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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所以政策的论述便被置于科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深入研究认识论对规范科学和规律科学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关系的解释，这里自然是不可能的。当麦克斯·阿德勒在《马克思研究》第一卷中 [2] 详细研究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之后，我更应该放弃这样做。这里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策考察的目的也只能是揭示因果联系。对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的认识，同时指明了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阶级意志如何决定，是科学的即记述因果联系的政策的任务。像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独立于价值判断的。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在内部和外部(intra et extra muros)都十分流行。因为从逻辑上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即撇开它的历史作用不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表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的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某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献身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总是给予掌握了它的人以优势；但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中间，那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人，肯定是最危险的。
但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是容易理解的。维护阶级统治是与使服从于这种统治的人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统治的暂时性的认识本身，就是克服这种统治的一个原因。统治阶级对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不可遏制的厌恶，即由此而来。此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复杂性，也要求花费很大精力去进行研究，只有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结论的有害无益的人才能承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上科学的、客观的和摆脱了价值判断的科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地位，必然为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支持其胜利的阶级的代表所掌握。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基本要点，在四年之前已经大体就绪。外部的情况却一再推迟了它的完成。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论述货币问题的那几章，在克纳普的著作 [3] 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只是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和批判性的增补而已。这一章也极容易造成一些困难，因为遗憾的是，在货币问题上，不仅兴致极易消失，而且理论的理解力也极易消耗殆尽。此外，富拉顿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忧郁地说：“的确，这不是一个能有效地或直接地诉之于广大公众的题目。它是这样一个题目，对它的认识的进展过去总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也必将总是非常缓慢的。” [4] 自那时以来，情况也的确没有变得更好些。因此，我们得立即作出保证：在读懂最初的说明之后，下面的研究渴望不会引起不耐烦的读者对难懂的特别抱怨。柏林——弗里德瑙。
鲁道夫·希法亭
于1909年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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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克纳普《国家的货币理论》(1905)。————译者
[2] 指阿德勒的论文《关于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译者
[3] 指克纳普的著作《国家的货币理论》(1905)。————译者
[4] 见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5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