",韩愈言:"博爱之谓仁",则其爱普广,可及于全人类,并可推以及于天地万物,而尽纳其中。中国人之言人情乃如此。故人可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即每一人各可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乃据此情而言。如我此情变,则天地万物亦随而变。

    中国人情有极难言者,如追随田横流亡海岛之五百壮士,其高卓之情,岂不永为国人千古所仰慕。然其情为何等情,无以名之,则惟当仍名之曰爱。其对田横之爱敬爱重,可谓融通君臣朋友两伦之爱而一之。夫妇父子兄弟三伦之爱,亦岂能更超乎其上。至于田横之自刎,不愿面见汉祖,亦惟其一己自爱自重之意而已。其于汉祖,固无所恶,无所怒。其自刎而死,固亦无所悲,亦无喜乐可言。中国人情乃有如此之深厚而诚挚者,又乌得与西方人言恋爱之情相提并论。如田横,如其五百壮士,谓之乃天地一中心,而天地亦无以违,岂不昭然若揭乎。

    西方人对知识喜分门别类,专一求之。其对情感亦然,亦喜分别对象,专一以求。于普遍广泛处,一若与己不相干。知如此,情如此,则意亦如此。故其于天地间一切对象,均加分别,均有界域,而又人各不同。换言之,即人各一天地,而互不相通。故西方人重外,各谋自占一天地,而人之与人间,互不相通。此为西方个人主义之所由生。既属个人主义,其对外又复何爱可言。

    深言之,则尚有甚者。不仅人与人相别不相通。即我之为我,就其内在言,亦可有分别不同处。如遇恋爱,可一心一意在恋爱上,天地一切尽置不顾。即我之内在一切,亦同可置之不顾。斯时则我即是一恋爱,恋爱即是一我。西方人说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实亦可说结婚乃即为恋爱时我一己之坟墓。结婚后,乃另为一我,当另找一事物新对象,以表现其为我。

    此种心情,可举牛顿为例。其研讨苹果落地时,与其为大小两猫辟大小两壁洞时,分别两事,几若成为两个牛顿。即在同时,牛顿乃有两个我之存在,心情不同,斯其表现亦不同。因西方人重外不重内,内在之我即寄存于其对外面事物之心情与作为上。无对外面之心情与作为,即无我可见。如运动,本为一己卫生锻炼之用,亦可为我生活中一爱好,一行为,我与外即由此而合一。而西方运动家则即以此一心一事来寄托我,完成我,乃若我之为我,即在此一心一事上,岂不过于重外轻内了。而外面之对象与事物则甚为复杂,不相和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抛妻遗子,远去异乡,在其家庭中等如无己。尤其在海涛汹涌中,蹈险履危,惯于此等生活,乃更见己之为己,我之为我,全操纵在外面,几不知有我之存在。故方其出外经商,及其还家团聚,乃若有两个己之存在,其身则一,其心则异。于是遂若其生命寄托,主要转在身,而次要始在心。不如一农人,夫妇父子晨夕相亲,生死相伴。我此生命主要则在家庭,次要乃在田野。祠堂坟墓,尤见身之既腐,而生前心事犹在他人之心中。故中国人有人格观,人品观,实即一人之生命观,而西方人似无之。余常谓中国历史重人,西方历史重事。中国乃以一文学家写出其文学来,而西方则以其写有文学而始成为一文学家。凡此论点,皆由双方内心深处生有此分别,而遂成为双方文化体系之大分别。

    尤要者,西方生命寄于外,内顾则虚。舍却外面一切事物作为,乃若无己可知,无我可有。此与中国道家言无我又不同。道家言无我,乃是一浑沌,泯除一切分别,乃见真我。儒家则化闻见为聪明,于一切分别中会通和合乃见我。吾妻吾子,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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