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同一个问题的政治后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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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关于地产分割优缺点的考察几乎完全属于经济方面的。严格说来，唯有这种考察才符合像目前这样一部著作的性质。我尚未涉及这一制度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后果，因为本题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它本身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问题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但在我尚未提出一些看法之前，也不能完全放弃这一最有兴趣和最重要的问题。

    我在考察地产再分割在政治上的得失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件事主要取决于一国政府的性质。相同程度的分割对共和政体也许是，而且必然是很好的，而对君主制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所谓共和政体，我的意思当然是指真正的民主政府。因为，废除王权之后，在政府机构中几乎没有民权的国家或至少被贵族分享很大一部分权力的国家，也经常使用共和政体这个词。

    我认为，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财产的、尤其是地产的相当程度的平均，纯粹的民众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没有土地贵族，则君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看来这也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想要采纳或支持的政府的性质必然决定着我们所期望的制度在政治上是否得策。这一点只是让我们牢记：我们不能调和矛盾；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某种结果，我们必须采取达到这一结果所必需的手段。

    例如，在共和制机构包围下的君主政体，是一个不久必将毁灭它自身的政治怪物。这是法国第一届国民议会所犯的大错误。大多数人希望君主政体，我毫不怀疑，他们真诚地抱着这样的希望。可是，他们却通过建立与王权并存的、具有过于民众性的机构来务必使君主制成为不可能。虽然这些机构中的大部分很快就消失了，被革命的洪流扫除了，但是继承权的法律却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90] 这是第一共和国所做的一件大事，它经受住了帝国的专制与波旁王朝阴险而横暴的统治，整个改变了法国的方向，并逐渐深入了人心。因此，现在企图去改变它看来是十分愚蠢的。但是，毫无疑问，只要它继续存在，专制政体就绝不会十分安全。

    由于上述法律的缘故，该王国现在处在这样的地位：王权没有足够的支持，而共和政体是不可能的。也许没有必要提及这一论断所依据的理由，但概括起来说，它们是这些：第一，人民在君主制度下形成了完全与自治对立的古老习惯；第二，欢快、爱好享乐、容易激动、反复无常和缺乏坚韧的人民性格，是与控制纯粹民众政府素有的不稳健和轻率所需要的那种稳健的、商业性的和会打算的气质完全不相容的；第三，国民喜好军事荣誉；最后，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这些国家的君主绝不会容忍在他们近邻有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引起战争，不论哪一方胜利，它必定很快使民主政府垮台。如果别国胜利，则通过外国干涉或内部的动乱来推翻民主政府；如果本国胜利，则通过某一个胜利的将军的野心来实现这一目的。

    因此，继承法本身还不足以使共和制成为可能，而它却使君主制不安全。法国今后的命运不能不充满着极大的不稳定，我们不能认为它已消除了过去的经历。该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中的频繁更迭，从极端放任到极端专制以及自目前的王朝即位以来连绵不断的动乱，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些便是人们从希望达到某一目的中所体验到的弊端，但是他们拒绝采取对它的持久存在所必要的手段。

    对所有处在改革中的国家来说，法国的例子应该成为前车之鉴，要避免把改革推进得那么远以致危及人们本想去支持的政府形式。如果目的是要完全变革政府的形式，那么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应该以它本身作为论证的基础。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保持这种形式的完整是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过大家都希望尽可能纠正这种制度的弊病。

    所有考虑到这一点的官吏的特殊使命是，要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措施将会引导到什么地方，并且要记得，有许多变革本身，抽象地说来，也就是在不顾及现状的情况下来说是好的，但是它们可能危及那些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被颠覆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因此，如果人们承认，在条件许可的地方 ，家庭所有子女间平均分割地产就其本身来说是最合理的制度，但是它绝不意味着，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应该希望采取这种制度。如果该国的政府是君主政体，如果我们确信这种形式总的说来最适应我们所处的社会状态，甚至还确信伴随着变革而来的风险太大，那么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去忍受这种制度所固有的不便，就像去忍受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不便一样。因为绝不是只有君主制或贵族政治才有它不可避免的弊端，民主制也有它自己特有的其他不可避免的弊病。首先，我们必须确信有些利益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同时完全享受两方面的好处。一个十分谨慎的君主政体不可能享受到像一个真正的民众国家一样的平等，同样也不会显示出像真正民主政府那样的惊人活力。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期望在共和政体下会有像国王与贵族统治下一样的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大体上喜欢哪种制度，并且在作出了抉择之后，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所选择的对象。尽管它必然带有许多弊端，也不管这些弊端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相反原则的采用所阻遏，我们还是要牢牢记住它们绝不能完全被防止的，并且要始终如一地考虑到我们希望支持的制度的安全。

    如果一个制度还有些力量和朝气，它不能不趋向于某种过分，因而也不能不带来某些弊端。只有使这种制度处于绝对的低能，才能完全排除这些弊端。拿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没有激情的人做不了坏事，因而他也做不成好事。同样，如果目前法国的古老贵族政治不能损害这个国家，那么它也不可能对这个国家有用，它已处于完全无所作为的状态。

    这些考察必然把它们自身同一般的财产，尤其是地产的继承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一切可能引起激烈辩论的政治问题中，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它是该“国”拱门上的真正的拱顶石；因为那里有什么样的所有制，那里或迟或早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权。这两个方面必然是互相关联的，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和在短期内才会有相互脱节的现象。

    取得权力的欲望是拥有巨大财富的必然结果。某种欲望的满足，为达到另一种欲望的目的提供了可能，因而只会导致另一种欲望的产生，这就是人性的素质，因为我们绝不会对于自己明知做不到的事情寄予强烈的希望。所以一个对财富厌腻的人便会追求在他的财力所及范围内的其他显贵。比如说，一个在保险柜里装满了黄金的商人，渴望结交贵族和同他们联姻的荣誉。

    但是，一切荣誉都不能像权力那样点燃起富人的欲望。因此，一般地说，拥有比他们的同胞更多财富的一批人，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平等分享政治权力。不管他们将怎样统治，不外乎通过正当的手段或是使用卑鄙的手段来统治。如果不是用政治影响和秘密的贿赂来统治，那么暴力必将导致要么建立起他们的绝对统治，要么立即使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财产彻底崩溃。

    在土地通常完整地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地方，不仅使造成权力不平等的财富的不平等保留下来，而且使每一代所有者从前辈那里取得力量。这种力量不必从新开始建立，而是有着现成的基地、播好的种子和成熟的庄稼。连续好几代地保持着一致的目的与一致的努力，这种情况不能不大大加强土地贵族的权力。

    每个家庭都被固定在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他们一直在同一个范围内发挥作用，他们的影响必然比他们有时在一个地方有时在另一个地方试试他们的力量要大得多。从前，苏格兰的地主对他采邑上的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在土地长期掌握在同一个家族手里的地方，这种权力仍然是强大的。

    不仅当代的土地贵族而且他们历代祖先的这种计划和努力的连贯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个结果，即加强他们的力量。这种地产的继承制是一批富有的世袭地主拥有力量的主要源泉，从而也是他们所要支持的任何政府稳定的源泉。对每件事情，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确切明了你要达到的目的，并且坚定地朝着它前进，总是成功的首要原因。

    但是，在土地的不断再分割已摧毁了所有那些原先从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中产生的、后来又被习俗和社会联系所加强的家庭影响的地方，不再有被共同利益的感情与对权位的热衷联结在一起的、在保卫与他们自身的权力成败攸关的现存制度中顽强地团结起来的一批所有者了。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不断地实行平均分割所引起的土地所有者人数的极大增加，使政府取得了更大的一批人的支持，因而必然会大大加强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这批人特别喜欢秩序，而对可能危及他们如此珍爱的小地产的任何变革非常恐惧。可是，我们必须牢记，这批为数很多的小土地所有者所共有的感情是喜爱一般的好政府，而不是强烈地钟爱某种特定的政府。

    这一阶级中的任何一个人从好政府那里得到的利益，例如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它们所具有的消极性往往多于积极性，特别是具有类似的性质，即这种巨大的利益直到它失去以前是绝不会被充分认识到的。如果一个野心家或本意良好的人提出了任何一个貌似合理的计划，这种计划可能允许在一个新形式的政府之下有平等的保障和更少的公共负担，那么什么东西能阻止这批小土地所有者赞同变革呢？他们有的只是害怕某种无法预见的灾难，而绝不是喜爱现存制度的强烈感情。但是，人的思想一旦不为压倒一切的明确欲望所支配，各种打算和摇摆不定就没个完结。理智像一只没有舵的小船，在接连不断的每一个浪头的支配下左右摇摆。人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行动始终一贯的强烈愿望。尽管不存在偏爱任何特定制度的一切前提常可防止偏见，因而也最适于在会议室里空谈，可是它在实际生活中是不行的。权衡任何一个被提出来的步骤可能有的一切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的习惯，是与行动所要求的敏捷和干劲绝然相反的。即使在无人可与之商量的情况下，一个人在行使职权时尚且深感过于平心静气和慎重考虑之不易，那么当我们不得不把许多冲突的意见统一起来时，其不便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各种意见不可救药的分歧，在一切问题上缺乏明确的说明”不是大家都已熟知的吗？ [91]

    因此，所有拥有些财产的人，在这些人不仅确信现存制度总的说来是好的而且相信它们是最合理的制度之前，对好政府的一般喜爱，绝不是防止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的因素。可是，如果他们不去尝试一下另一种制度，他们怎么能确信这一点呢？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把足智多谋之士所能设计的一切可能的混合物都试验过一遍呢？一般喜爱好政府就是如此地不能把人吸引在任何一种特定的政府之下的。

    然而，当国家早已被接连不断的变革所动摇和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就易于产生一种情绪，它将给政府以某种稳定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对现存制度的留恋。然而这种制度因处在那么多的动荡不定之中，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完善起来。这种情绪不会是对现存制度的强烈的爱，而是恐惧不可预测的变革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么多的灾难。因此，特别是在土地所有者之间将产生一种保守情绪。这种情绪很可能不会持续到超过当时一代人的时间。要不了多久，新的一代必将成长起来。毫无疑问，他们也许曾经听说过他们的国家曾经因政府的不断更迭而遭受过许多不幸，但没有亲眼见过这些灾难，而这种印象是同口传与目睹的经验之间的差别成正比的。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大批小所有者非常喜爱他们国家的政府，而且一点也不想进行新的实验，他们仍然不可能像贵族那样对现存的制度怀着炽热的爱。因为那种制度使贵族有了生气与活力，他们不仅从这些制度中得到了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共有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而且除了这些一般的利益之外，还尝到了权势的一切甜头————荣誉、权力和酬金。要使任何一个政权稳定，大量有产者或甚至全国大多数人对它有好感是不够的，问题是这种感情是否如此强烈，以致使他们有可能在保卫它的时候不避艰辛和危险，甘冒死亡的风险。这便是需要考虑的真正要点。

    这一论点有助于解释，在违背广大人民愿望的情况下，一个积极的少数怎么常常会实现政权上的改变。就愿望来说，人民都站在当局的一边，但是当有必要作出个人安逸、财产和安全的牺牲时，政治上的同情也许不够有力到把愿望坚持到底。在旧政权存在的时候，曾经阻止他们竭尽全力地保卫它的同一种不冷不热的感情，将使他们静静地屈从于新政权，或者屈从于任何别的及时取得成功的政权。

    当土地掌握在富有而有权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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