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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非洲后不久，遇见了我们那艘运兵船上的人。他们告诉我，国内对非洲的一切有着错误的印象。
在奥兰待上几天之后，商船船员们对于自己所认为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他们说，国内民众认为：北非战役只是一时的，很快就会结束；我们的伤亡几乎为零；法国人爱我们爱得要死，德国留下的所有影响都被清除了。
如果你们是这么认为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在非洲的新闻记者没能把更多的细节告诉你们。
在战争中，法国人表现出极度的情感上的混乱。在奥兰港附近，一艘法国汽艇上的法国人用机关枪对着受伤的美国人扫射，而划艇上的法国人却在枪林弹雨中试图营救那些美国人。
我知道，有一支分遣队被派上岸，任务是缴获四艘商船。他们一枪都没开，就把四艘船全部拿下。迎接分遣队时，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说的是：“你们怎么回事？我们昨晚就等着你们了。”另一艘船的船长在舷梯上打开了一瓶杜松子酒。美国士兵与法国士兵之间有很多兄弟情谊。在一个战事激烈的小镇上，人们在一辆烧毁的卡车上发现了五具尸体，三个美国人和两个法国人。
因为一开始这场战役在外交方面和在军事方面同等重要，大人物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只会手痒痒敲打字机的记者钻研国际事务，即便没有我们的评论，这些事情也已经够棘手的了。我相信，国内的误解一定是由于画面中某些缺失的部分造成的。
我们在非洲战场的位置，虽然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全是“草莓”和“奶油”。
比方说，在突尼斯，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原因有两个。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在突尼斯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第一次与经验丰富的敌方部队与指挥官实打实地交战。敌方的战斗经验，我们的部队需要好几个月的实战才能获得。
第二，没有人确切知道，法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打赌他们会全力抵抗。这意味着，如果法国人在三天内投降，我们必须立即向东移动，否则就会让德国人毫不费力地在突尼斯建起强大的战力。
所以我们行进了几百英里，和英国人一起开始战斗。但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补给，无法立即将德国人击溃。这也不能怪谁。我觉得，我们的部队做得已经很好了，他们利用手上已有的东西作战，并竭力获得更多补给。但我们的对手有着跟我们一样坚忍的意志，作战经验却又比我们丰富太多，补给也来得更加容易。
那时我们的人员伤亡不太明显，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损失的。然而，美国船从国内带来一份最新的报纸，上面说，在占领奥兰时，我们只牺牲了12个人。事实上，伤亡虽然不大，但却是12个的好多好多倍。
大部分康复中的伤员被送往英国。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送回国的伤员很多，将给美国人民注入新的、坚定的活力。我们觉得，我们不是那种要把伤员藏起来的人。
对我们在非洲的人来说，最大的困惑是我们在北非与轴心国特工及轴心国的同情者打交道的政策。我们只拘捕了那些彻头彻尾的轴心国特工，比如德国停战使团和别的一些人。在那之后，我们将逮捕权交还给了法国人。流程是，我们调查，他们实施逮捕。而事实却是，我们调查，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我们的政策仍然是绥靖政策。它源于所谓的法国情感“大杂烩”。当时的法国人思考和感受的方向都各不相同。一开始，我们小心翼翼，为的是尽可能多地俘获法国人的心。很快，这一阶段就结束了。我们火力全开。在这里，我们不断占领城镇，然后假装没有占领。为了不冒犯到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很温和，也符合当时的政策，尽可能少地干涉法国当地人的生活。
在我们到来之前，德国人在这里安置了许多无足轻重的小官员。我们让他们继续留下工作，还允许法西斯社团继续存在。法国人对我们的狙击已经停止，但仍有些蓄意破坏。忠诚的法国人看到我们的战术，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习惯了武力，也期望我们对共同的敌人包括法国纳粹武力相待。敌人看到我们的战术，笑了，说我们是懦夫。双方都感到困惑，我们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居然依旧任由敌人逍遥法外，与自己作对。
在北非的法国人中，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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