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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上海，最开心的，就是与上海青年艺术家们的交往。详细的情况连载在杂志《女性》的五月刊和六月刊上，各位读者可去读一读。
总之，九十多个中国青年聚集在一起，为我举行了一场从下午三点持续到夜里十二点的盛大宴会，可见他们对我有多么热情。
那天，他们还为我拍了电影，我与欧阳予倩君一起，在镜头前拍摄特写。
席上许多人表演了节目，要是我不做点什么实在不好收场，于是趁着醉意发表了一场即席演讲。
我在里面加入了一些诙谐的玩笑话，席间有三四成能听得懂日语的人，还没等郭沫若君的翻译，便笑了起来。还有人互相将人抬起来抛向空中。
我本对自己喝绍兴酒是有自信的，喝个一升左右都不在话下，可那天晚上实在是太高兴了，喝得酩酊大醉，等我走出会场的时候，已经脚步踉跄了。
郭君不放心我，便陪着我坐车，一直送我回旅馆。我扶着郭君的肩膀，才勉强走上了楼梯，一进屋我便吐了出来。醉成这样，十多年来我还不曾有过。
当然，在这里写下这些，并不是为了表达我个人的欢喜。而是为了告诉诸位，他们对日本文坛有多么了解。
当时正值武者小路君和菊池君在中国最负盛名之时。我也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好时候，所以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
一天，《神州日报》的余洵君来拜访我。
见了面之后，他问我：“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您在日本的稿费以多少字为单位结算，大概是多少呢？”我回答，以每四百字为单位，稿费最低到最高是多少。
他又问了更细的问题：“我看日本的小说，对话都是单独成行的，那样也算一页吗？”我回答：“是的。”
他说：“你现在手上有稿子吗？能拿一张给我看看吗？”我说现在手上没有稿子。“那您应该有稿纸吧，请您给我写一张吧。随便写点什么，短的随笔或是以前的小说都行。不用整张纸都写满，最好是有对话，写成零散分开的内容就行。”
余君向我提了这个有意思的要求。我按照他说的写给他了，他将这张稿纸的照片登在了他的报纸上。并配文：“日本的小说家仅凭此一页纸就可以拿到多少多少稿费。然而在中国，即便将一张纸都写满，最多也只能拿到七八元大洋（相当于日本的十元左右）。我们民国的文坛还很落后。”
《菊池宽剧选》的译者、同时也是创作家的田汉君，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现代文学通。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新六三”喝酒，我说了句“下烟袋”，在座的长崎出身的艺伎和日本诸君都不明白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说，是“下野”的意思吗？
田汉君不仅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还记得我曾在旧作The Affair of Two Waches里用过该词。连作者本人都已经忘记的事，他却记得，我真是对其非常钦佩。
在消寒会上，我认识了一流的导演任矜苹。他说最近制作了一部新电影《新人的家庭》，请我去看。
于是，第二天我便来到了位于法国租界内的帝国剧院。
来之前我曾听说中国电影比起日本电影还很稚嫩，可是就抛弃本国的优点而一味地模仿西方，低级、恶俗等方面而言，日本的电影对中国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今的日本并没有嘲笑中国的资格。
特别是有段时间在浅草特别流行的连锁剧，现在已经渐渐演变成“连环剧”了，我曾看过几场，唯有这个比中国强。
至少，《新人的家庭》，无论是表演、剪辑，还是导演的技术，都不比日本差。差的只是运镜和光线的使用。我问他通常会制作几部副本，答曰七部。
我问他：“中国有独特的风俗传说，为何不用其作为题材拍成电影呢？”任矜苹君苦笑着说：“我也赞成您的想法，可是拍电影是商业行为，没办法。”
不过，女演员即便是扮演时髦的角色也不穿洋装，穿的都是中式服装，非常美丽。并且，女演员们无论内涵如何，表面上都装作很有见识的样子，喜欢跳舞，与赞助商或年轻英俊的男演员出入卡尔顿咖啡厅，这一点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在这里的日本女人也有很厉害的，比在日本国内见过的要厉害得多。
一次，与M君一起前往租界尽头的咖啡馆，一个看起来像是葡萄牙人的舞女，我们没有叫她，她却毫无顾忌地来到我们身边。
仔细一看，她是日本人，大约二十一岁，脸圆圆的，看着像个小姑娘。“喂，你是谷崎先生吧？你可不要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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