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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

    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位勤奋写作的作家,他每日清晨五点起床,五点半修改前一天写下的文稿,六点开始创作,案头放一钟表,规定每一刻钟必须写出两百字,一直写到九点半,然后去邮政总局上班,即使在出差或旅行途中,他也严格遵守这一写作规定。就这样他一生共写出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再加中、短篇小说、游记、传记等,多达七十余种卷帙浩繁的著作。

    这位作家名叫安东尼·特罗洛普。他当时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同奥斯丁、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同时代作家齐名,有时在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他们。

    一

    安东尼·特罗洛普一八一五年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父亲性格古怪,业务不振,后又经商不利宣告破产,随后全家七口人就完全依靠母亲弗朗西斯写作赚钱维持生计,据统计她一生共写了四十一部小说和游记。母亲这种坚强勤劳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安东尼,使他后来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多产作家。

    特罗洛普青年时期由于家境贫寒,只能走读上学,时常受到寄宿生富家子弟的歧视凌辱;举家移居到比利时后,他又见到父亲和一兄一妹因贫病交加而相继死去,心中受到很大创伤,这一切使他后来在小说中常寄深切同情于贫苦老百姓。他十九岁进入邮局工作,充当小文书,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后来,他曾被派往英国西南部组织乡镇邮政事务,经常骑马驰骋于六七个郡之间,熟悉了民间风俗习尚,以及乡民和牧师的生活情况;一八五五年他发表的一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巴彻斯特养老院》,使他一举成名。自此后,他一边在邮局做一名公仆,一边业余写作,直到五十二岁时才辞去公职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一八八二年,他中风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特罗洛普前期的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集中描写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发教会中人事倾轧和尔虞我诈的黑暗面,同时穿插爱情故事,勾勒出新兴资产阶级虚伪丑恶的面貌。后期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政治或议会小说,又名“巴里赛”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风俗习尚和政治舞台上纷纭复杂的情况,并针对当时社会上道德日趋败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腐化现象作出了有力的批判。

    特罗洛普文笔隽永幽默,讽刺犀利,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发展自然流畅,叙述明净。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敏锐,并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而且常在作品中注入高尚的道德教育。他曾说:“一部小说的目的应寓道德教育于趣味之中。”特罗洛普认为小说家的首要职责应是宣讲美德,劝人为善,但他又不主张直接干巴巴地道德说教,而主张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动和话语令人信服地自然表达出来。

    但是,特罗洛普在他逝世后发表的那部《自传》中,开诚布公地道出了他按日定额写作的情况,并且认为写作同其他诸如鞋匠、家具匠或抬棺人等行当一样都是赚钱糊口为生的职业,从而损伤了他身后的声誉。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机械般写作,只能说是个写书匠,最多也不过是个社会纪实者或摄影师;本世纪初的西方文学史家一般只重视他早期的作品而把他归入次要作家的行列。直到他逝世五十年后,一些英美评论家才开始对他重新加以评价,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他的声誉也随之日益复苏。近三十年来,他的小说再度在西方受到读者的欢迎,安东尼·特罗洛普终被公认为一位十九世纪重要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二

    在特罗洛普一生的创作中,中、短篇小说为数也不少,总计约有百万余字,构成他的作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一八六〇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发表三部“巴赛特郡纪事”小说,并在萨克雷主编的《康希尔》刊物上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弗雷姆利教区》,声誉日隆,许多刊物相继约稿,他于是开始撰写中、短篇小说供他们刊载。

    据今人统计,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共有四十五篇,其中一部分收集在他亲自编选的《世界各地故事集》(第一、第二集,1861,1869)、《洛塔·施米特和其他故事》(1867)、《一位编辑的故事》(1870)和《佛罗曼太太为何抬高她的价格和其他故事》(1880)五部集子里。他的短篇篇幅大都限制在十至二十印刷页内,中篇一般约为三四万字,个别的长达八九万字。

    特罗洛普曾经给他的一位想写作的美国朋友凯特·菲尔特提供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要讲些多多少少富有传奇性质的简单情节或故事,但仍应当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首先要这样叙述,即让那些不大喜欢动脑筋的读者在阅读你的作品时能从中寻求到一些优美的乐趣和消遣。等你一旦掌握了讲故事的诀窍后,再试图向更大的目标发展。”(1)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多半简洁而轻松,趣味性浓,可读性强,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但在结构上,相比之下,就没有亨利·詹姆斯、吉卜林、劳伦斯或乔伊斯那样精雕细琢。毋宁说他更接近于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喜欢写些富有趣闻轶事的短小精悍的故事,不过他跟他们一样,在后期创作成熟后也写出了一些气势宏伟或精巧细致的作品,诸如《花狗酒馆》《任性的凯琴姑娘》《马拉凯海岬》等篇,堪称维多利亚时代中、短篇小说中的杰作。即使在他那些较次要的短篇中,读者也可以体会到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他那幽默的自我绘像、他对人性的深沉探讨以及他对创作的独到见解等方面,而这些又往往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较少见到的。

    在创作上,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和他的长篇迥然有别。他在中、短篇小说中喜欢采取素描淡写的手法刻画人物或描绘场景,幽默讽刺更为犀利,一些引起读者怜悯同情的因素也比较突出,但是通篇也不乏波德莱尔称赞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所具有的那种“统一的格调”和“强烈的效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中、短篇的素材大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的,真实可信,易于让人接受,一八八二年伦敦《旁观者》报曾对此作出极为恰当的评论:“特罗洛普先生的作品一向富有情趣,短篇故事更加趣味盎然,特别是他在这些作品中把矛头指向他在社会上精细观察到的种种贪图私利或由此而身败名裂的花招诡计时,其情节更能引人入胜,这类现象也只有特罗洛普这样的社会微观学家才予以重视发掘。”(2)

    三

    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类是关于作家、编辑和写作的故事。特罗洛普身为作家,又主编过三年《圣保罗杂志》,对作家和编辑的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相当了解。他根据亲身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得心应手地写下不少这方面的作品,例如他在《大亨》中道出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甘苦,在《土耳其浴》和《玛丽·格里斯莱》两篇中描绘了一些一心想挤入作家行列的男男女女的坎坷遭遇,在《花狗酒馆》中刻画了一个落魄自毁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类故事大都穿插着特罗洛普任编辑时的经历和自我写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位机灵的绅士想方设法跟我搭讪,我闹不清他怎样知道我是一位编辑,接着他又怎样千方百计地迫使我注意他写的小文章;另有一位女士怎样使用一个挺诱人的笔名,又怎样采用同样大胆的作风跟我通讯;我这里称之为玛丽·格里斯莱那类娇小可爱的女人怎样投来稿件,哀求我予以协助……另一个可怜的酒鬼具有丰富的知识,怎样试图自拔而做出最后的挣扎,却在那一过程中自行毁灭,酿成一场可怕的悲剧;最后还有一位软弱可怜的编辑怎样在一名被退了稿的作者的诉讼威胁下差点儿给逼疯了”(3)。

    特罗洛普通过这类故事还表达了他对创作的态度。总的说来,他认为作家应当养成一种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创作应该是一项主动性工作。他反对写作需要等待灵感之说,认为那纯属偷懒的托辞。此外,写作又应忠实地描绘生活,言之有物,而胡乱编造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第二类是爱情和婚姻故事。特罗洛普在《自传》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婚事,但承认自己的婚姻是美满的。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可以觉察到他虽然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却坚信男女应该完全由自己来选择对象,不容任何人插手干预,这样的结合才是理想的婚姻;同时他深信爱情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在《麦肯齐小姐》那部长篇小说中,他说:“一个女人的生活只有在给自己添了一个丈夫之后才算完美。同样,一个男人的生活如果没有给自己添一个妻子也算不上美满。”美国评论家R.C.泰瑞认为特罗洛普的小说多半都“围绕着维多利亚时代这句幸福的格言转”。

    然而,在特罗洛普心目中,婚姻这件事对男人来说意味着要承担一项责任,对女人来说则是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需要审慎行之。因此,他在爱情故事中常把描绘的重点放在女方一边,着重刻画女人的心理状态。他虽然并没有把维护女权当作一种运动来看,却对那些没有机会受教育或生活上无依无靠的姑娘不无怜悯同情之心。他在《巴拿马之行》和《女电报员》两个短篇中就对女人这种苦难困境做出了极为深刻细致的描述和探讨。特罗洛普还曾在《良言》周刊上发表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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