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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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曰："吾不知越歌，试为我楚说之。"乃召译使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当是时，楚已雅化而越仍随俗，继此以往，则越亦雅化。故中国文学乃以雅化为演进，而西洋文学则以随俗而演进。彼之越人，自随其俗，自制新字，而歌俗歌，不求于楚说。故使今人不识古语，英人不通法字，其近代各国乡土文学之开始，先后略当中国明代嘉、隆、万历之际，则如中国人治文学而推极祖始于归有光、王世贞诸人而已。今若为中国人讲文学而命其自限于归、王以下，岂所心甘。且不仅此也，苏格兰人有以苏格兰方言写诗，而英人或称之为半外国的。法国南方诗人用其旧省土语写诗，而法人不认以为法诗人。可知中国文学上之尚雅化，其事岂可厚非。

    （六）

    中西文学异征，又可以从题材与文体两端辨之。西方古代如希腊有史诗与剧曲，此为西方文学两大宗，而在中土则两者皆不盛。此何故？曰，此无难知，盖即随俗与雅化两型演进之不同所致也。荷马略当耶稣纪元前九世纪，适值中国西周厉宣之际。其时希腊尚无书籍，无学校，无戏院，亦尚无国家，无市府。"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荷马当时，亦复如是。若在中国，则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六月、采芑、车攻、吉日、鸿雁、庭燎、斯干、无羊，风雅鼓吹，斯文正盛。中国当大一统王朝中兴之烈，其文学为上行。希腊在支离破碎，漫无统纪之时，其文学为下行。故中国古诗亦可以征史，而史与诗已分途。希腊则仅以在野诗人演述民间传说神话而代官史之职，此一不同也。循是以下，不数百年，孔子本鲁史为《春秋》，左丘明聚百二十国宝书成《左传》，其时中国史学已日臻光昌，而诗书分科，史之与诗，已有甚清晰之界线。《荷马史诗》之写定年代，今虽无从悬断，虑亦不能与此大相悬绝。正以中国早成大国，早有正确之记载，故如神话剧曲一类民间传说，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不以登大雅之堂也。

    其后中国大一统局面愈益焕炳，文化传统愈益光辉，学者顺流争相雅化。荆楚若较迟，观于今传楚辞，南方神话传说，可谓极盛。然楚骚亦复上接风诗之统，盖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莫不随俗味薄而雅化情深。故楚辞终为中国古代文学一新芽，终不仅以为楚人之辞而止。下逮汉初，蜀中文化亦辟。今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其风土神话，亦殊玮瑰绝丽。然以司马相如不世卓荦之才，终亦不甘自限于乡土，未尝秉笔述此以媚俗。必远游梁国，一时如齐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诸侯游士皆萃。相如既得与居数年而著子虚之赋，遂卓然成汉赋大国手。若使相如终老临邛成都间，不事远游，不交东方学士，不寄情于雅化，自以蜀语说蜀故而媚于蜀之乡里，则适成其为一蜀人而已矣。苟蜀人群相慕效，则流风所被，亦将知有蜀不知有中国，蜀人早为夜郎之自大矣。蜀之先有楚，楚之先有齐，若复一一如此，则齐楚亦夜郎也。中国皆夜郎，则中国常此分裂，常此负隅，亦如今西欧然。越歌不楚说，蜀才不东学。随俗而不雅化，固非中国人之所愿，然则纵使有负鼓盲翁如荷马其人者，生于斯时，挟其齐谐志怪之书，遍历三齐七十余城，歌呼淋漓，绘声绘色，亦仅如下里巴人，而不能为阳春白雪。俗人护之，雅士呵之，若之何而牢笼才杰，播为风气，而成其为文学之正统乎？

    戏剧之不盛于中国，其理亦尔。伊士奇悲剧第一次获奖之年，正孔子自卫返鲁之岁（西元前四八四）。孔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典文明，即限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之戏院，犹之政治家之演说台，其所能邀致之听众有限。春秋时未尝无优伶，优孟衣冠，惟妙惟肖，亦足感悟于楚王，而有其所建白。然志在行道天下者，则于此有所不暇、不屑，故在西土其文化常为中心之密集，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惟其为中心之密集，故其文人之兴感群怨，亦即专注于此密集之中心。雅典有戏剧作家端由是起。惟其向外磅礴，故其文化空气不免广而稀，则一时文人之兴感群怨，自不甘自限于此稀薄疏落之一隅，而不得不总揽全局，通瞰大体。具体乃剧曲所贵。故亚里斯多芬之喜剧，乃即以同时人苏格拉底为题材。若在中国，则临淄剧情不习熟于咸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局于偏方，格于大通，诚使中国有伊士奇、斯多芬，斯亦一乡里艺人而已。彼且终老于社庙墟市间，徒供农夫野老市侩走卒之欣赏而赞叹，流连而绝倒。纵其翱翔都邑，揖让王侯，简兮简兮，亦非贤者所安。故中国民族文学之才思，乃不于戏剧见之也。

    然则中国文学之取材常若何？曰，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之取材，则常贵于通方。取材异，斯造体亦不同。以民间故事神话为叙事长诗，为剧本，为小说，此西方文学之三大骨干，在中国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人不尚作论，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吾之所谓诗史，即古所谓诗、书。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则为易教。诗书之教可包礼乐，易则微近于论。木落而潭清，归真而返樸，凡不深于中国之诗与史，将不知中国人之所为论。史籍浩繁，史体恢宏，旁览并世，殆无我匹。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今姑不论而论诗。诗者，中国文学之主干。诗以抒情为上。盖记事归史，说理归论，诗家园地自在性情。而诗人之取材，则最爱自然。宇宙阴阳，飞潜动植，此固最通方，不落偏隅之题材也。然则风花雪月，陈陈相因，又何足贵？不知情景相融，与时俱新。有由景生情者，有由情发景者。故取材极通方，而立意不蹈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之在诗三百，固屡见不鲜。然后人曰："忽见陌头杨柳色"，此又一杨柳也。"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又一杨柳也。中国诗人上下千万数，诗集上下千万卷，殆无一人不咏杨柳，殆无一集无咏杨柳诗。然不害光景之常新。"月出皎兮"，月之在诗三百，又屡见不鲜。然后人曰："明月出天山"，此又一月也。"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又一月也。诗人千万数，诗集千万卷，何人不咏月，何集不有咏月诗？然亦不害其光景之常新。天上之明月，路旁之杨柳，此则齐秦燕越，共睹共晓，故曰，通方也。次乎自然则人事。即如萧选所分诸类，如燕饯，游览、行旅、哀伤，大率皆人人所遇之事，亦人人所有之境，则亦通方也。否则如咏史、咏怀，史既人人所读，怀亦人人共抱。要之，其取材皆贵通国通天下，而不以地方为准。

    （七）

    中西文学萌茁，环境之不同，精论之，则有影响双方文学家内心情感之相异者。文学必求欣赏，要求欣赏对象之不同，足以分别其文学创造之路径。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非郢人则匠石无所运其斤。文学亦然。文学萌茁于小环境，故其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即其当身四围之群众。而其所借以创作之工具，即文学，又与其所要求欣赏对象之群众所操日常语言距离不甚远。故诸作家常重视现实，其取材及表达，常求与其当身四围之群众密切相接。因此重视空间传播，甚于其重视时间绵历。一剧登台，一诗出口，群众之欢忻赞叹，此即彼之钟子期与郢人也。而所谓藏诸名山，传诸其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乃中土所尚。因其文学萌茁于大环境，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不在其近身之四围，而在辽阔之远方。其所借以表达之文字，亦与近身四围所操日常语言不甚接近。彼之欣赏对象，既不在近，其创作之反应，亦不易按时刻日而得。因此重视时间绵历，甚于重视空间散布。人不知而不愠，以求知者知。钟子期之与郢人，有遥期之于千里之外者，有遥期之于百年之后者。方扬子云之在西蜀，知有司马相如耳。故司马赋子虚、上林，而彼即赋长杨、羽猎。及久住长安，心则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于是草《太玄》模《周易》，曰："后世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其所慕效者在前世，其所期望者在后世。下帘寂寂，斯无憾焉。若演剧之与唱诗，则决不能然。苟无观者何为演？苟无听者何为唱？故而西方文学家要求之欣赏对象，即在当前之近空，而中国文学家要求之欣赏对象，乃远在身外之久后。此一不同，影响于双方文学心理与文学方法者至深微而极广大。故西方文学尚创新，而中国文学尚传统。西方文学常奔放，而中国文学常矜持。阮籍孤愤，陶潜激昂，李白豪纵，杜甫忠恳，而皆矜持，尊传统。所谓纳之轨物，不失雅正。故西方文学之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之演进如滚雪球。西方文学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国文学之力量，在能控搏。此又双方文学一异点也。

    古者声诗一贯，诗三百皆以被管弦。而颂之为体，式舞、式歌，犹演剧也。然声常为地域限。强楚人效北音，强齐人效西音，终非可乐。故自汉而后，乐府亦不为文学正宗，而音乐之在中国亦终不能大盛。魏晋而下，钟王踵起，书法大兴。书法固不为地域限，虽南帖北碑，各擅精妙，而结体成形，初无二致。抑且历久相传，变动不骤。故中国文人爱好书法，遂为中国特有之艺术，俨与音乐为代兴。学者果深识于书法与音乐二者兴衰之际而悟其妙理，则可以得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趣，而中国文学演进之途径，亦可由此相推而深见其所以然之故矣。

    (八)

    然所谓中国文学贵通方，非谓其空洞而无物，广大而不着边际。谓中国文学尊传统，亦非谓其于当身四围漠不经心。中国文人常言文以载道，或遂疑中国文学颇与现实人生不相亲。此又不然。凡所谓道，即人生也。道者，人生所不可须臾离，而特指其通方与经久言之耳。夫并论中西，非将以衡其美丑，定其轩轾。如实相比，则即彼而显我，拟议而易知也。谓西方文学有地方性尚创新，非谓其真困于邦域，陷于偏隅，拘墟自封，花样日新，而漫无准则也。谓中土文学贯通方尊传统，亦非谓其陈腐雷同，无时地特征，无作者个性也。盖西方文学由偏企全，每期于一隅中见大通。中土文学，则由通呈独，常期于全体中露偏至。故西方文学之取材虽具体就实，如读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剧本，刻画人情，针砭时滞，何尝滞于偏隅，限于时地？反观中土，虽若同尊传统，同尚雅正，取材力戒土俗，描写必求空灵，然人事之纤屑，心境之幽微，大至国家兴衰，小而日常悲欢，固无不纳之于文字。则乌见中土文学之不见个性，不接人生乎。今使读者就莎士比亚、易卜生之戏剧而考其作者之身世，求见其生平，则卷帙虽繁，茫无痕迹。是西方戏剧虽若具体就实，而从他端言之，则又空灵不著也。若杜甫、苏轼之诗，凡其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九）

    中国文学之亲附人生，妙会实事，又可从其文体之繁变征之。史体多方，此姑勿论。专就诗言，三百篇之后，变之以骚赋，广之以乐府。魏晋以下，迄于唐人，诗体繁兴，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绝，外而宇宙万变，内而人心千态，小篇薄物，无不牢笼。五代以下有词，宋元以下有曲，途径益宽，无乎不届。汉魏以下之文章，凡萧选所收，后世谓之骈体，大多皆赋之变相耳。此可名曰散赋。韩愈以下之文章，凡姚选所收，后世谓之古文，则亦诗之变相耳。可名之曰散诗。大凡文体之变，莫不以应一时之用，特为一种境界与情意而产生。又不徒此也，前言西土文学下行，中土文学上行，此亦特举一端言之。中国文化环境阔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学、政治、礼律，凡所以维系民族文化而推进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否则国族精神散弛不收。然而未尝不深根宁极于社会之下层，新源之汲取，新生之培养，无时不于社会下层是资是赖。文学亦莫能逃此。"文以载道"，正为此发。及于交通日变，流布日广，印刷术发明，中国文学向下散播活动亦日易。故自唐以来小说骤盛，并有语体纪录，始乎方外，果及儒林。宋元以来，说部流行，脍炙人口，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诸书，独《红楼梦》年代较晚，《水浒传》尚当元末，乃在西历十四世纪之后半。其时欧洲民族国家尚未成立，近代英法德俄诸国新文字尚未产生。《三国演义》倘稍后，亦当在近代欧洲各国新文学出世之前。若论禅宗语体纪录，则更远值西历八世纪之初期。近人震于西风，轻肆讥病，谓中国文字仅上行不下逮，此则目论之尤。岂有文不下逮而能成其为文者？至于晚明昆曲，其剧情表演之曲折细腻，其剧辞组织之典雅生动，其文学价值之优美卓绝，初不逊于彼邦，而论其流行年代，亦正当与英伦莎翁诸剧先后比肩。昆曲何以产生于晚明之江南？此亦由当时江浙一带文化环境小而密，学者聪明，乐于随俗，而始有此等杰作之完成。元代戏曲盛行，则由蒙古入主，中国传统政治破坏，学者聪明无所泄，故亦转向于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转而随俗。向上不足以致远，乃变而附下。此正足证吾前此之所论。凡中国文学演进之特趋，所以见异于西土者，自有种种因缘与相适应而感召。而唐宋以来随俗向下之一路，愈趋愈盛，并有渊源甚古，惟不为中国文学之正趋大流耳。

    （十）

    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夫文体随时解放，因境开新，此本固然，不自今起。中国文字虽与口语相隔，然亦密向追随，不使远睽。古文句短而多咽灭，唐宋以下句长而多承补，若驰若骤，文章气体常在变动之中。而晚清以来，文变益骤，骎骎乎非辔勒之所能制。语体之用，初不限于语录与说部，则诏令、奏议、公告诸体，亦多用之。诗求无韵，亦非今创，唐宋短篇古文，味其神理，实散文古诗耳。今求于旧有轨途之外，别创新径，踵事增美，何所不可。而张皇太过，排击逾情，以为往古文语，全不适于当前之用，则即如林纾译西洋说部，委悉秾织，意无不达。谓其不解原本，转翻有譌，此洵有之。谓其所操文笔已属死去，不足传达文情，苛论曲谳，宁非欺世？而颓波骇浪，有主尽废汉字而为罗马拼音者，有主线装书全投毛厕者，趋新之论转为扫旧。一若拔本塞源，此之不塞，则彼之不流。则往古文体不变，岂必全废旧制，始成新裁？谬悠之论，流弊无极！欲尽翻中国文学之臼窠，则必尽变中国文化之传统，此如蚍蜉撼大树，"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杜老深心，固已深透此中消息矣。

    抑且又有进者，文运与时运相应，文字语言，足以限思想，亦足以导行动。故忠厚之情，直大之气，恢博之度，深静之致，凡文学之能事，如风之散万物，其在社会，无微不入，无远弗届，而为时也速，有莫之见，莫之知而忽已然者。故时运之开新，常有期于文运之开新。而文薄风嚣，衰世之象，亦必于是见之。斯时也！则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中国固文艺种子之好园地也。田园将芜胡不归？窃愿为有志于为国家民族创新文艺者一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