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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拉之待望
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一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争路问题，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竟独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场前，高等学堂东邻的分设中学里面，有一群早把头发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学生簇涌向校长室去。承头的几人，手里是拿着剪子的。
校长姓都，绰号叫“喇嘛”————这是他所固有的绰号，并不是取于学生，也不知道缘何而取。他的宦气十足，平常待学生也很严，大家是不大高兴他的。但在反正前后，学生的气势高涨了起来，他的威严也就扫地无存了。
学生们簇涌向他居室去的企图，是想要征服他头上的辫子。
起初是劝诱，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学生们又簇涌着跟在他的后面。
校长头上戴的是平顶便帽，有一个红色的小珊瑚顶子。假使是平时，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两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顾时，颈子虽机械式地向两侧转动，而那很帖服的一条发辫，垂在背心，仅仅靠着弹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须，略略颤动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应着“改玉改步”的古话，校长被剪子威胁着赶出房外来时，是放着小跑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运命。不胜其惊惶，离开了校长的背，在空中飞扬起来。那样，便被逼在后面的一位学生，一把抓着。
本来是带着赤铜色的校长脸。胀得来就象一副猪肝。
————你们，你们，这，这，这样……。校长急凑着说，似乎想说出——声“无理取闹”，但都格塞着了。
————喀钦，喀钦！“今日之事我为政”的学生们那管得你许多，两剪子便把我们的校长弄成了名实相符的“喇嘛”。
校长把剪下来的辫子要回了自己的手里，就象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样，呈着个快要流泪的慈悲的面孔，走进了自己的方丈。
学生们正在高兴着凯歌的时候，由校外又走来一位通学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脸的Acne Vulgaris(俗称“烧疮”）和一双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进来，学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辫子剪了吗？
————唬，你们看！他把那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来，露出了一个“拿破伦头”。
————哑！精公毕竟“精致”！
好些人在这样鹊噪着，但是精公却被少数相好的簇拥着向后院走去了。只听那里面有的人在说：
————喂，我们赶快进寝室去，把你昨天说的小说，继续说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读到《大波》、《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这一联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从我的日记中把读这些著作时的日期和感触，摘录出来吧。
————五月九日
午后刘弱水来，携来李劼人小说若干册（案即上述三种著作。）
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语，尤倍觉亲切。
————五月十日
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节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
续读李作《暴风雨前》。
十二日
齿痛，用食颇不如意，竟日读《暴风雨前》毕。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拟作文以论之。
十三日
读(《死水微澜》。
十五目
整日读《死水微澜》毕，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读那三种著作时的简单而直率的纪录了。有日期中断处，是因为在做着别种工作的。
三部书合计起来怕有四十五万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着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没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时代，读《红楼梦》、《花月痕》之类的旧小说，读林琴南译的欧美小说，在那时，是有过那样的情形的。然而，那样的情形是二三十年来所没有的事了。单只说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李劼人的小说是怎样地把我感动了的。
据刘弱水说，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
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遞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少的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枝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也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他对于社会的愚昧、因袭，诈伪，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极尽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点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热诚。在社会的正义被丑恶的积习所颠倒了的时候，作者的平直的笔往往会流而为愤慨，流而为讥嘲、然而并不便燥性地流而为幻灭。社会是进化着的，人间的积恶随着世代的开明终可以有改善的一天，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着的信条，有了这样的信条，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究竟是富于滋养的稻梁，而不必是富于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点是笔调的“稍嫌旧式。”但这“稍嫌旧式”之处，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异，而且自信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时便要全靠着出奇以致胜的一样，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爱弄奇笔，爱在文字的末稍上讲求技巧，以掩盖自己的空虚。而作者却不然，他是有“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稍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绸。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劼办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巳经有好几年，像李劼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劼人还有一部小说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澜》后面看见广告，那儿有这样的几句话：“同情，我在国内把它寻觅多少年，完全白费了功夫，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这大约是从作者的序文中摘出来的吧？是多么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为文艺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这儿的，而中国文坛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这儿的。
三
民国前三年(一九○九)我在故乡的嘉定府中学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设中学的三年级的丙班。劼人也就是那儿的丙班生了。
劼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时候，他似乎是丁父忧，虽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爱修洁的。因此在同学间便博得了一个绰号，叫着“精致”。这“精致”再加以敬称或者爱称，便成为了“精公”了。
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反正当时的成都学校是罢了课的，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了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平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旧有的同学自然是始终都有些糯粳不相适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没有怎样的深交。不过在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还有，在同学间如要闹什么文字上的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锺，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说也能做诗词，大约就是因的爱读小说吧，他做国文时也每每爱用些小说笔调，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们的一位国文教习“漩翁”先生的斥责。这“漩翁”也是绰号，是起因于先生之讲苏子瞻的《留侯论》。那儿一起的几句话是：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夹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先生坐在讲坛上拖长声音一口气读了下来。接着便说：文章一起便是这样的一个大漩涡儿。他的伸着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个大漩涡。从班白的胡子下流出的声音也打了一个漩涡，踞在颈子上的头，嵌在额下的两支眼睛，都各各打了一个大漩涡。于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锡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于精公之裨官小说体当然不能满意。记得在赵尔丰将要取出高压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过一道论时事的国文题，对当时的民众运动颇有微言。精公的课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写在第一页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几句唐诗，便是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已经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论及保路同志会的战死者，竟有“其人虽死血犹香”之句，你想，这在当时怎么能够通得过去呢？文卷发下，在批语上不用说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说：“精公用字不通，而且迹近胡闹。这使精公的一片烧疙瘩的脸也会气得来板起了石榴皮。他连那课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来，替他加了许多顶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篇颂辞，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摹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鳞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这本课卷，我在年假回家时，是和着我自己的一些课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张其济（伯安)家里的，说不定还没有焚毁。假如那能流传得出来，我相信会是足够“幽默”的一种宝贝。
反正后，分设中学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两班人，五年级与四年级，一同归并在成都府中学的新甲新乙两班里，四班人成为一班，济济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算把旧制的五年中学弄毕了业，我们要算是这种制度的殿军。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属丁班，但同时毕业）邀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但印象却很模糊了。
中学毕业后，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来没有重入过夔门一步。精公呢？听说后来到过巴黎，听说前两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当过教授，现在听说是赋闲在家里。彼此不通闻问者，也算有二十几年。
这，便是我和李劼人的以往的关系。在旧时的少数的同学里面，这关系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一个人知道，如不经我提起。
四
精公的小说，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来作细细的剖解，读者如有意，还是请自己去读阅吧。读了如一点也不感觉趣味，我愿意受责。如有人狃于党派的见解，要信口雌簧，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着一种立特牟斯纸的态度，遇着酸性变成红色，遇着碱性变成蓝色，好的说他好，坏的说他坏，如此而巳。
我于精公毫无贪图，精公已有大书局替他出书，得到我的批评也不见得会有怎样的好处。不过我总觉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们的社会是应该给予以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温暖的日光一样，作家实在要需要“同情”的鼓励，尽管有倔强的人，口头笔上要反对“同情”这种字面，其实那是饥渴于“同情”的反语。“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几位呢？为文化的前途设想，我总希望我们的作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少见些冰霜。
是的，我这或许也怕不免是出于阿好。因为精公是我的老同学，而他所描写的是我的故乡。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人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枝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
别的且不说，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写的中学堂监督土端公吧。
讲博物课的郝又三把课本丢开讲了一大篇推倒满清的革命的宣传。
“郝又三还要说下去时，忽从窗口上看见那个绰号土端公的监督，一摇一摆的从对过讲堂门口走来。监督也是一个举人，捐了个内阁中书衔，平日讲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钱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党，维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连忙打开教科书，似乎继续在讲的一般，说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学生们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觉得这话真乃闻所未闻……于是监督便弓腰驼背的站住了。”(二五页)
这所写的，分明就是分设中学堂的监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讲博物的郝又三其实是讲代数几何的刘光汉，作者是发挥了他的创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这儿不愿意作更详细的索隐，还是请让我继续着追踪他所描写的监督。
“土端公的严厉已经有过成例：上学期开学时一个开江县的学生，原本算着日子，可以在开学前半天快到的。因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开学那天的傍晚，才赶到北门外，偏偏关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点钟的时候才到学堂。论起理来，这逾期本可以原谅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点不通融，说他违犯了学堂章程，理应斥退。那学生说了多少好话，又请了几个没甚势力的人写信来说情，还是不准，那学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军小学堂，而牺牲了两年的成绩。”(二〇〇页)
这也是实际的事实，那个学生的面目我还能仿佛，但名姓可记不得了。
再看他所写的在保路同志会成立时，监督失掉了威势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学堂的时候，罢课的条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贴满了。却不见一个学生。
他很是诧异，心想：今天的事体真反常呀！问到一个小工，方知学生们全在梯级式的理化讲堂中开会，说是监督监学教务都在那里。
他刚刚转过后院，隔着一块槐阴满地的空坝，巳听见讲堂上有好些声音，同时大喊着在讲甚么，其间就有士端公的讨厌声音。可怪的是……几乎一句话里必有一个‘诸君’，
……这倒要望诸君原谅了！……我并不是要干涉诸君，不要诸君发起这会……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过……我只要求诸君一件！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还是该顾到章程！……
————滚你妈的！这一声最尖了，比机器局的汽哨还尖。同时好多声音：我们全明白你的话！……好了，没有你的事！……我们不会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别个学堂不成立同志会，我们自会解散的。……
土端公诚惶诚恐的，带着三个监学，一个教务，从讲堂门走了出来。背脊越发弯了，两手垂到屁股后了，眼睛看着地下，脸上含着微笑，比上年刘提学使到学堂来视察时，他恭迎到大门外的模样，还要卑下些。”
这些也都是事实。那个“槐阴后院”就是分设中学的寝室所处了，绝底是一座西式的理化讲堂，分设中学成立同志会时的确是在那儿开会的，而且在傍晚的时候。不过那后院里所有的树木，我记得是梧桐而不是槐树。
再抄一节。
“一个姓邬的学生就最不守规则。有士端公在场，他一定要做些花样出来，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轻蔑的情意的。叫不要咳嗽，他还要大声的咳几声，叫大家留心听话，他总东张西望的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态度。显然无一事不在与土端公故意捣乱，而土端公是装着没有看见听见。仅一次，把他叫到房间里，轻言细语劝他：‘你才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对于师长，总要恭顺一点才好！’他反而恶声的喊道，‘我的脾气是这们样的！’众人看见如此情形，又因那学生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大家打听下来，才知道那学生的哥哥恰是土端公的顶头上司。他为了这个监督位置，曾不警觉那学生在旁边，而向着他哥哥磕了无数的头，请了无数的安，说了无数不好听的话。他受恩深重，如何敢不让这位小英雄故意侮谩他呢？就他自己，也不惜当着众学生这样的表示道：‘小邬，你太欺侮我了！我若不看你哥哥面上，我真要把你弃如腐鼠了！’”(二〇一页)
这“小邬”似乎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我了，虽然事实也有些不尽相符，说我“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我自己是有点惭愧的。事实上我对于“众人”并不必“恰好”，而“众人”对于我也未见得便肯“欺负”，我自己倒是一个幸运儿，读了精公的作品，我是倍加感觉着的。
我的成绩很有限，而我所“遇见的”倒和精公不同，是“同情”的多而“欺负”的少，所以我这人是乐观的，一点也不感觉着“失望”。这，怕也就是我的浅薄的地方吧。
然而精公实在值得人佩服。他有那样的成绩，而他“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然而，他却并不因而流于死心踏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地屹立了起来，在“死水”中搅起了“微澜，”在“大波”前唤起了“暴风雨”。这毅力！这实在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我现在要恢复二十几年前的童心，在这儿向芙蓉城内的作者叫出：
————精公，一点也不要失望！请赶快把你的新《鲁弓·马卡尔丛书》，逐一逐二地写出！
断线风筝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革命春秋·归去来》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妇女生活》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
于立忱（1912-1937），原名佩琛，广西贺县人。抗战前夕任天津《大公报》驻曰记者。
————纪念于立忱女士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这是立忱《咏风筝》的一首七绝。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达夫要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席散后，我把达夫拉到澁谷的立忱寓里去，她当晚把这首诗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我当时有点感触，也就胡乱地和了她一首。立忱立即拿出一张斗方来要我写，我也就写了给她。
我的和诗是：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但我把题目改为了《断线风筝》。
立忱连说：“格调真高，格调真高。”
达夫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却明白地知道，不外是打油而已。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他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澁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来作过笑谑。
在澁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过钟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
立忱死后已十日，很想写点文字来纪念她，什么也写不出。只她的《咏风筝》和我的《断线风筝》总执拗地在脑子里萦回。
1937年6月1日，园子里的大山朴，
又开了第一朵白花的清晨。
螃蟹的憔悴————纪念邢桐华君
本篇选自《郭若沫佚文集》，最初发表于1937年8月30日《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句刊》第1期
邢君桐华，寂寞地在桂林长逝了。他的能力相当强，可惜却死得这么快。
我和他认识是在抗战前两年，是在敌国的首都东京。
那时候有一批的朋友，在东京组织一个文会团体，想出杂志，曾经出过八期。前三期叫《杂文》，因受日警禁止，后五期便改名为《质文》。桐华君便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中坚分子。
他在早稻田大学俄国文学系肄业。杂志里面凡有关苏联文学的介绍，大抵是他出任的。
为催稿子，他到我的住处来过好几次，我还向他请教过俄文的发音。有一次他谈到想继续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曾尽力的怂恿他，把我所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都送给他去了。但他还未曾着手，却为了杂志的事，被日本警察抓去关了几天，结果是遣送回国了。
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我私自逃回了上海，曾经接到过桐华由南京的来信。
又不久知道他进干训团去受军训去了，和着一大批由日本回来的同学。
前年春节，我到武昌参加政治部工作，想到俄文方面需要工作人员便把他调到第三厅服务。我们武昌重见，算是相别一年了。他在离去日本的时候，曾经吐过血。中经折磨，又受军训，显然是把他的症疾促进了。
自武汉搬迁以后，集中桂林，桂林行营成立，政治部将分出一部分人员留桂工作。我们当时也就顾虑到桐华的病体，把他留下了。因为他的憔悴是与时俱进，断不能再经受由桂而黔再蜀的长途远道的跋涉了。
留在桂林，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静养，但也于他无补，他终于是把一切都留在桂林了。
桐华的个人生活和他的家庭状况，我都不甚清楚：因为我和他接近的机会，究竟比较少。
但我知道他是极端崇拜鲁迅的。
他的像貌颇奇特。头发多而有拳曲态，在头上蓬簇着，面部广平而黄黑，假如年龄容许他的腮下生得一簇胳腮胡来，一定可以称为马克思的中国版。
还是在日本的时候，记得他有一次独自到千叶的乡下来访我，是才满五岁的鸿儿去应的门。鸿儿转来告诉我说：“螃蟹先生来了。”他把两只小手叉在耳旁，形容其面部的横广。我们大家都笑了。
但是这螃蟹的形象，在憔悴而且寂化了的桐华，是另外包含了一种意义了。
————倔强到底，全身都是骨头
廿九年五月十七日辰
(原载1940年7月6日《新蜀报》第4版）
亦石真正死了吗？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报·十日国际》第十二期，原题为《亦石是真死了吗？》。
亦石，即钱亦石(1889——1938)，原名城，字介盘，湖北咸宁人。国际问题专家。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著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讲话》等。
一
钱亦石是死于病，死于伤寒与赤痢，但他事实上是死于战阵，死于国事。
亦石的病是参加战地工作而得的，假使不参加战地工作不至于得那样的病，即使得了那样的病也能早期适当治疗，不至于便死。
想到这层，我对于亦石的死，比起别的朋友来，更有一番沉痛的感觉。因为亦石的挺身参加战地工作是由于我的介绍。
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二
我认识亦石是在北伐战役，革命军打到武昌城下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工作，我们在武昌城下的南湖文科大学前身在清末称“方言学堂”，民国初年为“外国语学校”，后改为“武昌文科大学”。校址在武昌南湖。第一次见面，共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天。他帮了政治部不少的忙，政治部也帮了省党部不少的忙。
在那时的武汉政府时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然而在私谊上却很少接触。
我们在私谊上增加了亲密，是在共同在日本亡命的时候。
一九二八年的初头，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同住在日本东京，他很关心我，认为日本危险，不宜久居，要我离开。然而他很顺畅地离开了日本，而我却没有办到。
三
他从日本到苏联，在事前是告诉过我的。
他到了海参崴曾经写过信给我。
他到了莫斯科也曾经写过信给我。
他始终关心着我在日本的安否。
他从苏联回国，第二次又游历日本的时候，也冒着被宪兵和刑士注意的危险，到我住的地方来访问过我好几次。
他总是关心着我的生活，关心着我的安全。
那恳切的友情，现在想起来，都使我的眼睛要生出湿意。
四
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回到中国来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曾经热烈地拥抱过。
张发奎当时在担任浦东的防卫，感觉军队政治工作的必要，要我设法帮他组织政工队，我应允了他。而这政工队的组织，我认为非亦石负责不可，待我向他提出时，他也就应允了。
就这样在淞沪抗战的最高潮中，上海的一群爱国的文化人士便在亦石的领导之下参加了战地工作。
亦石所领导的政工队，是抗战发生以来的第一队，也是政治部复活的第一声。
然而亦石却为这工作的艰苦而得病而牺牲了！亦石也就成为了为抗战而牺牲的文化人中的第一人。
五
亦石之死，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别的且不说，单就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他的知识的渊博，见解的精当，实在是侪辈中的白眉典出《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
数年以来，国际变化波谲云诡，俨然象在播弄着一切的所谓国际问题专家。
每逢一次问题发生，令人首先想起的便是，假使亦石不死呀！
然而亦石死了！为什么象我这样的人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然而亦石是真正死了吗？
1942年1月24日
《娜拉》的答案
易卜生的名剧，处理妇人问题的《娜拉》，一名《玩偶家庭》，描写一位觉悟了的女性娜拉，离开了伪善的丈夫，抛别了她所不能负责的儿女，由玩偶的家庭里逃出来了。由被人所玩弄的木偶，解放为独立自主的人。
《娜拉》一剧是仅在娜拉离开了家庭而落幕的，因此便剩下了一个问题：娜拉究竟往那里去？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易卜生并没有写出什么。但我们的先烈秋瑾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秋瑾(1879——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并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反清起义，事泄被捕，英勇就义。后人辑有《秋瑾集》。是用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秋瑾在二十五岁前也曾经过一段玩偶家庭的生活。她家世仕宦，曾适湘乡王氏，并曾生子女各一人。但她在庚子那一年，似乎就和她的丈夫宣告脱离了。
她的女友徐自华为她所做的《墓表》上说：
自以与时多忤，居常辄逃于酒。然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拔剑起舞，气复壮甚。所天故纨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变乱，时事益亟，君居京师见之，独慨然太息曰：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这正是四十三年前不折不扣的中国的娜拉。她不愿以“米盐琐屑终其身”，其实也正是不愿和“不相能的纨袴子”永远过着虚伪的生活。她有《述怀》诗一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作的，但从那内容看来，似乎所“述”的就是这时会的“怀”。
又是三千里外程，故乡回首倍关情。
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
懊恼襟怀偏泥酒，支离心绪怕闻莺。
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未成。
这诗，在她好些悲歌慷慨的遗著中，我觉得，是最值得击节的一首。她的丈夫王廷钧是以捐纳出身，在北京做小京官，当然不是“同调”。她的“懊恼襟怀”，她的“支离心绪”，在毫无情爱的夫妇生活里面，正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一方面目击着破碎的河山，一方面又有难于割舍的儿女，对于一位敏感而热情的女诗人，在她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暂时只能借酒来作为逃避，这也是可以使我们谅解的。旧式的中国才女处到这样的人生悲剧，为伦常观念所约束，便每每自暴自弃，以郁郁终老。秋瑾的初年很显明地也就是这样的一位牺牲者。但她终于以先觉者的姿态，大彻大悟地突破了不合理的藩篱，而为中国的新女性、为中国的新性道德，创立了一个新纪元。她终于抛别了那种不合理的家庭，而清算了自己的“懊恼襟怀”和“支离心绪”。在四五十年前，中国已产生了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单只这一着已经就足以使我们赞美，而毫不夸大的可以称之为革命家的。
但秋瑾的革命性并未止于此，她这位逃出了厨房的娜拉，并没有中途屈服，又逃回到厨房去。
至甲辰夏，遽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悉赠诸芝瑛，向东赴日本留学焉。会中山先生方创同盟会于江户，以君抱负宏远，首邀之入会。……日以物色人材为职志。江浙志士与君相识者，咸由君介绍入同盟会，而同盟会乃大张。间又与诸女士重兴共爱会，而己为之长。
这是陈去病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江苏吴江人。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著有《浩歌堂诗钞》。所做的《秋瑾女侠传略》里面所叙述的秋瑾离开了家庭以后的初期情形。
我们单看她“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通同赠给她的女朋友吴芝瑛，也就活鲜鲜地表现暑一个女性解放者的面目了。秋瑾有《敬告姊妹们》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相当巧妙的文字：
唉！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耗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起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僻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镀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擦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儿缎儿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
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说是很新鲜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还是没有失掉它的新鲜味。目前有好些新女性，足儿是不小了，然而跟儿却是高了；头儿是不光了，然而发儿却是烫了，一切“玉的锁，金的枷”，一切“锦的绳，绣的带”，似乎仅仅改变了些形式和花样，只是“束缚”得更加摩登了。我们现在读到四十年前的先觉者的话，似乎也可以更发出一番深省吧？
大凡一个先觉者，在要打开一代的风气的时候，由于蓄意反抗，每每要表示得矫枉过正。秋瑾的爱着男装，爱骑马，爱带短剑，爱做慷慨激昂的诗，甚至连字改竞雄，都要充分地表示其男性，便是很明显的事例。不过她也并不是纯趋于感情的反抗，而故意的“裂冠毁裳”，她的革命行动却有沉深的理性以为领导。她知道女子无学识技能，总不能获得生活的独立，所以她便决心跑到海外去读书。她也知道妇女解放只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中的一个局部问题，要有民族的整个解放、社会的整个解放，也才能够得到妇女的解放，故尔她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这些可以说都正是秋瑾的更有光辉的一面。她并不是感情的俘虏，而是感情的主人。她的热烈而绚烂的感情生活的表现，是有着理智的背光。唯其这样，所以她终能够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主张了。关于这一点，她的最亲密的女友如徐自华、吴芝瑛辈，虽然十分同情她，为她尽了表彰的能事，但却并未能了解她。她们所做的《墓表》，一面在替她叫屈，“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一面又在微微责备她不能明哲保身，“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呜乎，此君之所以死欤？”似乎也就是所谓燕雀与鸿鹄之别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章太炎(1869——936)，原名炳麟，字枚叔，淅江余杭人。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光复会创建人之一，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大共和日报》主编。著有《章氏丛书》及其《续编》。的《秋瑾集序》，对于秋瑾也有“微言”，责备她“言语无简择”，“卒以漏言自陨”，而真以剑仙相期许。虽是出于“惜”，恐亦未必是出于真知吧？
秋瑾和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一九○七年，与秋瑾等谋划在皖、浙两省发动武装起义。他率先发难，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攻占军械局。失败后被捕就义。通谋是事实，在当时曾经有组织地联络各地旧有的秘密结社，并编制光复军也是事实，因经验不足，致事机不密，此乃初期革命者之常情。然在革命初期总须得有一二壮烈的牺牲以振聋发聩，秋、徐二先烈在这一点上正充分完成了他们作为前驱者的任务。为革命而死乃是求仁得仁，何“冤”之有，亦何“惜”之有？
组织共爱会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组织。在秋瑾发动下，一九○五年由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一事又表现着秋瑾的理智活动的另一面。这也表示着她并不是专以粗暴为豪的革命家，而是在革命事业当中，没有忘记女性所适宜于担负的任务的。我们请看她所翻译的《看护学教程》该书系节译，最初发表于《中国女报》第一、二期，后因《女报》停刊，遂未登完(或因未译完)。著者不详，或说是秋瑾在日本青山实践女校就学时的日文听课笔记，秋回国后翻译整理而成。的序吧。
慈善者，吾人对于社会义务之一端也。吾国群理不明，对于社会之义务缺陷良多，独慈善事业尚稍稍发达。曩岁在东，与同志数人创立共爱会。后闻沪上女界亦有对俄同志会之设。会虽皆未有所成，要之吾国女界团体之慈善事业则不能不以此为嚆矢。它日者，东大陆有事，扶创恤伤，吾知我一般姊妹不能辞其责矣。慈编之译，即本斯旨。
观此可知共爱会的宗旨实和奈丁格尔奈丁格尔（Nightinale，1820——1910)，通泽南丁格尔，英国女护士。的红十字会相同。为准备“东大陆有事，扶创恤伤”而组织共爱会，而翻泽《看护学教程》，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东大陆有事，有何事耶？最主要的不外是将来的革命之事。在从事革命之先，早有救死扶伤之念，而“责”诸“一般之姊妹”。秋瑾用心之缜密周到，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感佩。
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秋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1942年7月10日夜
悼江村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江村(1917——1944)，江苏南通人，戏剧工作者、诗人。抗战期间，曾在重庆饰演作者历史剧《棠棣之花》中的严仲子和《虎符》中的信陵君。
夜半，由一个茶话会上回家，立群告诉我：江村死了。他的墓碑，刚才有朋友来要我写。
夜是更加岑寂了。
睡不着。
严仲子赠剑……信陵君出征……
曾文清拿烟枪……孔秋萍打开话匣子……曾文清为曹禺剧作《北京人》中的人物。孔秋萍为曹禺剧作《蜕变》中的人物。
象银幕上的广告片，无色地，暗淡地，断片地，换着。
又想到屈原。
我写出了《屈原》一个剧本，本就是出于江村的要求。他是很想把屈原这位大诗人形象化在舞台上的。
但在舞台上没有看见屈原的他，或许是一种遗憾吧。
是三年前演《棠棣之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后台怂恿我写《屈原》。
《屈原》是由他的怂恿而写成了，但我的剧本写的太重，于他的性格和体力都不相宜，因而他没有参加演出。
他是另外一种型的诗人。
今晨起来，写好了“剧人江村之墓”————“生于一九一七————殁于一九四四”。
这是依据友人的指示写的，照我自己的观感，倒很想把“剧人”写成“诗人”。
外面冲淡、内面燃烧着的一首诗。暗暗的烧，慢慢的烧，仅仅烧了二十七年，烧完了。
人是成了灰，诗是留着的。
1944年5月25日
契珂夫在东方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契珂夫在东方很受人爱好。他的作品无论在中国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译了，他的读者并不少于屠格涅甫与托尔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风很合乎东方人的口胃。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那感觉要象玉石般玲珑温润而不象玻璃，要象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而不象咖啡加糖加牛乳。音乐的美也喜欢这种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么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别在这些方面投合了东方人的感情，在我们看来他的东方成分似乎多过于西方的。他虽然不做诗，但他确实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是诗，他的戏曲也是诗。他比屠格涅甫更为内在的，而比托尔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风味。
在中国，虽然一向不十分为人所注意，他对于中国新文艺所给予的影响确是特别的大。关于这层，我们只消举出我们中国的一位大作家鲁迅来和他对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珂夫的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庸人的类似宿命的无聊生活使他们感觉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类俨然是不可救药的。
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与症结作耐心的无情的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犀利而仔细、而又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们却同样是只开病历而不处药方的医师。
这大约是由于环境与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两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结核症而倒下去了，单只这一点也都值得我们发生同情的联想。这种病症的自觉，对于患者的心情，是可能发生出一种同性质的观感的。内在的无可如何尽可能投射为世界的不可救药。就这样内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织成为惨淡的、虚无的、含泪而苦笑的诗。
但两人都相信着“进步”。这是近代生物学所证实了的、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故虽失望，而未至绝望。在刻骨的悲悯中未忘却一丝的希望。
契珂夫时时系念着“三二百年后”的人类社会光明的远景，他相信“再过三二百年后，全世界都要变成美丽而可爱的花园”(库普林：《契珂夫的回忆》库普林(A·M·Kyпpии，1870——1938)，俄国作家。著有小说《凶神》、《决斗》等。《契诃夫的回忆》一文，赵景深译，载于一九二七年上海《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五号。)，“经过三二百年之后，世界上的生活都要变得十分美丽，不可思议的美丽”(《三姊妹》中韦士英所说)。这希望给予契珂夫的作品以潜在的温暖，就象尽管是严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无生命的月球里的死灭。
鲁迅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但鲁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迟来世界二十年，后离世界三十年以上。鲁迅得以亲眼看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革命势力的联带着的高涨，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后”，竟在契珂夫去世后仅仅三二十年间便到来了。
在这儿鲁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为了现实，明天变成了今天，“进步的信仰”转化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象样一点吧”————在契珂夫所“不能够高声地公然向人说出”的，而在后期的鲁迅却“能够高声地向人说出”了。鲁迅是由契珂夫变为了高尔基。
但是毫无疑问，鲁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响的。
因而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我是这样感觉着，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
1944年6月14日作于重庆，为纪念契珂夫逝世四十周年。
一枝真正的钢笔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韬奋先生哀词————在追悼会上讲演稿》。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获释。又先后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投身爱国民主的斗争。著有《韬奋文架》三卷。
————在邹韬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演辞
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的一滴血。在目前我们大家最需要你的时候，而你离开了我们，这在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呀！这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呀！(泣声和掌声。)
韬奋先生，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你把你自己慷慨地奉献了给人民，而你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庄严的完整的艺术品，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鼓掌。)要说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期间，而你没有可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的得到解放，中国青年的无拘无束的成长，反而在弥留的时候，你所接触的是中原失利的消息，湖南失利的消息。(大鼓掌。)这怕是使你含着滚热的眼泪，一直把眼睛闭不下的吧！这在我们，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尤其是长远的一个哀痛！是我们的努力不够，没有把胜利早一天争取得来，反而在全世界四处都是胜利的声浪中，而我们有日蹙国百里语山《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的形势，增加了你临死时的哀痛。我们在今天在这儿追悼着你，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觉着犯了很大的罪过的！但是，韬奋先生！你是真的离开了我们吗？你是真的放下了武器倒下去了吗？没有的，永远没有的。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的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鼓掌。)你的武器，你的最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们手里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这就是这么一枝笔！你仗靠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了来，我们也应该仗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起去。(大鼓掌。)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名实相符的钢笔，有了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鼓掌。)象德国，日本那样法西斯国家，它们的笔是没有了，是变了质，变成了刷把。(鼓掌。)替统治者刷浆糊，(鼓掌，)刷粉墙，(鼓掌，)刷断头台，(鼓掌，)刷枪筒，(鼓掌，)甚至刷马桶。(鼓掌。)这样的刷把，早迟是要和法西斯一道，拿来抛进茅坑里去的。(鼓掌不息。)
我们中国幸而还有这一枝笔，这是你韬奋先生替我们保持了下来，我们应该要永远的保持下去。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笔杆的使用是要愈见代替枪杆的地位了。枪杆只能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要笔杆才能消灭法西斯的生命力。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枝笔的墨，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血来灌进去。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把你的脑细胞来做了这枝笔的笔尖，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脑袋子安上去。(鼓掌。)我们要纪念你，韬奋先生，我们定要永远地保卫这枝笔杆，我们不让法西斯再有抬头的一天，不让人类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这也怕就是，你通过你的笔所遗留给我们的遗嘱。(鼓掌历久不息。)
1944年10月1日
罗曼·罗兰悼辞
罗曼·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会永远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象太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
罗曼·罗兰先生，在二十年前你的杰作《约翰·克里斯朵夫》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你曾经向我们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热烈、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趋向一切的光明：学问、美、人类爱、公众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压迫的势力，是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语见《若望·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载一九三六年《小说月报》笫十七卷第一号。你说，只有上升的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悼念罗曼·罗兰》。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说，你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这些话对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给予了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有力的鼓励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法西斯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一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神号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国。
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的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的吧？但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你请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趋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和黑暗、愚昧，残忍，凶暴的压迫势力、法西斯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
罗曼·罗兰先生，你请安息吧。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象你一样，把“背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要象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照你的宝贵指示：“每天早上，我们都得把新的工作担当起来，把前一天开始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错误，对于不公正，对于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力争，为着更大的更大的胜利。”
1945年3月21日
今屈原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亚子先生的诗，于严整的规律中寓以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字，行楷有魏、晋人风味，草书则脱尽町畦。这是独创一格的草书，不仅前无古人，亦恐后无来者。
这种能纵能控、亦狂亦狷的辩证的统一，似乎就是亚子先生的独特而优越的性格。亚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形迹，而操持却异常谨严。他的正义感，峻峭到了极端，使他有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语见《论语·季氏》。的原子弹式的情操。但他信仰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有明敏的博施济众的思想，把他的强烈的感情控制着了。原子弹式地任其发挥的是他的草书，有所控制不作盲目爆炸的便是他的诗。他的草书或许是他的感情的安全瓣，为了有这一安全瓣，怕也帮助了他在控制上的成功。画家尹瘦石尹瘦石，一九一九年生，江苏宜兴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经以亚子先生为模特儿，画过一张屈原像，这是把对象找得太好了。“佩长剑之陆离”语见屈原《九章·涉江》。者，是屈原，也是亚子。亚子，今之屈原；屈原，古之亚子也。但今屈原与古亚子毕竟有不同的地方，那似乎就在这感情控制的成功与失败上。屈原的字没有方法看见了；而他的诗，尤其象《离骚》，《天问》，确是原子弹式的诗。那样猛烈的感情无法控制，所以他的生命结果也象原子弹一样爆炸了，虽然也炸毁了一些佞臣和萧艾。
今屈原绝对不会那样任情爆炸的，他的原子能有所控制，控制向了生产方面，诗之多而精，可以寿人寿世。他的诗歌如粟菽，而他的志趣是“使有粟菽如水火”语见《孟子·尽心》。。因此，我更希望他的诗歌多多产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有所控制的原子能，能够象水一样普及，象火一样容易到手，那于人民大众是多么大的福利呵。或许有人要担心，成为了洪水或燎原的大火怎么办？如有要担心的那样的人存在，也就是洪水大火有时是必要的证明。
1945年10月20日夜
梅园新村之行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洪波典·南京印象》，最初发表于1946年《上海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梅园新村也在国府路上，我现在要到那儿去访问。
从美术陈列馆走出，折往东走，走不好远便要从国民政府门前经过。国府也是坐北向南的，从门口望进去，相当深远，但比起别的机关来，倒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宫殿式的外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形体太小，并不威武。虽然有点近代化的写实味，也并不敢恭维为艺术品。能够没有，应该不会是一种缺陷。
从国府门前经过，再往东走，要踱过一段铁路。铁路就在国府的墙下，起初觉得似乎有损宁静，但从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这样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横过铁路和一条横街之后，走不好远，同在左侧的街道上有一条侧巷，那便是梅园新村的所在处了。
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这是和《百家姓》一样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号的周公馆，应该是这儿的一座绿洲了。
小巧玲珑的一座公馆。庭园有些日本风味，听说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园里在动土木，在右手一边堆积了些砖木器材，几位木匠师傅在加紧动工。看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这样的存心————在这个小天地里面，对于周围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设的轨范。
的确，我进南京城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南京城还是一篇粗杂的草稿。别的什么扬子江水闸，钱塘江水闸，那些庞大得惊人的计划暂且不忙说，单为重观瞻起见，这座首都的建设似乎是刻不容缓了。然而专爱讲体统的先生们却把所有的兴趣集中在内战的赌博上，而让这篇粗杂的草稿老是不成体统。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的，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真是“无益”，他所参预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样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却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肠胃有点失调，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饭时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面食。食后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参加什么会议去了。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莫德惠(1881——1968)，字柳忱，生于新疆，满族人。时为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无派方面代表。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政治协商会议的青年党方面代表为曾琦、陈启天，杨永龄、余家菊，常乃息五人。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悼闻一多
十一日李公朴遭难，十五日闻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领导民主运动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杀。这里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下手人看起来好象是疯狂了，但其实只是一二人在暗里发纵指使。那发纵指使者的一二人，象闻一多这样自由主义的学者，竟连同他的长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的手段来谋害，不真是已经到了绝望的绝顶吗？
谁都知道，一多出身于清华大学，是受了美国式的教育的。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期间，曾经写过很多有规律的新诗，他的成就远超过徐志摩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徐志摩(1897——1931)，名章土序，初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字志摩，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主要代表作家。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的成就。他虽然和创造社发生过关系，他的诗集《红烛》是由我介绍给泰东书局出版，但他从不曾有过左倾的嫌疑。回国以后一直从事于大学教育，诗虽然不再写了，而关于卜辞、金文及先秦文献的研究，成了海内有数的专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类似，但我们的相见，却只有两回。一回是在抗战初期的汉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苏联时所路过的昆明。没想出昆明一别便成了永别了。在先秦文献的研究上，一多的成绩是很惊人的。《楚辞校补》得过教育部的二等奖金，读过这部著作的人，谁个不惊叹他的方法的缜密，见解的新颖，收获的丰富，完全是王念孙父子再来？我所见到的，关于《庄子内篇》的校记及若干《诗经》的今译，也无不独具只眼，前无古人。他还有很多的腹稿待写，然而今天却是永远遗失了。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呀！
谁都知道，由于政治的不民主，中国招致了九年的外寇，弄得来几乎亡国。这是国内外所共同承认的事实。爱国的文人学者们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同时更认识到国难的症结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变作风，这仅仅是最近两三年来的事。一多之参加了民主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潮流中有良心的学者的爱国行为，难道这就是犯了该死的罪吗？有一部分人的偏见，认为学者文人根本不应该过问政治，然而政治恶化到了今天，连学者文人都不能不起来过问了，这到底应该谁个负责？孙中山所拟议的国民代表大会，连学生都应该有代表参加的，谁个说学者文人们便不该过问政治？而且今天的学者文人们对于政治的要求，只是作为一个民国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保障，要求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难道这便行同不轨吗？
谁都知道靠着盟邦的协助，日本投降了，我们幸而免掉了亡国之痛。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我们正应该力改前非，及早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从事建设，以图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国内国外都是认为合理而且合法的，没有一丝一毫逾越了限度。然而有权责的人却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不仅不依从人民的意愿，反而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在遍地灾荒、漫天贪墨、万民涂炭、百业破产的时候，却偏偏进行着大规模的内战。而镇压人民的反对，竟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不用多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都是在这样违背人民的反动机构之下遭受了暗杀的。今天我们看得很明显，凡是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人便应该杀；凡是要求废弃独裁、要求废弃一党专政的便是罪人。有心肝的人们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是群众便遭美械师剿灭，是个人便遭美械特务暗杀，今天我们也有权利，请美国有心肝的人公平地看一看，看他们给予我们的援助方式，究竟是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枉然的，用恐怖政策来镇压人民。历史替我们证明，谁也没有成功过！恐怖不属于我们，恐怖是属于执行恐怖政策者的。人民今天已经到了死里求生的时候了，为民请命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是从献身中得到了永生。李公朴遇难的时候，闻一多说：李公朴没有死。闻一多今天又遇难了，我也敢于说：闻一多没有死。死了的是那些失掉了人性、执行恐怖政策的一二人，他们是死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
1946年7月17日
论郁达夫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一九一四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一九二○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余家菊（1898——1976)，字渊，湖北黄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曾任《醒狮》编辑。著有《国家主义概论》等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作者原注：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但经他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黄仲则(1749——783)，字汉镛，江苏武进人。清代诗人。著有《两当轩全集》。《采石矶》，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象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一九二○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一九二三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一九二三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份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沦》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一九二四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石瑛(约1879——1943)，湖北阳新人。曾先后赴欧学习海军和采矿冶金，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后任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和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等职。到武大指当时的武昌大学。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小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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