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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了长期保持的禁欲。对仅仅通过信念求得满足的信赖，突然消失了。它渴望得到确证：自己的力量是否还存在。信用瓦解，突然被遗弃的人绝望地返向自己最初的情人即黄金。由于危机发作的振荡，它为了达到情人身边，而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它曾自以为摆脱了情人魔力的支配，但这时却感到最可怕的失望，由于危机的振荡而惊魂不定，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受支配的地位。但是，这是具有医疗作用的危机。它逐渐理解了可怕情人的性情，但却不能摆脱对她的思恋。当然，它不再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而是比任何时候都醋意更浓地试图抓紧她，特别阻止她对外国游客的危险的爱慕。但是，它的统治越巩固，现在就越不能受黄金枷锁的束缚。以前曾是如此苛求的情人却学得谦逊起来，当新的失望使那些不能自拔的人寻求她的庇护时，她最终满足于留作准备金的角色。即使她的要求提高，有时拒绝委身于它，但这不会持续很久，于是又恢复故态。黄金最终丧失了绝对统治……。
货币危机并不表现为危机的绝对必然性，它也可以不发生。即使在危机期间，商品交易也确实在继续进行，虽然有显著的缩减。在这种范围内，流通可以借助信用货币继续进行。当危机不是同时以同样的力量袭击所有生产部门时，情况尤其如此。毋宁说，销路停滞恰恰只是由于同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相并发才达到极点。
但是，如果向流通提供必要的信用货币，那么，货币危机便可避免。这可以通过信用仍未发生动摇的银行在抵押条件下向产业资本家提供信用货币来达到。事实上，当这种流通手段的扩大成为可能时，货币危机也就可以避免。货币危机始终仅仅发生在信用仍未发生动摇的银行被阻止提供信用货币的时候。1847年和1857年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一场正在开始的货币危机由于停止执行银行法而被消除了，该银行法完全任意地将银行券(即信用货币)的发行限制在黄金准备量加1400万英镑之内。在美国，法律还以更加荒谬的形式阻止信用货币的流通；当信用货币流通最为迫切的时候，1907年的货币危机以典型的方式完成了。
如果考察一下国内市场上所发生的事件，那么，很明显：现金储备的减少，不仅是因为它流向国内流通，而且还因为它流向外国。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结算国际收支差额，黄金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现在可以指出，在高涨处于鼎盛阶段因而危机逼近的国家内，有国际收支恶化的趋势。高涨时期的价格促进商品进口，推动它远远超出正常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仍显得很大，因而出口活动不能按同样程度增长；至少某些重要的出口商品，例如矿石、煤炭等等，甚至可能绝对地大大减少。
此外，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进口自然产品、消费品、原料，而主要出口工业品。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对象。撇开所有其他因素不论，这一点已经使商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市场混乱不清在这里起极大的作用。因此，超量进口可能比超量出口程度更高和规模更大。贸易收支即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部分发生恶化，要求用大量的黄金进行清算。
货币市场关系的形成则不同。首先，在处于高涨鼎盛期的国家里，利息率也最高。因此，大量外国货币长期地或暂时地投资于那里。其次，证券投机和商品投机，就其是交易所的投机而言，极其兴旺，也吸引了国外的投机家，因而大量货币流入该国，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国际收支的具体形成总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的信用关系。英国(在它的危机出现之前照例总是有大量的黄金外流)为支付由它出口的商品提供较多的信用，而自己为支付进口商品却很少利用信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贸易收支中必然出现的不平衡，因此将更加扩大。
仅仅贸易收支恶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黄金外流。在信用极度紧张时，任何黄金储备的减少都会引起恐慌，使利息率进一步提高，使信誉发生动摇，特别是限制了投机，并因此促进交易所的危机。贸易收支恶化的影响还会因国际收支的变化而加强。高涨是一种国际现象，尽管在不同国家里它的强弱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和层次，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时间上的差别。假定高涨首先从美国开始并在那里达到极盛时期，而在英国它才刚刚接近高峰。较高的利息率和较活跃的投机把大量英国资本吸引到美国。但是，在英国，对货币市场的要求现在也越来越迫切，这里的利息和投机也达到一个高的阶段。因此，过去投放到美国货币市场上的货币，现在又被抽回并投到英国；正是这时，美国的贸易收支也出现恶化。因此，黄金外流加剧并导致美国信用紧缩，从而导致交易所危机爆发。在商业危机之前发生的交易所危机本身，首先还使国际收支关系进一步恶化。投于投机中的外国货币被迅速撤回；当然，能够被撤回的外国货币，也就是那些不是固定在有价证券中而是使用于期货交易和抵押交易中的部分。在危机的初期，国外的投机家也试图使市价跌落的证券脱手，此外还要对那些买空投机现已崩溃的证券进行强制拍卖。就外国已经卷入的限度内，有价证券的出售使国际收支恶化。
但是同时，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可能带来转折。交易所危机以及可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意味着信用受到剧烈震动。利息率上升到非常的高度并造成外国货币资本的投资。有价证券的贬值使外国资本家认为它们是物美价廉的，增强的有价证券输出也同样改善了国际收支。同时，贸易收支也在好转。信用动乱使商品投机告终。很快，下述情况便暴露出来：国内市场饱和，价格下跌，商业危机开始，进口停滞，而出口(只要还没有出现危机的国外市场允许)以获得支付手段被加速进行。 破产开始。但是，就破产触及那些必须为进口商品向外国产业资本家进行支付的进口业者来说，他们的破产抵消了这种支付，并在这种意义上改善了该国家的国际收支。 因此，根据具体情况，在危机爆发之前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黄金输出便停止了，并让位于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黄金流入。因此，在这一危机时期，黄金输出和黄金输入的交替，同时也意味着危机作用范围的变化。
在流通信用由于已经形成的比例关系失调而不再能按流通需要的同样规模扩大时，更多的黄金外流常常影响利息率。但是，具体影响却被银行立法所左右。错误的银行立法的实质在于，它强制流通信用的扩大，使其不能达到由经济规律产生的合理的限界。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强制地使流通信用与价值量发生某种关系，而事实上流通信用按其经济性质同这种价值量没有丝毫关系。我们知道，银行券不过是票据的转化形式，而票据也不过是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如果现在不使银行券与票据从而归根到底与处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发生关系(这可以通过所谓银行的银行券发券准备来达到，如果它被严格执行的话)，而是像在英国那样与金属储备发生关系，或像在美国那样甚至与国库债券发生关系(在那里，荒谬达到极点，债务被当作是信用提供的最大担保；这种荒谬可以由虚拟资本的荒谬形式来说明)，那么，人们便对借贷资本的供给制造人为的限制，这种限制当然必定立即对利息率产生影响。在英国，银行券的数量是由法律确定的，因此流通的需要只能由金属货币来满足(因为数量超过1400万英镑 的一切银行券只不过是银行金库中黄金的代表，从而是经济上实际的黄金)。因此，在英国，任何较多的黄金外流都必然直接成为对流通的威胁。银行不再能够按黄金外流(例如，为了清偿由于英国歉收而增加的谷物进口)的程度把等量的票据转化为自己的银行券，尽管情况还完全正常，信用也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在每次黄金外流时，虽然银行也确信这仅是暂时的，但银行也必须立即提高利息率以保护自己的黄金储备，因此使信用昂贵。顺便指出，这是以牺牲企业主收入来提高借贷资本利润，从而提高银行自己利润的措施。但是此外，票据向银行券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向即使不是法定的但却是一般公认的交付手段的兑换能力，却变成是值得怀疑的了。因此，日益增长的流通所要求的信用货币的流通，便受到强行阻止，尽管生产状况没有为此提供丝毫原因；于是，有时人为地造成了信用货币流通的完全中断及其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结果。当然，迎合这种错误理论，把它变成实践，给借贷资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好处了。
美国的情况还更为不可思议，在那里，银行券流通的扩大只有通过购买国债的扩大才有可能。由于国债量是限定的，所以需求的增加便立刻导致市价的大大提高。这使银行感到，即使在高利息条件下，发行银行券也无利可图。此外，如银行放弃购买国债，从而放弃银行券流通的扩大，就会造成利息的过度提高。这不仅向银行和银行资本家提供了异常大的利润，而且使他们一般地成为货币市场的主宰，使他们不仅对投机和交易所实行独裁统治，而且也通过股票事业和信用提供的中介对生产实行独裁统治。这也是美国交易所对财产向少数货币资本家手里集中赢得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银行立法仍然得以维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偿还国债恰恰意味着对自己银行券流通的破坏。这是一种荒唐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方法，一种为借贷资本提供货币的好方法，因而也是对一切救治尝试的有效抵制。
银行立法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忍，是因为(部分是由这种立法造成的)银行券流通恰恰在这种限制最严格和最有害的英国和美国，由于其他种类的信用货币流通的形成而受到限制，从而法律规定不那么使人感觉得出来。这也包括票据交换和支票交易的形成。票据交换造成票据的直接抵消。票据在它们的互相抵消的范围内，执行自己的货币职能，因而无需转化为银行券。支票也起同样的作用。支票要求归还自己的存款。这种存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银行已经把它贷出。如果我以建立在这种不存在的存款基础上的支票进行支付，那就像我以银行券进行支付一样，这种银行券同样没有金属准备，而是如同被贷出的存款，仅仅以银行的保证作为基础。它们经济上具有相同的内容，虽然形式(幸而银行立法者只看到形式)还呈现如此差别。在美国，除了这种银行券流通的节约手段(正是信用货币的一种形式能由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情况，证明了它们的本质上的同一性)外，还有一种切实保证：当面临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时，著名的银行法便立即停止执行。
银行券立法的作用，也可以削弱、有时则可以完全消除表现在危机期间国际收支变化中的一些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收支的变化总是在贸易收支的形成所提供的基础上进行的。贸易收支本身首先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其次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一个经济发达的古老国家，即具有十分强大的纯产业的发展、主要出口生产资料和只有较少原料生产的国家，将会出现贸易收支逆差。只有当英国(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国家)不仅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而且也作为资本输出时，即生产资料不是卖到国外而是作为自己向外国的投资输出时，英国才能如此强大地发展自己的生产资料出口。例如，英国同意向南美提供一笔铁路贷款，而南美人用这笔进款购买英国的机器、火车头等等。这种同时是资本输出的输出，便不再依赖于同时的商品输入。如果是单纯商品输出，只要例如南美能够用自己的商品进行支付，它就可以长期从英国取得生产资料，因为南美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货币，以便从纯金属储备中支付这种数量的生产资料。事实上，国际贸易的一大部分就是这种商品交换，它们在这一范围内互相抵消。但是，由于商品是作为资本输出的，所以输出量便不依赖还不发达的国家的商品生产。它的界限仅仅在于：一方面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即生产资本的剩余。这恰恰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原因。因此，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出口提高到远远超过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因此，贸易收支逆差便为相反的国际收支顺差所弥补，因为这些国家不断地获得支付，即获得由输出的资本中产生的利润。
决定黄金输入和输出的趋势，现在按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具体的量的构成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说美国绝没有出现像英国早期危机时那样经常的黄金外流，那么，也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由银行券立法中产生的流通信用发展的障碍。由于美国狭小的流通信用的不足而将利息率提高到超过欧洲水平，所以美国能不断把欧洲货币资本吸引到本国来。这种货币资本在高涨时期能否重新流回欧洲并造成美国的黄金输出，完全取决于对欧洲信用压力的强度。
其次是美国贸易收支的构成可以起缓冲作用。美国是一个以原料输出为主的国家。假定有一个好收成，美国的贸易收支恰在高涨期间便发生极大改善。因为例如棉花、铜以及可能还有谷物的价格将会提高，贸易收支的这种改善可以削弱、消除或拖延那些导致黄金外流发生的趋势，因而也就削弱、消除或拖延危机的爆发。但是，对危机的爆发来说，黄金外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
在这方面还必须强调指出，国家银行抵制黄金外流的力量，按照造成为输出的目的而需要黄金的原因，而有很大不同。例如，假若占统治地位的银行贴现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仅为3％，那么，法国的银行便产生了为利用较高的利息率而把货币从法国转移到德国的动机。例如，如果柏林的交易所投机比较活跃，法国银行想参与进去，情况也是一样。这种黄金的转移并不是由强制的经济必然性引起的，而毋宁说是一定程度上的任意的货币资本运动。如果这些资本能满足于较低的利息率或较少的交易所盈利，那么，它们自身也可以留在法国。因此，适当的银行政策上的措施也可以阻止黄金的运动。使这些货币额保持在国内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向它们提供较高的利息，提高银行贴现率。同时，这也使利息率平均化。如果银行能拒绝兑换黄金，那它也就能够直接阻止黄金的转移。已经停止现金支付的奥匈银行为此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也能以白银进行支付的法兰西银行，同样能够拒绝黄金支付，有时也通过行使自己加算黄金贴水权利的形式。 通过提高金价，消除了由利息差额中产生的好处，从而消除了黄金流出的动机。英格兰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不掌握这种直接的手段。但至少后者在出现货币的紧张状况时试图通过对黄金输出业者施加间接压力而限制黄金流出。此外，对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这种政策如果仍限于这种黄金输出的场合，就是完全合理的。同时，对货币资本自由移动或黄金外流的这种实际限制，是防止各国利息率向同一水平的国际平均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例如由于德国人在英国必须对商品和有价证券进行支付而德意志帝国银行产生黄金需求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德国人首先在柏林交易所购买英国汇票；但若汇价超过平价，他们宁愿用黄金支付。倘若帝国银行拒绝提供黄金，那些必须进行支付的德国债务人，如若不想宣告破产，就必须重新购买英国汇票。他们的需求将使汇价提高到平价以上，这意味着德国货币贬值，而防止货币贬值是银行政策的最高任务。
因此，仅仅由金融交易引起的黄金外流是可以阻止的；这时，这种金融交易恰恰必须停止。反之，不使货币贬值，就不能阻止为清偿由商品和证券的交易中已经产生的实际债务所必要的黄金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