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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也最高。
最后，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不断的追逐。但是，资本主义越是迅速扩张，繁荣时期就越长，危机就越短。扩张是所有资本的共同利益。在保护关税时代，它只有作为帝国主义扩张才是可能的。此外，繁荣期越长，国内资本的竞争越不明显，对那些屈服于大资本家竞争的小资本家的危险也就越小。这适用于所有产业(也包括卡特尔化产业)的小资本家。如果说萧条时期恰恰是对卡特尔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的时期，那么，相反地带有国内激烈竞争和大量闲置资本的萧条时期，则是开拓新市场的冲动最强烈的时期。
马克思的集中理论在受过数十年的批驳之后，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产业中间等级的衰落被当作是不可遏止的。但是，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由小企业的毁灭引起的它们数量的下降，不如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商业的小企业中造成的结构变化。一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附属企业，因此对大企业的扩张有利益关系。城市里的修理业、设备安装业等等，受尚未占领修补工作的大工厂生产的制约。各种修理业的敌人不是工厂，而是全都从事这种工作的手工业。因此，这些阶层与工人阶级相对立，而不是与大产业相对立。但是，还有更大部分的小企业，一般仅仅是有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实际上，它们已陷入“对资本的间接隶属”(桑巴特)，从而成为“从属于资本的”(奥托·鲍威尔)。它们是一个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缺乏组织能力、完全依附资本主义大企业(它们是这些大企业的代理者)的没落阶层。例如，只不过是酿酒厂代销店的小客栈老板，由鞋厂设立的鞋店店主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其中也同样包括大量表面独立的为家具店工作的木工师傅和为服装厂工作的裁缝师傅等等。没有必要对这方面作更详细的研究了，因为这已经由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和确切的描述。
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这些阶层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表现为手工业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斗争，以及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利益斗争，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斗争迫使老的中间等级采取反资本主义的态度。中间等级试图通过反对营业自由和限制资本主义大企业，来延缓它们的失败。为了通过保护手工业、恢复行会、确定学徒期以及区分不同的赋税立法等等来延长中间等级的寿命，便对立法进行呼吁。在这种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中，中间等级得到当时同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村阶级的支持。但是，它遭到工人阶级的敌视。工人阶级必然会看到，生产力的限制是对他们切身利益的一个威胁。
现存小企业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就资本和手工业之间的竞争而言，竞争在这里已基本解决。围绕积聚的斗争，毋宁说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作为中小企业反对大企业的斗争而进行的。小企业现在基本上仅仅是大企业的附庸；即使在它们的独立性不仅仅是虚构的场合，它们也不过是大企业的附属企业罢了。例如，安装照明设备的企业，销售工厂产品的现代大城市的商店等等，它们全都没有同大产业进行竞争，而相反地对大产业的尽可能大的扩张有利益关系，因为它们作为修理业或附属企业以及作为商人或代理人经营大产业的业务。这既不排斥它们相互的竞争，也不排斥积聚运动在它们中间的作用，但是，这种斗争不再引起一般的反资本主义的态度，相反地，它们在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中看到自己的幸福。它们自身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就业场所。但同时，它们却陷入与工人阶级日益尖锐的对立之中，因为工人组织的力量恰恰在小企业中最强。
然而，即使在小企业还占优势的地方，例如在建筑业中，那些占有小企业的阶层同大资本的对立也失去了尖锐性。不仅仅因为这些依赖银行信用的企业家完全充满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同工人的对立越来越强烈，而且还因为他们提出特殊要求时，恰恰在最大的资本那里遇到越来越少的阻力，甚至还常常得到支持。赞成还是反对营业自由的斗争，是一场在生产消费资料部门里手工业师傅同中小工厂主之间异常激烈地进行的斗争。一方以裁缝、鞋匠、修车匠和泥瓦匠为先锋，另一方则是纺织厂主和服装厂主等等。相反地，今天当这种斗争已经在一切基本方面获得解决时，保护手工业对资本主义最先进部门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煤炭辛迪加，钢铁联合企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对中间等级现在提出的要求完全无所谓。由此而遭到损害的中小资本家的利益，不是或至少不直接是他们的利益。相反地，这些要求的代表恰恰是工人要求的最激烈和最残酷无情的反对者。在这些小生产范围里，竞争最激烈，利润率最低。每一项新的社会改革，每一次工会所取得的成就，都使一批这样的人陷于绝境。这里，工人发现了他们最凶恶的对手，而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最好的守备军。
但是，同样的利益也为中间等级保证了农村阶级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原有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后者变成为大资本的一支政治守备军。即使中间等级要求的满足没有改善中间等级的状况，也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国家强制建立小企业组织的活动，到处都遭到失败。在小企业还有生存能力的地方，合作社和行会，也像在大城市的生活资料产业中那样，已经成为一种试图共同掠夺消费者的卡特尔，例如肉类加工厂和面包房中的情形就是如此。它们也许成为雇主协会，不管是直接参加或通过行会会员集体参加一个独立的但内部却依赖行会的雇主联合会。
但是，中间等级已不能提出与老手工业对立的重要的经济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它没有能力推行独立的政策，使这种尾随政策成为必然性。由于不能推行自己的阶级政策，它便成为一心打算利用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的所有煽动的俘虏。它从工人的经济对手变成为工人的政治对手，把自己不再能够利用的政治自由看作是促进工人阶级政治力量从而经济力量加强的手段。它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它的家庭越小，它赋予保持家长地位的价值也就越大。它吁请政府的强有力的帮助，准备支持任何旨在反对工人的暴力政策。因此，它成为加强政府权力的热情的促进者，醉心于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和权威的官僚政策；于是，它为帝国主义阶级的事业服务，并在这方面成为它们的最有价值的盟友。帝国主义本身向它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它也从资本的迅速扩张中，期望自己事业的畅顺，自己营业机会的增加，自己顾客购买力的增强。它成为帝国主义政党的热情追随者。同时，它也最容易接受影响选举的手段，特别是营业抵制；它的弱点也使它成为政治上合适的盘剥对象。
当然，当费用账单交到中间等级的面前时，它感到疑虑了。它和大资本之间的和谐在一段时间内被破坏。但是，赋税绝大部分由工人缴纳。如果说间接税对它的影响比对大资本要大，那么，它的抵抗力量是太小了，以致不能解除同大资本的联盟；仅仅其中的一小部分摆脱了对资产阶级的随从，归附于无产阶级。除了表面上独立的而实际上是家庭工业者的单独经营者外，大多数城市小商人阶层就属于这一部分人。他们依赖于工人顾客，出于营业考虑或通过同工人的经常交往，开始赞同工人的观点，参加工人政党。
最近被按照坏习惯称作“新中间等级”的那些阶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里指的是工商业中的雇员，他们由于大型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公司形式而大大增加，并在各个级别上成为生产的真正管理者。这个阶层的增长甚至超过无产者阶层。向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工人的相对减少；在一些情况下和一些产业部门，甚至意味着工人的绝对减少。技术人员的情况绝不是必然如此，他们毋宁说是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即使不是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企业自动化的发展，意味着机器体系的变革和复杂化。新机器的采用使人的劳动力成为多余的，但绝没有使技术人员的监管成为多余的。因此，机械化的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符合各类技术雇员的切身利益，并使产业中的雇员成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热情的拥护者。
股份制度的发展，最初也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作用。它使管理权同所有权相分离，使管理成为具有较高报酬的雇佣劳动者和雇员的特殊职能。同时，较高的职位变成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谋取这种职位的可能性似乎对所有雇员都是敞开的。对发迹的关心，对晋升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任何等级制度中都会产生)，在每个雇员身上苏醒过来，战胜了他们的休戚与共的感情。每个人都希望提升得比别人快，由半无产者的境遇提高到资本家收入的高度。股份公司发展越快，它们的规模越大，职位的数目，首先是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的数目，也就越多。雇员最初仅仅看到这种利益的和谐一致。因为每个职位在他们看来都只不过是向更高职位的过渡，所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为自身劳动契约而斗争，不如说是资本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而斗争。
这是一个阶层，按它的思想意识和出身都属于资产阶级，它的最有能力的或者最无顾忌的代表还上升到资本家阶层；它由于自己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层的成员同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家接触最多，受后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精心的选择，反对雇员组织的斗争最激烈和最无情。如果说发展最终恰恰把这些对生产不可缺少的阶层推到无产阶级一边，特别是在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动摇、资本主义权力虽然还没有被打碎但却不再显得是不可克服的时候，那么，这些阶层现在也还不是独立斗争中的特别积极的部队。
当然，进一步的发展，必然逐渐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取得独立地位的可能性的减少，是积聚发展的结果。它日益迫使小企业主和小资本家让自己的后代进入雇员生涯。同时，随着雇员人数的增加，由他们的工资形成的支出项的分量加大了，引起压低工资水平的倾向。这类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大企业里，形成越来越细的分工和专业化，甚至对这种熟练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是如此。具有自动性质的一部分劳动，由熟练程度较低的工人担任。现代的大银行、现代的电力公司和百货商店，雇用了大量雇员，他们同经过培训的局部工人没有多大差别。即使他们有较高的教养，但对企业家来说，这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经常面临被没有经过培训的或只经过简单培训的工人所取代的危险，即使女工也对他们造成强有力的竞争。他们不得不在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把这种竞争进行到底，他们的生活水平被压低。当他们已经习惯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时，就更加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此外，随着大企业的扩张，仅仅是这些低收入职位的数量增加了，而较高职位的数量绝没有按同样的程度增加。如果说大企业及其现代形式的增加，迅速增加了对各种职员的需要，那么，现有企业的扩大绝没有引起这种要求按同样比例增加。此外，随着股份公司的合并，最优报酬的职位越来越被大资本家阶层垄断，职业升迁的前景微乎其微了。
产业和银行结成大的垄断，使雇员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现在面对一个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家集团。他们的自由流动，从而他们利用企业家争取最好职员的竞争来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即使对他们中间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来说，也越来越困难。由于联合，雇员的数目也可能绝对地减少。这首先影响最优报酬的职位数目，因为管理能够被简化。联合的形成，尤其是托拉斯，减少了最高技术职位的数目。流通代理人、推销员以及广告人员等等的数目被绝对减少了。
但是，要使这些后果对该阶层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需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由于他们从资产阶级圈子里产生和补充，所以他们最初完全在自己的旧的思想意识中生活。他们是这样一个阶层：由于对沦为无产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保持仅仅不被当作无产者而做的不懈努力。他们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阶层：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最强，对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嫌恶最深。商业职员如若被称为劳动者，便感到是一种侮辱；而枢密顾问，有时也包括卡特尔的经理，却热心地为自己索取这个称号。当然，在这里，一方是害怕社会地位低微，另一方则是重视对劳动的伦理评价。但是首先，这种思想意识毕竟使雇员对无产阶级的观点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大银行的急剧发展，通过资本输出手段造成的生产扩大，新市场的占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各种雇员日益开辟新的就业场所的手段。他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活动领域的扩张中，看到了自己的全部前景。他们比上述那种中间等级有更高的教养，所以更容易被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侵袭。他们同资本的扩张有利益关系，成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同他们还相距甚远，事实上也太危险。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打开了晋升和提薪的迷人前景。这个雇员阶层虽然在社会上是微弱的，但由于它在小资本圈子内的联系以及在公共活动中的较大便利性，所以对舆论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专门的帝国主义机关刊物的订阅者，种族主义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在他们中间也常常成为竞争武器)，战争小说的读者，殖民英雄的颂扬者、鼓动者以及金融资本的选民。
但是，这种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推广越是遇到延缓它的障碍，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越是达到完成从而压低雇员生活状况的趋势越是占上风，执掌最重要的生产管理职能以及最无用的职能的那些阶层同资本的对立也就越尖锐；构成雇员主要群众的、处于和始终处于依附地位的以及沦为报酬低和劳动时间长的工人地位的那部分雇员，也就越是被推到无产阶级一边，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越大，从而胜利的希望越大，这一时期到来的也就越早。
最后，抵制工人阶级前进运动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把一切资产阶级阶层联合起来。但是，在这种防御战中，大资本早已接管了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