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习惯能够产生何种影响，下述现代制鞋业的例子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鞋的制造过程平均只有3至4周，但流动资本一年周转不超过两次，这可以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一年中的主要订货要求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前供货。商品在这期间被制成并贮存在仓库内，因为在供货期之前商品不被接受，或至少是鞋商的支付义务只是从供货期才开始的(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1908年耶拿版，第55页)。
同时，这种情况对信用的利用产生决定性影响。“制鞋业中季节性交易的特性，也使制鞋工厂同银行打交道。主要季节之后所收到的大量金额被送到银行，银行在其他季节又向工厂提供为支付工资和其他经营费用所需要的金额，也通过转账或支票交易承担原料的支付。”(同上书，第57页)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4页。因此，这里预言了银行对产业的统治这一最近时期的最重要的现象，即使这种发展的萌芽当时还几乎是看不见的。
65 如果只看到票据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而忽略了只有在票据相互抵消，差额通过现金清偿以及没有支付的票据为货币所代替时，这种商品交换才能在社会中有效地进行，那么，就会陷入商品券、劳动货币等等的乌托邦中去，即陷入脱离开金属而独立地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的信用符号的乌托邦中去。
66 一年中流通的票据总额，以百万马克为单位计算，1885年是12 060；1895年是15 241；1905年是25 506。其中，银行承兑的分别为：1 965或16％；3 530或23％；8 000或31％。当然，在这一总数中，没有进入交易的票据(保证票据，货栈票据等等)也计算在内(维·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1907年莱比锡版，第51页)。
67 但是，如果正常的商品流通被非常的、超经济的从而是偶然的事件，例如革命或战争等等所中断，那么，这一中断时间不计入正常流通时间，而是等待这些事件过后，是合理的。这通过票据延期支付的法律规定而进行。
68 我们所说的生产资本家，是指实现平均利润的资本家，即同收取利息的借贷资本家和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相对立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
69 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和银行业》，1847年伦敦版，第44页。
70 当然，银行继续对这些银行券进行贴现。在这些银行券对票据和其他保证而发行的限度内，它们仍然执行信用货币的职能。但是，这绝不排除它们是国家纸币。一旦它们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社会流通的最小限额而发生贬值时，这一点便立即得到证明。如果这样的发行情况不曾发生，那当然也不会出现贬值。因为正是使纸币的流通量独立于工商业的需要而增加的向国家的预付，即使在英国实行银行限制的时期也仍然是很小的，所以贬值也很小。但是迪尔的下述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即使是具有法定支付手段实质的不可兑银行券，也说不上是‘货币’，因为缺少兑换义务也是十分可疑的。”(此外，迪尔没有考虑奥地利币制的经验，过高估计了这种怀疑)“即使在这种制度下，银行券也不是为使货币流通而发行的，而是以向国家或商人贷付的形式发行的，从而是对银行所达到的要求数而发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的发行是否完全有利于和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和商业的正常的信用需要，或银行券的发行超过这一需要是否会导致危害整个信用的纸币经济，所有这些都取决于银行经营的方式，而不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卡尔·迪尔：《对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基本规律的社会科学的说明》，1905年莱比锡版，第二部分，第235页)迪尔忽视了两种银行券发行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是以票据贴现从而是以要求货币的商品交易(信用货币正是为此而提供的)为基础的银行券发行，另一种是为向国家进行预付的银行券发行。银行券代替票据，从而一种信用货币形式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形式所代替，而票据代表实际的商品价值。但是，为取得国家的支付约定而进行的银行券发行，才能使缺少货币的国家购买商品。如果国家在货币市场上借债，它便获得处于流通中的货币，而货币通过国家支出又流回到货币市场上去。这里，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无需发生变化。但是，国家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信用，所以便转向银行，赋予银行券以强制通用的能力，否则银行就会破产。为这种借款而发行的银行券追加于流通并可能造成贬值。当国家自身发行为自己的支付所必要的纸币而不经银行的弯路时，情况也完全一样。只是这种弯路对银行有利，因为银行现在靠只花费它印刷费的“借款”便取得利息。正是这种情况，使李嘉图如此激愤地反对英格兰银行，并要求把纸币发行(当然，他这里把国家纸币和银行券混同起来了)变成为国家的事情。此外，了解下述情况是不无兴趣的：李嘉图在他的《经济的和安全的通货提案》(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ey )中的一些著名建议，有许多部分在奥地利的“纯纸币本位制”中得到实现；而正是这种实现，使人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李嘉图的理论根据的错误。
71 在关于货币制度的立法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面临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对它自身一点也不了解。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对它一直隐藏着，必须通过理论的艰苦努力才得以揭示出来。但是，它的领导阶层的利益又反对采纳理论发现的结果。即使撇开作为银行立法问题上最杰出的专家的货币资本家的褊狭的、利己的利益不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憎恶，也成为正确认识货币和银行券流通规律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导致通货学派的原理在英国银行立法中的胜利，尽管这种学说已经被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的著作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证明是荒谬的。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历史的讽刺：这种理论可以在通常都是致力于彻底贯彻劳动价值理论的李嘉图那里找到根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在这里，在纸币经济实践的印象下，李嘉图放弃了他自己的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性质，使这个社会很难合理地和自觉地调节社会的任务。它只是从极其不同的国家和时代的严酷的和花费很大代价的经验中，才艰难地和极其缓慢地学到一些比较正确的原则，但又找不到将这些原则一般化的力量。在美国和英国，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德国，迄今仍维持发行银行的立法和政策，便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统一地从理论上把握一些新的经验，现在就更加不可能了。某个克纳普的胆量已经使它目瞪口呆，这个人对新的事实既没有作出判断也没有加以解释，而至少由此作出了系统的术语说明。
既然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的管理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任务，于是便提出了把这个任务转交给国家的要求。但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被阶级利益所分裂了，所以引起那些担心现在正统治着国家的阶层的权力增加的人们的疑虑，他们会立即警觉地反对这种要求。斗争大都以对享有特权的私人公司进行广泛的国家监督的这样的妥协而告结束。所谓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恰恰必须被排除或受到限制。国家银行管理者的私人利益，同这些银行的势力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由于为自己的打算而利用国家信用，自由管理利润利益在这里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任务的社会性质，使排除或至少严格限制利润利益成为必不可少的。
72 “我丝毫也不犹豫地表示，我完全赞同1810年老银行经理们如此激烈诋毁的下述原理：只要银行仅仅发行贴现不超过60天有效期的好的票据的银行券，如果它发行的银行券数量是公众乐于接受的，那它就不会处置失当。我认为，在这个如此简单的原则中，包含着比自那时以来颁布的某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更多的真理和对支配货币流通的原理的更深刻的洞察。”(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207页)
73 “在国际交易中解决支付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票据。以前明显地是通过商业票据实行国家之间的清算，而从上一个世纪起，银行票据越来越重要了，商业票据，也包括由其他要求(例如由证券交易)所派生的票据，隐退于银行票据之后了。在商业票据中，以前商品购买的特殊方式消失了；在银行票据中，根据时代的特点，抽象化还更进了一层。现在已不能作出结论，说它的基础是商品交易；相反地，只能说应该清偿由某种经济过程产生的货币要求权。现在，国际信用可以同这种支付方式联系起来。”(阿·萨尔托里乌斯·弗赖赫尔·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258页以下。)
74 因为一切货币都是为利息而贷出的，从而对贷出者来说带有资本性质，所以，一切被贷出的货币，不管它的实际职能如何，不管它是形成新的生产资本的出发点或是仅仅中介既有资本的流通过程，都被看作是资本，并把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与对作为货币资本的货币的需求混同起来。
7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3页。
76 那些在分析商品时忽略了特殊的形式规定而只考察交换活动内容的经济学家，在论述信用交易和交易所交易的发达的形式时，相反地又忽视了内容，不知餍足地陷于关于形式的无限遐想之中。即使是耶德尔斯，在他的我认为在其他方面是卓越的著作(《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中，也给信用交易的形式以过高的意义。
77 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第200页。
78 “首先，在差不多所有事业部门里，都可以察觉到越来越多地采用现金支付(而普里庸把银行支付也包括在里面)代替票据清算，而在原料交易和半成品交易中已经这样实行了。借助于银行信用，特别是承兑信用形式，商人通过转账或填写支票以现金支付，以致纯粹的商品票据越来越被排挤了。这必然最强烈地触及巨额的和最好的商品票据，因为在商业交易的最上层，资本财富通过吸收过程本来已经变得很强大了。即使在迄今为止最纯粹的票据的发源地的海外大宗交易中，例如在谷物交易中，如不使用银行承兑票据，那么，以即期票据代替两个月的票据和三个月的票据进行支付已是很普通的了。这种转变为下述事实所说明：买者在现金支付时总是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即使为此目的必然要求相当大的银行信用，这些有利条件本身整个来说仍然存在。此外，为了实际上还处在流通中的商品票据，帝国银行和一些信用银行之间以及信用银行本身的各个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大银行中的巨额资本的堆积，涌向相应的票据投资，因而在竞争中把好的商品票据的价格远远压低在帝国银行的贴现率以下，压低到私人银行的贴现率。”(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第120页)
79 在个别情况下需要多大的信用，可以从例如1902年《股东》的一篇报道中看出来。按照这篇报道，产业资本家们必须对银行债务支付20％到40％的利息，这已经成为很普通的事情。在诺伊斯钢铁厂即原鲁道夫·德伦钢铁厂的一次总会上，一位股东曾作了如下计算：这个工厂1900年到1903年的债务，分别是各该流动资金的26％、85％、105％和115％。在1903年的71.8万马克债务中，50万马克是银行债务。这里，股份资本为100万马克(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42页)。
80 同上书，第32页。
81 埃德加·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第60页。
82 往来账户信用的本质在于：“它使债务人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支配所约定的信用，并相应地随时归还。往来账户信用的这种特性，对债务人有利之处在于：他能使贷出资本的利用完全适合于自己经营的需要，并能以节约的方式减少这种利用的费用。相反地，对于银行来说，通过往来账户信用让出货币，意味着相当固定的投资。投资的期限虽然不受限制，但却可以使债务人的归还不断地进行。”(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第102页)关于它在德国的利息率，该书作了如下叙述：“普通的情况是：往来账户的利息率相应于帝国银行抵押贷款的利息率，但在银行利息率降低的情况下，并不使它降低到一定的最低限度(大抵5％)以下。除了这种在实践中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利息的计算之外，对特种信用的提供，则按银行的基础和性质以及考虑业务关系的质的状况计算手续费。这种手续费大都通过被提供的或实际需要的信用量来计算，并取决于交易的活跃程度。总之，这种手续费改变了原来的利息率，对信用接受者十分不利，以致于实际上必须按各个契约比名义上存在的利息计算多支付2％到3％。”
83 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32页以下。
8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8——379页。
85 为了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说明价格，供给与需求必须是既定的，必须是固定的量。边际效用理论力图以供给不变为前提，因而从一定的储备出发，也是由此而来。因此，当熊彼特(《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莱比锡版)努力保卫边际效用理论而最终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静态的学说时，是完全首尾一贯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必然是动态的学说，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学说。实际上，这样便很好地和极其尖锐地表述了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同时也同样表明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毫无结果，按海德曼的俏皮话说，就是：最终效用的最终无效用(the fina futility of final utility)。从经济学上说明供给量，即说明生产量的经济规律性，还有困难。需求本身是由生产及其分配以及社会产品分配的规律决定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原因方面，困难也仅仅在于说明那些决定供给量的因素。
8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65页。
87 就现有的可以比较的经验材料来看，根本不支持利息率下降的教条。斯密曾指出：在荷兰，在他那个时期，政府支付2％的利息，有信用的私人支付3％的利息。在英国，在上次战争(1673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最有信用的私人，而且伦敦的最大的几家商店，通常都支付5％的利息；而他们在此以前常常最多支付4％到4.5％的利息。图克引用了后一材料，对此指出：“1764年，四分息的国库证券下降到平价以下；海军证券决定9.625％的贴现率；三分息的公债，1763年3月达96，10月则下降至80。但是1765年，三分息的国库证券(其中包括新发行的)一般达到平价，有时超过平价；三分息公债提高到92。”此外，施穆勤(《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二卷第207页)指出，三分息的公债1767年已经达到107。还服从于其他决定原因的国家证券的市价，当然不是利息率水平的绝对可靠的尺度，但总还是应该注意。
但是，对发券银行贴现率的考察，也看不出同样下降的趋势。我们从1907年11月26日和27日《柏林日报》上阿尔弗雷德·施沃纳博士的一篇颇有兴趣的文章《从统计的角度看利息率和危机》中，借用如下一张图表：K表示危机年份，但1895年和1882年“邦图破产”是纯粹的投机危机：
最近55年中欧洲四个主要银行的平均贴现率 ：
英格兰银行 法兰西银行 德意志帝国银行(1874年到1875年是普鲁士银行) 奥匈银行 (以前是国立银行)
1907(头10个月) 3.3 5.72 4.72
1906 4.27 3.0 5.12 4.4
1905 3.08 3 3.82 3.68
1904 3.3 3 4.2 3.5
1903 3.76 3 3.77 3.5
1902 3.33 3 3.32 3.55
K 1901 3.9 3 4.1 4.08
K 1900 3.94 3.2 5.33 4.58
1899 3.75 3.06 5.04 5.04
1898 3.19 2.2 4.27 4.16
1897 2.64 2 3.81 4
1896 2.48 2 3.66 4.09
K 1895 2 2.1 3.14 4.3
1894 2.11 2.5 3.12 4.08
1893 3.06 2.5 4.07 4.24
K 1892 2.52 2.7 3.2 4.02
K 1891 3.35 3 3.78 4.4
1890 4.69 3 4.52 4.48
1889 3.55 3.16 3.68 4.19
1888 3.3 3.1 3.32 4.17
1887 3.34 3 3.41 4.12
1886 3.05 3 3.28 4
1885 2.92 3 4.12 4
1884 2.96 3 4 4
1883 3.58 3.08 4.4 4.11
K 1882 4.14 3.8 4.54 4.02
1881 3.48 3.84 4.42 4
1880 2.76 2.81 4.24 4
1879 2.38 2.58 3.07 4.33
1878 3.75 2.2 4.34 5
1877 2.85 2.26 4.42 5
1876 2.62 3.4 4.16 5
1875 3.25 4 4.71 4.6
1874 3.75 4.3 4.38 4.87
K 1873 4.75 5.15 4.95 5.22
1872 4.12 5.15 4.29 5.55
1871 2.85 5.35 4.16 5.5
1870 3.12 3.9 4.40 5.44
1869 3.25 2.5 4.24 4.34
1868 2.25 2.5 4 4
1867 2.5 2.7 4 4
K 1866 7 3.67 6.21 4.94
1865 4.75 3.66 4.96 5
1864 7.5 3.51 5.31 5
1863 4.5 4.63 5.08 5
1862 2.5 3.73 4.2 5
1861 5.25 5.86 4.2 5.06
1860 4.25 3.56 4.2 5.5
1859 2.75 3.47 4.2 5.12
1858 3 3.68 4.2 5
K 1857 6.7 6 5.76 5
1856 5.8 5.5 4.94 5
1855 4.8 5 4.08 4.27
1854 5.1 4.37 4.36 4
1853 3.4 3.23 4.25 4
1852 2.5 3.18 4 4
施沃纳对这个表作如下说明：
“此外，如果想由19世纪银行贴现的统计中得出关于利息率运动的一般结论，那么，事实表明，不可能证明一个向上或向下的一定趋势。4％以下的公定贴现率，只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才出现的，而且是按照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地出现的。在这方面，英国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在那里，1845年已经第一次出现2％的银行贴现。在法兰西银行，1852年第一次出现了3％的利息率，1867年第一次出现2.5％的利息率，1877年第一次出现2％的利息率。在柏林银行，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已经出现3％的最低利息率，而在普鲁士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支配下，利息率在1880年第一次下降到4％以下。在奥匈银行中，1903年第一次出现3.5％的利息率，这是帝国在币制调整后所经历的最初的萧条时期。因此，就利息率的界限随银行组织和币制的技术的完成而向下运动这一点来说，应该认为是一种进步。”
施沃耐尔还提供了下列数字：
最近50年中每10年的平均贴现率 ：
年代 英格兰银行 法兰西银行 德意志帝国银行 奥匈银行 总平均
1897——1906 3.52 2.85 4.28 4.05 3.67
1887——1896 3.04 2.71 3.59 4.21 3.38
1877——1886 3.19 2.96 4.11 4.26 3.63
1867——1876 3.25 3.89 4.34 4.85 4.09
1857——1866 4.82 4.48 4.83 5.06 4.79
“总平均在1857——1866这10年间最高，是4.79％。在1867——1876这10年间，它降到4.09％，但仍然很高。1877——1886年，它跌到3.63％。在1887——1896的10年间，它是3.38％，达到谷底。最后10年，平均为3.67％，高于前20年，但比产业和金融高涨的最初20年(1857——1876)还低得多。”
从所有这些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以某种方式由利润率决定的，而是由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大小决定的，正像这种需求受繁荣期的发展快慢、速度、强度和范围的制约一样。
在考察非常高的利息率时，情况总是表明，应该在货币制度中寻求它的原因。例如，在1799年，汉堡的贴现率提高到15％。但是，只有最好的票据和仅仅在有限的规模上，才能按这一比率贴现(图克：《价格史》，第一卷第241页)。原因恰恰在于缺少有弹性的货币体系，正像现在在美国利息率很高而又经历巨大波动时所表明的那样。相反地，它们同利润率的某些变化完全无关。
88 “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1页)亚当·斯密的这一原理虽然很清楚，但却没有被证明，而且也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