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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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相分离，生产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限界。资本主义社会化的限界是由下述因素所形成的：第一，世界市场被分割成各个国家的民族经济区，这种分割只有通过国际卡特尔化才能艰难地和不完全地加以克服；同时，这种分割也延长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借助国家的权力手段相互展开竞争的时间。第二，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必须提到阻碍农业积聚的地租的形成。第三，为延长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而采取的经济政策上的措施。

    金融资本就其趋势而言，意味着建立对生产的社会监督。但是这是对抗形式上的社会化，对社会生产的统治仍操纵在大金融寡头手里。剥夺这种寡头的斗争构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

    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使克服资本主义变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资本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要社会通过自觉的执行机关即被无产阶级夺取的国家占有金融资本，就足以立即获得对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支配权。由于所有其他的生产部门都依赖于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即便没有进一步的直接社会化，对大产业的统治就已经意味着最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支配了矿山、钢铁工业直至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并控制了交通运输系统，也就通过对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控制掌握了原料在其他产业中的分配以及它们产品的运输，从而同样能够控制这些产业。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实际也已经意味着占有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在过渡时期，只要资本主义的簿记还证明是适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最初步骤就非常容易进行。剥夺根本不必延及大量农民的和工业的小企业，因为这些小企业通过夺取它们很早就依赖的大产业而间接社会化了，正像大产业直接社会化了一样。因此，正是在剥夺过程由于它的分散化而成为慢性的和政治上危险的地方，有可能使这一过程在缓慢的发展中成熟；即是说，通过社会自觉提供的经济好处，由国家政权的一次性的剥夺行为而变成为逐渐的社会化。因为金融资本已经办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那种剥夺。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最后的前提，那么它也在政治上使过渡更容易进行。帝国主义政策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本身的行动，必然向无产阶级指明奉行独立的阶级政策的道路，这种政策只能以最后克服资本主义而告终。只要自由放任的原则还广泛流行，只要国家对经济事物的干预从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组织的性质被掩盖起来，就需要有较高程度的洞察力，以便理解政治斗争的必然性。正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不存在干预的典型国家里，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出现是那样困难，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本家阶级直接地、毫无掩饰地和公然地占有国家组织，并以这种方式把它变为自己剥削利益的工具，以致即使最后一个无产者也能感觉得到；他现在必然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自己首要的和切身的利益，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明目张胆的攫取，迫使每一个无产者为夺取政权(这是结束自己受剥削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努力。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激化了资产阶级社会内一切阶级的对立。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最坚决的敌人的无产阶级，得到其他阶级的增援。帝国主义最初也得到其他阶级的支持，但最后却把自己的拥护者赶跑了。垄断化越是进一步发展，超额利润的重担就越是压在其他阶级身上。由托拉斯造成的物价昂贵，降低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水平。当食品价格上升的趋势也推动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格提高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赋税的负担也加重了。这也打击了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越来越反叛了。雇员们看到他们的前景日趋暗淡，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受剥削的无产者。甚至工商业的中间阶层也注意到自己对卡特尔的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使他们变为单纯拿佣金的代理人。所有这些对立，在资本扩张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必然尖锐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当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不再如此急剧地进行、新的创业利润的产生从而对资本输出的冲动减缓时，情况就是这样。当对外国的迅速开发由于引入资本主义而受到延缓时，对资本输出的冲动也必然减弱。对远东的开发，加拿大、南非和南美的迅速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如此令人炫目的急剧发展起了主要作用；只是从1895年以后，这种发展才被短暂的萧条时期所打断。然而，如果说这种发展放慢了，那么，卡特尔对国内市场的压力必然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因为正是在萧条时期，集中进展得最快。同时，随着世界市场扩大的放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对立更加尖锐。当先前对竞争开放的大市场(如英国)由于保护关税的扩大而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关闭时，情况就更严重。战争的危险加强了军备和赋税负担，最终促使生活日益受到威胁的中间阶层加入无产阶级行列。这样，无产阶级便能够在国家权力的削弱和战争冲突中摘取果实。

    在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只有统治阶级已经把自己的权力集结到尽可能高的程度时，伟大的社会变革才能发生。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同时也总是意味着对人的权力，对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但是，正因为如此，经济的统治者也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权力。因为这种统治者自己通过增强权力，同时也加强了那些在阶级敌对状态中同他们相对立的人的力量。后者作为被统治者似乎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只是在斗争中，在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中才能证明的力量，表现为潜在的力量；而统治者的力量则表现为完全明显的力量。只有在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即在革命时期，被压迫者的力量才证明为实际力量。

    经济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对经济统治的同时也提供了对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的支配。经济领域中集中程度越高，对国家的控制越是不受限制。一切国家权力手段的这种严密结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最高发展。国家表现为维护经济统治的不可战胜的工具，从而夺取政权也就同时表现为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专制国家在克服了国内大领主的领地权力之后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而政权在少数最大地主手里的集中本身形成专制王权的胜利的前提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开始。同样，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同经济权力在少数资本家巨头或这些巨头联盟手里的集中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

    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