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论国民收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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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仅仅是年总产量中国民财富所能增长的部分，正如我们所知，因为所有余下的部分仅能维持国民财富达到它目前的数量所必需的。由于同样的理由，它是唯一可以听其所有者随意花费，而不致减少普遍繁荣的那部分年收入。我们已经阐明了净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区别，并且揭示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

    可是在结束本章之前，注意到由上面提出的那些原理所产生的某些影响也许是适当的。

    首先，很明显，根据净收入的定义来看，这种净收入是政府可以从中随意抽取行政管理所需的税收，而不致侵占现有国民财富的源泉的唯一基金。如果这些税负侵吞了社会的净收入，毫无疑问必将严重地阻碍财富的进一步增长，但如果它们不超出这一限度，就不会因此引起绝对的衰退。然而，当这种基金已不再能满足国家日益增加的迫切需要时，势必侵占必要收入和资本，从而严重地危及社会的繁荣。

    由此可以推断，对财政部说来，唯有社会的净收入才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一个国家之所以为其邻国所畏惧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享有显赫的地位，是完全与其政府所能支配的收入成正比的，至少可以说财富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肯定：对外关系中的尊严地位完全取决于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净收入数量。在其他国家的心目中，一国的重要程度并不取决于它的总产量，而是取决于它的净产量，而净产量不过是净收入的不同说法罢了。 [116]

    因此非常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国家，一国在幅员、人口及总产量方面都超过另一国，然而在政治力量和重要性方面则不如对方。如果后者的净产量大于前者，情况就会是这样。那么，比较小的总产量怎么会提供更大的净收入呢？这将由两国各自利用各种生产资源的智慧与技术来决定。其中一国取消了一切垄断和限制，积累在个人手中的大量资本使他们能够采用很细的劳动分工、购置最昂贵的机器以及用其他各种方法，大大促进了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中的生产；由于免除了过境税，与此同时，建成了极好的公路、许多运河和铁路使该国各地之间的商业往来变得非常便利和经济，由于该国政府的明智，各邦都宣布了自由贸易，所有这一切措施使财富的源泉更富有成效，从而增加了净收入，结果它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与处于相反条件下的国家相比必定高得多。如果后者的领土和人口在数量上都要大很多，尽管它的总产量也可能更大些，但是前者不仅净收入与总收入之比而且甚至净收入的绝对量都可能更要大得多。因为，如果生产劳动处在许多不利条件之下，那么社会净收入确实可以缩减到非常小。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也许要提及我们在研究地租原理时所提出的论点。在那里，我们看到：没有一种农业制度像每个人经营他自己的小地产，特别是像用铁锹和钉耙来代替犁耙的很小的土地所有者的耕作制度那样，对增加土地的总产量更为适合的了。我们知道，其原因就在于其他耕作制度都不能在土地上花费那样多的劳动量。可是，由于这种劳动仅借助于极简陋的工具，谈不到使用一切昂贵的农业机械，其结果必然是，与花费的劳动相比，其收入毕竟只能是极少的。因此用这种方式耕作的国家，尽管它的领土也许很辽阔，人口也很多，但它的净收入一定是小的。那么，根据上述原理来看，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一定比这些条件似乎可以保证的要小。

    由此看来，政权的稳固和抵御外敌入侵时一定程度的安全均属于净收入大的可喜结果。这还不是全部。由于它是一切储蓄得以形成和新资本得以积累的唯一资金来源，因此它的数量愈大，这种储蓄的能力就愈大，国民财富的增加也就愈快，所以一个拥有足够净产量的国家也不可能长期没有用种种方法取得的大的总产量。我之所以说用种种方法取得者，是因为那些有利于社会净收入的变化可能常常不仅暂时而且甚至持久地降低某些生产部门的产量。

    这样看来，拥有大量资本的农场主所采用的最先进的耕作制度，不可能从土地上生产出像每个人耕种他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小所有者所能获得的数量一样多。可是从前一种经营方式中取得的大量净收入有利于资本的增加并必将导致制造业和商业的增长，从而完全可能最终生产出比另一种耕作制度在相同时间内所能获得的总产量更多的总产量。确实，这一产量中的产品品种至少在最初将是各式各样的，它将包括更多制造的财富和较少农业的财富。但由于前者的大部分将运往国外交换谷物、原材料等等，因此到商业完成它的工作时，也就是当生产全部完成时，该国的两种财富之间所存在的差别比最初设想的要小。

    因此，凡是有利于增加净收入的一切因素，归根到底 也必然会导致农业和制造业总产量的增加，尽管大部分农产品也许不是本国生产的。

    可是，企图否认某些阶级，例如雇主——资本家和大地主，为了增加净收入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倾向所带来的极为严重的恶果，是枉费心机的。为了提高地租或利润而采取的一切改变，例如流动资本之转化为固定资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无不降低年产量和减少整个社会使用的劳动量，从而损害了工人阶级。农业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则具有使一部分现存的农业人口过剩的特有趋势，从而使他们的人数由于贫困而变得稀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是长期的，在另一些场合则可能是永久的。所以许许多多人被迫迁居城市并一心想在其他生产部门中找个职业。如果在不同的制度下，那么他们在农村中本来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姑且不说他们与完全改变职业相联系的痛苦，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信，以牺牲农业人口为代价而使工业人口增加到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种种弊端，看来是同工业人口的过分增加分不开的。

    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农业制度的某些改变，在它们确实大大减少土地总产量的同时，甚至并不一定增加上地净收入的总额 。把谷物地变为牧草地就是这种改变之一。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改变提高了地租，而从土地上取得的全部 净收入却并不一定因此而增加。这是由于，如果增加了前一种收入，那么现在能够用来投放在农业上的资本就要比以前少，实现的利润量也必将减少。因此，地租和利润一起组成的总量不仅不比过去多，甚至可能比过去少。有人一定要说：像这样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总会找到另外的投资场所。我并不想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还得承认，这种资本至少丧失了一种有利的使用场所，而且从整体来看可能也是对人民的幸福最为有利的使用场所。此外，还有一部分资本是与土壤那样地混合在一起，以致无法把它同土地分开；而其余的资本则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形态上的变化，使它在价值上很可能蒙受相当大的损失。可是，如果这种资本属于农场主而不属于地主，那么在租期届满时，采用新制度可能对后者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造成什么样的损失，都不可能使地主受到影响。总之，如果现在可以用比以前更少的资本来经营农业，那么不仅农业劳动者阶级，而且还有农业资本家都因这种改变而受到损失。相同的资金早先只能满足一块中等大小土地的各种需要，而现在必将可用来装备一个土地面积大得多的农场。因此，农场的数目必将减少，而现有的一部分承租人也将完全失去职业。 [117]

    因此，谷物地之变为干草地或者牧草地，必将具有牺牲农村人口而使城市人口激增的特有趋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农业劳动者而且资本连同它的所有者必将被迫从农村流入城市。这种后果也必将是持久的。

    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上述的变化在整个大不列颠将日甚一日地继续发展下去。从国外运进粮食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从国外运进干草、鲜肉和鲜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和昂贵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牧草地必然逐步代替谷物地。在地租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在大不列颠，如此普遍的大地产所有制非常有利于这种改变，从而促进了土地上使用的人数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工业人口消费的肉食品大大超过农业人口的消费量。他们很容易顺从的这种变化，非但不能使他们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节俭起来，却反而促使他们浪费和奢侈。在工资收入有保证的时候，由于他们不知道这种收入能维持多久，储蓄似乎不太值得，他们决心至少在眼前要享受一下。此外，非常艰苦的劳动和劳动中令人厌倦的单调乏味，就使得作一些补充和调剂更为必要。人的生活不能没有一点欢乐，日常的生活条件越是艰辛劳累，他就越是时时感到需要有某种破例的兴奋。紧张的劳动和无所作为导致相同的结果。纵欲一方面可消除厌倦；另一方面可暂时恢复耗尽的体力，减轻生活上的劳累和单调乏味。 [118]

    因此，在工业城市中，工人酗酒的讨厌景象时有所见。只要他们的工资许可，他们常常纵情享受昂贵的饮食。由于这些奢侈生活习惯的盛行，在城市中劳动人民所消费的肉类远比农村为多。此外，农村中的劳动者不能正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那么容易地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少量肉类。如果农民自己是土地所有者或者是小佃农，毫无疑问，他们总是尽可能靠他们小农场上的产品来维持生活，而这种产品由于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原因，主要是植物类产品。

    因而，工业人口的增长确实造成了对鲜肉的更大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把谷物地变成牧草地，更不必说制造业主迅速增长的财产以及由此出现的中产阶级人数和财富的增加，使各种农产品，尤其是使干草和鲜肉的消费量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如前所述，干草和鲜肉的价格往往比粮价上涨得快得多，从而大大促进了相同的改变。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概括地说，就是下面这些：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有利于工业人口而不利于农业人口增长的趋势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立法机关的政策就不应该再进一步促进这种趋势。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地产的极端集中，它们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一定比目前要小得多。现在人们从工业人口过度增长中所感受到的无论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弊病都是非常严重的。工业人口愈多，为国外市场制造商品所雇用的人数在这一阶级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大，从而他们的生活来源必须部分地依靠这些商品在国外的销路，部分地依靠从遥远的海外不断进口食物来解决。我们姑且对进口食物一事不如评述，只要指出，即使我们同意这样的假设，即如果有支付进口食物的收入来源就不可能有供给缺乏的危险，但是这些收入来源还是易于为各种意外事件所中断。战争、关税壁垒、尤其是工业国的竞争以及现在进口这些商品的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国外市场比国内市场具有更为不稳定的趋向。而时尚的变化则非常容易引起对制造品需求的波动，甚至在本国国内也是如此。把上述那些不稳定的原因与时尚的变化加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对那些主要为别国生产的工业部门所面临的极大的不稳定，就会有某种足够的估计了。

    马尔萨斯先生曾说过，不能认为卡罗来纳生产的棉花运往利物浦，再以它的成品向美国出口是一种自然而持久的状态，因为美国为自己制造的时期一定会到来。同样的看法也可适用于其他国家。非常明显，除非大不列颠有某些特别有利的自然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将永远以比有关国家生产的商品更为低廉的价格，把制造品供给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更没有资格去设想没有其他人能够和它竞争，并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供给邻近的或者相隔很远的国家。如上所述，除非大不列颠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拥有某些无可匹敌的、天然的有利条件，那么这种说法至少是正确的。大量廉价的煤也许是它在世界各国唯一著称的自然资源。至于卓越的劳动分工和机器的巨大改进，虽然它们如此有助于降低商品的价格，但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为外国所采用。的确，自上次战争结束以来，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所作出的迅速进展足可证明这一论点是正确的。特别是法国，20年来所有棉织品的价格均已大大下降。此外，欧洲大陆尚待发现的煤矿也是可以弄清楚的。有充分理由可以确信，在许多至今尚未开发的地区都有煤，而只需利用资本把它开采出来就是了。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南部，甚至现在就已获得了大量的煤。在北美，煤已得到了利用，并且据说蕴藏丰富。许多地区也可充分利用水力并已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鲁昂的大部分制造厂就是使用这种动力的。

    以事物的永久性为基础，而与战争和保护关税立法等难于避免的不测事件相联系的这些情况，足以证明建立在专为国外生产的庞大制造业基础之上的那种社会繁荣是很不稳定的。当挫折确实像它们一定会出现的那样来临的时候，由此引起的苦难将是难以估计的。成千上万的人，也许千百万人几乎都有可能被解雇，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或听凭他们依靠同胞的赈济过着朝不虑夕的生活。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类不幸的顶点。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灾难也并不稍小。在不大的区域内聚集着大量人口，从而为狡诈的家伙迫使他们无休止地劳动准备了条件，他们也最易于为变化无常的命运所摆布。无休止的沉重劳动使他们永远不能受到认真的教育，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政府，特别是对民众政府来说，只能是一个持久性的危险根源。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共和政体的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强大的常备军，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宁。拥有一切能支持政府的手段————强大的君主制度、贵族和军队，基础稳固而强大的英国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获悉工业区暴动的消息时吓得发抖。那么在同样的紧要关头较为软弱的统治必将变成个什么样子呢？两年来，我们难道没有见到仅仅法国的一个城市，即一个织工的城市，几乎成了政府的敌手而且能将对抗延续到超过一星期之久吗？这个政府不也是由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军队之一防卫着的吗？对此类事件的恐惧必定促使上层和中层阶级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放弃某些防止专制势力的措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就已经发生了这方面的一些实例。

    这些话都指出了由于工业人口畸形发展所引起的一些弊病。我根据这种情况以及前面谈到过的情况得出的推断是：像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部分地由于地产的过分集中，部分地由于社会的自发发展，与农业人口相比，工业人口的增加有着这样强烈的趋势，正如我们所知，甚至这种增加是以减少农业人口为代价的，因此无论如何不去鼓励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成了政府的职责。

    确实，如果为了抑制这种进程，现在倡议制订一个限制粮食或其他植物类食品进口的制度，那么我必定很难同意这样一种措施。但是，在这些规章制度已存在了相当长时间，以致许多人的状况已有赖于它们的继续存在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就又当别论了。取消这种限制一定会使一部分农业人口失业并扩充工业城市中的人数。假如被取消的限制确实重要，至少一定会产生这种后果，要避免这一进退维谷的困境是不可能的。如果废除谷物法不能大大降低面包的价格（像某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十分明显，这些法规至少就是无害的。如果这种后果不是因废除了这些法规所引起的，那么是否准许它们继续被塞在法律全书里，对国家来说则是无关紧要的。全部好事仅限于扫除了一个无用的法律，如此而已。只为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似乎不值得如此大吵大嚷。那么，废除谷物法的狂热鼓吹者大概一贯认为这件事将使面包的价格发生很大差别，如此等等，但是如果不抛弃以前种植谷物的大片薄地，从而也决不会使这些土地上耕种的人口过剩，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也像很多人一样，认为谷物法仅仅对地主有利，而只有他们才对它的保留感到兴趣，那么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谷物法的废除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大，因为他们最不能忍受收入的任何减少。无疑，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总归是：他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找工作嘛。但他们要到哪里去呢？由于刚才所示的理由，在农业方面，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找到工作的，所以他们得跑到大城市去，而且要尽力使那些原先掌犁的手去适应操作织机或珍尼纺纱机。这些过剩劳动力在此期间所遭受的苦难程度是无需详述的。最后，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必定还要进一步扩大，这绝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后果。这还不是全部。我现在正在考察的这种变化，必然非常严重地压迫着那些已把资本用于改良不付租金的劣等地上的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这些土地被认为从来没有提供过别种收入，所以粮价的大幅度下跌而不致严重地侵占这种资本的利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没有严重地侵占上述资本的利润，那么粮食价格就不可能发生相当大的下跌。同时，由于已与土地混合成一体的资本不可能从土地中抽出来，因而租佃者或小土地所有者无法逃避他们的损失。他们如果不愿完全放弃这种资本，那么，尽管处在明显的不利地位，他们还得用新的投资来继续耕种这种土地。

    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坚持这一论点，我们就假定由于该小农场主发现靠经营农业已无法维持生活，因而他就急于取得而且也能够得到他的资本，并把它转移到别的部门去。现在，姑且不去详细论述由于构成这种资本的所有物品的价格下跌可能蒙受的损失。谷物便是这种资本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价格的下跌部分是由同他处境相似的人销售额的增加，部分是由废除一切进口限制所引起的。他的情况究竟会怎样呢？无疑，他也要成为制造业者。这种转变即使可能的话，对一个在蓝天下长大的、自动只习惯于务农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变化。他成功的机会也必然是大可怀疑的。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境况是不可能非常令人羡慕的。他大概有点像诗人沃兹沃思笔下的农失蒂斯伯里·瓦尔，当他来到伦敦时，还是按照他从小就养成的老习惯，主要忙着观看街道上空飘过的浮云，而他最爱去的地方则是“铁匠铺”和“草料市场”。

    耕种自己地产的小土地所有者一定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与租佃者同样的灾难，因为不仅他们的利润而且他们的地租都要因此而减少。虽然在英国，这一阶级的人数也许并不很多，但是在作一般性的论证时，就应该把他们考虑在内。谷物价格的下跌或迟或早终将引起货币工资的下降，但是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即使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话，那也不可能是很多的，因为他们除了自己家庭成员的劳动之外，如果还曾雇用过劳动的话，那也只是很少的。

    在这里写一篇关于谷物法的论文，当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说明，完全废除一个国家早已习惯的谷物进口的各种限制所引起的弊病，一定会超过这样一种措施的鼓吹者看来一般都会承认的限度。这种做法，不只是影响富有的地主，而且将非常严重地损害农业劳动者、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这样一些重要阶级的利益。我们也已看到，要是投入土地的资本不被大量毁弃，也未招致从一种行业转变为另一种行业的过程中更加无法避免的损失，那么上述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之，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大大减少了从取消谷物贸易限制中预期能够获得的利益。虽然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人们也许已不再感受到这种损失，国民财富也可能增长到超过在贸易限制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数额，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好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被视为足以促使立法机关去造成近在眼前的这样大的一场灾难，还是大可怀疑的。特别是在考虑到上述利益必须以牺牲农业人口而使工业人口进一步增加为代价来换取的时候，立法机关是否会采纳这种做法尤其值得怀疑。因为根据我们的推断，工业人口已经如此之多，以致它不仅成为个人受苦的一个经常性的根源，而且成了一个危及“国家”的原因。

    如果能拟订出这样一种方案，它在保持目前谷物的平均价格的同时，将不致给国家带来在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普遍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往往要发生的那些带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那么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制度也许是有利的。毫无疑问，这可能要给予输出品以相当于进口税的补助金，以便万一谷物发生过剩时农场主可利用出口谷物来免除损失。然而，这样做就得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税款，国家也许不会很愿意这样做。作为这种办法的替代，英国目前的谷物法看来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从它颁布以来，粮食价格总的说来是稳定的，大体上比前些年低。

    如果对谷物进口的任何限制现在才第一次被提出的话，那么使我去反对它们的同样一些理由，也会促使我去竭力抵制业已存在的谷物关税的任何增加，看来，这是无需多说的。这里，一般原理又成为适用的了。如果说我们走回头路是一种不大明智的方针，那么我们至少也不能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这样一种企图，除了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正确观念相对立之外，还不能不激起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互相对立，并把社会冲突的火种撒遍全国。

    * * *

    [1] 施托尔希先生大概是其中之一。在他出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他就犯了这个错误。他说：“总之，一个国家的收入就是它的年产量”等等。第三卷第十四章。

    [2] 一种资本是直接 生产性的，但并不直接 满足人们对物质方面的需要；而另一种资本则直接 满足了人们物质方面的需要，但不是直接 生产性的。

    [3] 请参阅第二章“生产”。

    [4] 这一用语是从施托尔希先生那里借来的。

    [5] 这种人在英国叫做地主代理人或地产管理人，在苏格兰则称为农场管理者。

    [6] 请参阅罗斯船长的《到极地的第二次航行》。

    [7]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

    [8] 这些用语均引自施托尔希先生的著作。

    [9] 参阅“论工资”一章。

    [10] 如果价格大跌，与这种商品生产有关的一切阶级，无论是地主、资本家、雇主，还是劳动者的收入都可能受到损失。

    [11]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样，总产量与总收入不同，因为它不仅包括总收入，而且还包括更多的东西，但是净产量与净收入则是完全相同的。

    [12] 就农业制度来说，地主与租细者之间在利益上的这种区别，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如此地为人们所熟知，以致经常在租契上载入一项条款以防止租佃者翻耕的土地超过规定的部分。现在我重又想起了一个鲜明而恰当的实例，我很熟悉的一个地产承租人，他过去常常想法规避这一协议，终于偷偷地集中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马匹和犁，在夜幕降临时开始动手，而在天亮之前已翻耕了在他支配范围内的每一寸草地了。

    [13] 科利尔一家过着一种人们所能设想的最艰苦和最难忍受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下的污浊空气和脏水中度过的。可是，他们非常不注意节约。虽然他们的工资并不低，但要是说他们也曾积蓄过的话，那也确实是难得的。在有钱的时候，他们生活奢侈并且恣意挥霍。我访问过一些棉纺厂，那里最好的纺纱工每月赚10镑，一个家庭每年通常可赚到150镑。但是，工人的不注意节约竟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以致他们中随便哪个人，如果刚好在发工资前的周末收到信件，就不得不向雇主借六便士邮费；每当工厂因大修或其他原因而停工时，他们就到处乞讨。在苦干和享乐方面：法国人都比英国人较有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