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工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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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劳动是财富的一种原始源泉，是唯一取决于人的原始源泉。而至今劳动者又是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人数和状况的变化对利润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从探讨决定工资率的原因来着手论述“分配”问题，看来是可取的。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即实际报酬是，他的劳动使他能够支配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如前所述，在社会的早期，资本尚未积累在特定阶级的人们手里，全部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劳动者。在那个时期，事实上没有初次分配，因为财富的源泉只掌握在一个阶级的人的手里。但是，当拥有足够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另外一批人一出现，雇佣劳动者就成了他们的常事。现在，劳动者不再完全为他们自己，而是也为他们的雇主而工作了。如果在一个生产阶段尚未结束之前，劳动者靠他们自己的基金来生活的话，显然产品必将在他们与固定资本的所有者之间按照某种事先的安排来进行分配。如果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没有必要的钱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在他们完全放弃领取一份制成品的条件下，资本家可以供给他们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给他们的这部分食物等等应该相当于工人应得的份额。如果有什么扣除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在垫支上打一点折扣。显然，这种垫支可能是以谷物、被服、家具等等付给，也可能是以可用来取得这些东西的货币来付给的。这是工业和财富已相当发达的一切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总是在工作完成之前领取报酬，而且通常是用货币来支付的。

    但是，由于有各种原因影响着贵金属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在不同的时期里货币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名义工资即货币工资的升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实际报酬的相应变化。诚然，工人得到的货币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实际工资率，所以现在我首先来解释调节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原因。

    决定工资率的直接 原因是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比例。

    但是这种比例本身，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气候条件所要求的或社会舆论认为劳动人民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方式。所以上述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气候条件和社会舆论的状况是调节工资率的根本原因。

    在考虑决定工资率的直接原因时，我将首先研究需求的性质以及这种需求的变化对劳动报酬所产生的影响。

    要构成对劳动的需求，像构成对任何商品的需求一样，光是凭想要得到它是不够的，而是必须拿出一个等价物。一方面要给工人提供一个等价物，以补偿他对安逸所作的牺牲；另一方面也要给货物的所有者提供一个等价物，因为他放弃了占有的权利。但是，可作为前者的唯一等价物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费。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留做雇佣劳动之用的基金愈多，对劳动的需求就愈大。如前所述，实际用于或者打算用在生产上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称为资本。然而，资本有两种，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是原材料、工具、机器、建筑物以及其他各种已列举过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劳动者需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对劳动的需求显然只取决于后一种资本的数量。所有构成固定资本的各种物品的数量不管有多大，都不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资本所能维持的人数。我们已经说过，原材料、工具、机器等在消耗的时候，它们并不给人带来利益。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预期的利润，无论如何总得承受国民财富的纯粹损失，或者说牺牲。对资本家来说，假如他能获得相同的利润，那么以何种形式来垫付他的资本，是固定在耐用的机器上还是用来维持很多人的衣食，确实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对国家，至少对劳动阶级来说，这件事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从一种资本的增加中得不到任何直接利益，而另一种资本的每一增加都立刻会引起对他们劳务的需求。

    由此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对劳动的需求正好与该国的流动资本的数量成正比。如果劳动的供给保持不变，那么由于资本的所有者都不愿留着他们的资本不用而引起他们之间竞争的加剧，就使这些基金的每一次增加都有着提高工资率的趋势。当这种基金减少时，由于每个劳动者都害怕失业，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起来。如果劳动的供给一直保持不变，那么流动资本的最后数额必将是：通过支付给每个工人的工资的相应变化，在原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上加上全部增加额或减去全部缩减额。这个问题看来已够明白了，无需详加论述。

    我必须要坚持的一个论点是：一般说来，虽然对劳动的需求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的，但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它们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用在生产上的大部分资金是投放在机器和固定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上的。在财富和工业发展的早期，固定资本在整个国民资本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部分。但是随着私人资本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日趋完善，为了提高商品的质量或降低生产成本，就逐渐采取了各种改进措施。总的说来，这些改进就在于用机器来代替体力劳动。在每一次发生这类变化时，有关国家总是靠牺牲流动资本来增加固定资本的。现在，雇主兼资本家不再有必要把这么大的一部分资金保存在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形式上。既然已一劳永逸地雇用许多劳动者来制造机器，从此原先在劳动期间垫付给工人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就变成了固定资本的价值。其中大部分不能用来满足劳动者的消费，也不能每隔一个短时期被他们再生产出来。恰恰相反，它们可以持续好几年，只需要稍加维修就行了。现在小得多的年产值足以给雇主兼资本家提供通常的利润，这才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因为每年只消耗掉他一部分资本，如果他把这一部分资本的价值收回并能获得全部资本相应的利润，那么也就足够了。其余的资本价值则是由机器来体现的，而机器差不多还是像它原来的样子。但由于机器不能使任何人温饱，因此十分明显，维持劳动的基金暂时会绝对地减少。由此可见，机器的采用虽然可以增加净产值，却有着减少总产值的趋势。 [3]

    于是上述变化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对劳动需求的减少，以及由此引起的工资率的下降。在这里，根据一般原理的推理所证明的东西已为所有国家的丰富经验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不满和苦难常常以最可怕的暴力行动爆发出来，主要是直接反对那些不能说话的工具，他们把这些工具视为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后来，使用机器所引起的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无疑地促进了流动资本的积累，使之恢复到原有的数量，并重新雇用遣散了的工人。在这种情况将要发生的时候，总的说来，国民资本将会增加，但是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报酬仍将与过去相同。

    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仅不会因资本的增加而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因前一时期工资的下降而暂时受到损害。直到新的发明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流动资本增长到超过原有的数量时，才会出现对劳动更大的需求。那时，虽然对劳动的需求将增长，但它并不是与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地增长的。

    在工业已很发达的国家，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来说，总是逐渐占着越来越大的比例。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一增加，对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所产生的影响总是越来越小。

    正如上面所证实的那样，固定资本的每一增加是以牺牲流动资本为代价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它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推论。从这一原理得到的第一个推论是：这样一种转化的最初影响总是对劳动需求的缩减。但最终的后果将是什么呢？人们常常说，劳动阶级所经历的灾难不过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许一度遭受失业的苦难，但他们的劳务或迟或早将会重新被需要的，而且因资本的积累而增加了设备，不久以后对他们的需求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些。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固定资本的产业部门的性质。举例来说，在农业上这种变化的最终影响与制造业中可能发生的这种影响会有很大差别。机器的发明给工业劳动者带来的这种灾难也许只是暂时的。可是，由于不断作出新的改进来节约劳动，因而这种灾难又容易不断重复发生。工业中的灾难之所以可能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有如下这些原因：第一、与过去的耗费相比，采用新机器的雇主——资本家，能凭借这些手段制造出更多的商品量，他们可一直享有超额利润，直到其他雇主——资本家的竞争降低了这些商品的价值为止。他们从超额利润中积蓄资金的能力以及把这种资金追加到资本上去的能力将因此而增加。这些积蓄的一部分可以投入固定资本，而其中另一部分也将用做流动资本，因为前者总得要一些后者去开动。第二、随着制成品的价值或价格按生产成本减少的比例而逐渐降低，这些商品的每一个消费者用他收入中更小的一个份额将足以买到他个人所需的一切，结果增加了他的储蓄能力，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其中有一些可能进入制造业的渠道。这样，手头就有了增加制造品的供给和雇用更多工人的资金。第三、毫无疑义，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必将引起对它们需求的增加。

    根据一般原理的推论来看，制造业中采用机器形态的固定资本，尽管暂时会解雇大批工人，可是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之后，多半会重新雇用同样数量或甚至大大超过这一数量的劳动者。经验也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请把现在拥挤在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工厂里的许许多多工人同阿克赖特的珍尼纺纱机发明以前棉纺工业所供养的稀少人口比较一下吧！

    但是，农业方面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对原产品的需求不可能像对制成品的需求增长得那样快。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提出的简明理由是：人的肠胃的容量很小，但人在其他方面的欲望则是多得难以满足的。所以，由于农业机器的发明而解雇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重新雇用于农业。也许要经过很长时间，人口才能增加到足以引起对食物提出新的需求。但对一国人民来说，所有变化中最为致命的变化是把可耕地改变为牧场，因为在牧场上所能雇用的劳动人数确实是很少的。几乎所有原先用来供养工人的基金，现在都投放在牛羊和其他固定资本的要素上。一片草地所能饲养的牲畜头数必然是有限的，雇用来放牧的人数因而也是有限的，决不会出现对农业劳动进一步需求的任何机会。因此，那里牧草替代了庄稼，那里的农村人口就顿时并且持久地减少。我们不难设想这样一种改变不能不带来非常巨大的苦难，所以人们是否真正希望最终有这样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后讨论地租理论和收入的性质时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这两个问题中，我将阐明在此情况下必然发生土地总产量的减少。尽管地主的收入有增无减，可能还是不会像制造业中机器的改善一样可以由净结果的增加来补偿。写到达里也许已足以表明，在社会发展给劳动阶级带来的一切灾难之中，没有一种可与把可耕地变为牧场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相比拟的了。 [4]

    在充分阐明了对劳动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波动对劳动报酬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我们将继续考察决定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比例的另一个条件，即供给。在考察了利润这个问题之后，读者必将更好地懂得，我对劳动人口在各种投入资本形式中受到的影响所作的更为详尽的论述。

    劳动的供给是由两个要素组成的：第一、劳动人口的总数；第二、按惯例一年中应劳动的天数以及一天中应劳动的时数。

    劳动的供给是随着既能够又愿意为维持他们生活而去劳动的人数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肯定无需加以证明。这仍然不是构成供给的唯一条件。一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可能比另一个国家要少些，但如果前一个国家的居民在一天或一年中只给他们自己很少一点休息时间，而假定后一个国家的居民更爱好安逸，或者更想娱乐，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前一个国家的居民带到市场上去的劳动量可能像后一个国家在市场上的劳动量一样多。

    如果我们假设对劳动的需求保持不变，从而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量也保持不变，那么工人人数或者他们在整年或整天中劳动的时间长度的每一次变化，都将引起工资率的相反变化。

    如果劳动人口增加，而刚才提到过的那种基金却没有增加，显而易见，他们就一定会更加贫困，因为等量的食物、衣服、燃料等要在更多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这种灾难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降临到人民的头上。一是老工人继续领取与原先相同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东西留给新的劳动者，因此这些人必不可免地因贫困而死亡，或者只能依靠他们的亲友或上层人物的施舍过着朝不虑夕的生活。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所有人都得到工作，而把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平均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那么每个人的收入必定比先前更要少些，也就是说工资必定下降。一般说来，劳动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不幸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如果用来维持这些人生活的流动资本保持不变，那么每个工人在寻找工作方面便开始经历愈来愈大的困难。由于雇主发现有的是待雇的工人，他们就变得更加难于对付了。但是劳动者不愿意接受更少的劳动报酬，因此可能要失业一个时期，直到饥饿开始迫在眉睫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才不得不屈从于那些先前已经拒绝过的条件。与此相反，如果流动资本仍保持不变，也许因移民而引起了劳动者人数的减少，显然其结果必然相反。同样数量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必将在较小的一批人中间进行分配。整个说来，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状况必将因此而获得改善，而且这种利益不会仅限于少数人，而是遍及众多的人口。

    由此看来，劳动者的状况，也就是每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定受他们人数的限制 。

    但是，决定劳动报酬的劳动供给也部分地取决于整年劳动的天数以及一天中劳动的时数。假定两个国家目前的人口和资本都是相同的；假定在一个国家里，工人一年到头劳动没有任何休息；而在另一国家，每隔六天就有一天休息时间。我想后者的居民与前者相比，按他们劳动的比例来说，一定得到更多的工资。从而在这种国家中的工资率比另一种国家更高些，因为工资率就是指付出的劳动量（它是由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长度这两个要素构成的）和劳动报酬之间的比率。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利益乍看起来似乎确实比它可能有的要大得多。因为，按照假设，目前两个国家中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是相同的，而人口也是相同的，因此有人或许会鲁莽地作出结论说：如果把这两个相等的基金总额平均一下，那么这两个国家中每个劳动者所得的份额是相同的。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某一个国家里，每个工人每年有365个劳动日，而另一国则只有315个。但是劳动日减少到这种程度是极大的浪费。因为我们应该记得，劳动天数愈少，所做的工作也就愈少，因此倘若减少了1／7的劳动，那么在产量中也应减去一个相同的比例。如果我们假设工人劳动天数尽管少了这么多，雇主还得付给他的工人们原先一样的工资总额，那么他丧失的不仅是全部利润，而且也包括他的一部分资本。如果我们假设某个雇主用1，000镑来雇佣劳动，利润为10％，那么年产值为1，100镑。倘若以后工人在一年中不是像先前一样要劳动365日，而是不超过315日。显然，这一时期内的产值就得减少1／7，也就是说，减少到943镑。因此，如果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总额仍旧一样，那么在年底雇主除了损失他的利润之外，还要从口袋里拿出57镑。这一点给我们说明了工资的提高有一个自然限度，也就是说，它绝不能超过，甚至也不能达到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我立刻就要谈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所能下的结论就是，劳动日数的限制具有提高工资率的趋势，可是很难说这种提高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

    为了简明起见，在我刚才所说的例子中都假设两个国家中的资本和人口是相等的。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多这只是暂时的。既然在劳动量上，从而也在完成的工作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别，那么要在资本方面不致迅速引起差别则是极不可能的。315天的产量必定比365天的产量少得多。除非在前一种情况下储蓄已变得更加普遍，否则在这两个例子中的全国的资本额不可能长期保持相等。现在，可以这样说：阻碍资本发展的这种做法将足以抵消起初人民从限制劳动时数中所得到的一切利益。如果他们劳动少些，那么他们的所得也将按比例递减，因为他们赖以生活的那部分基金积累得更慢了。但是，这是我们在研究调节工资的最终原因时就要分析的一个问题。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即在劳动量方面的限制，不管是怎样引起的，都具有提高劳动报酬的倾向。

    上面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一天中通常的劳动时数不同的场合。当两国的资本与人口之间的比率相同时，如果各自普遍实行了不同的日工时，在一国中10小时工作日所得的报酬可能并不比另一国中在更短时间内取得的报酬要多些。导致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同前一种情况相同的。虽然两国的人口相同，但提供的劳动量，即劳动的供给事实上是很不相同的，而雇用与维持劳动的基金则是相同的，因而劳动的需求也是相同的。所以不能不以不同的比率来支付劳动报酬。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过于反感的态度来看待对工人阶级休息时间的任何侵占。即使我们并不抱着这种态度，由闲暇产生的属于宗教、道德和智力上的利益是那么多，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被侵占的时间。时时改变我们已经惯于在其中工作和思考的客观环境本身，对于人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这一点适用于一切社会状态的话，那么在劳动分工已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在劳动分工有助于大大增加总成果的同时，它却有着束缚个人智力发展的强烈趋势。如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一件极其简单的工作上，并且不允许有空余的时间，那么人简直就不能脱离愚昧状态。因为工作的多样化尽管会妨碍在某一方面的精益求精，但它对一般的敏锐和灵巧却是有利的。如果说基督教没有赐给人类其他世俗的利益，那么仅仅把7天中分出1天来给人们休息，这件事就足以使它有资格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永远感戴了。法国的国民议会企图把休息日限定为10天中有1天休息，如果这一决议能永远付诸实施，我们就很难设想还有什么能使人民————具有特殊器官的人遭受更大损害的了。在一些天主教国家中，节假日的天数可能已增加到了过分的程度。当然，这是在滥用原则。可是同另一个极端相比，它似乎对人更适合一些。每个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有充裕的空余时间，即在一年中有相当部分的时间用来自娱，同他们不得不从年轻时代起就得在过分闷热的车间里、在污浊的和充满着恶臭的空气中每天连续苦干12或15小时相比，对他们的幸福肯定更有助益。那些认为不能以太大的代价来换取国民财富增加的人，往往对这些娱乐时间非常不满，认为这简直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但是在哲学家看来，财富的分配方式和贫困阶级为挣得他们财富的份额所花费的劳动程度，至少与财富的总量同等重要。

    雇主——资本家的贪婪、他们雇用工人所需要的必需品以及用货币来支付工资的惯例，经常有延长劳动时数的趋势，而且通过这种方法来增加劳动的供给，以达到减少劳动报酬的目的。在此，我必须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我不记得以前曾见到有谁说过，这就是固定资本的增加往往导致上述的结果。因为只要在这么巨大的一部分价值固定在机器、建筑物等上面的地方，制造业主非常不愿意让这么多资本闲置着不用，因此不愿意雇用那些不能在白天干很多小时活的工人， [5] 从而也不愿雇用那些害怕已在某些企业中实施的夜间劳动的工人，这样就造成了当一批工人离开的时候就有另一批工人来上工。

    因为一般说来，工厂附近的孩子很多，况且他们并不是自由劳动力，而是由贫困和想望有所收入而变得狠心的父母逼着他们去干活的孩子。这些父母乐于从他们的孩子身上得到任何一点东西，所以这些小孩子的报酬常常低得叫人难以相信。滥用童工引起了强烈要求立法机关进行干预的呼声。虽然随便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很怕在劳资之间进行调停，因为这样做很少有什么成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违背一般惯例的依据。主要依据是：小孩子不是自由劳动力，他们不是自愿去劳动的，而是家长强迫他们去干活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父母的慈爱被认为是给予孩子们以人道待遇的充分保证。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经验已经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收入的想望促使父母亲差遣他们年幼的子女去做一定会使他们过早地受到摧残或者在以后的年代里留下疾病和畸形的苦活。既然这些天生的保护者不去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立法机关也是适当的。立法机关也许希望通过完全禁止雇用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以及在以后的几年内限制法定的劳动时数等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这种巨大的弊端。 [6]

    现在，我们已经论述了调节工资率的直接原因，即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我已指出其中包括了需求与供给，并说明了前者的增加或减少具有提高或降低劳动报酬的趋势，而后者的相同变化则有着完全相反的影响。因此，工资率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成正比，而与供给的变化成皮比。

    由此可见，只有两种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或者增加留作他们生活费的基金，或者限制这种基金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的人数。于是，问题就在于哪一种办法可能最有效。这就使我们去探讨决定工资率的最终原因。

    这里，我们也许就要看到其中有一种办法比其他办法显然更有把握得多。提高产业的生产力决不是常常有可能的，而抑制人口的增加只能取决于人的意愿。况且，为了增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报酬所能想到的一切发明，都不足以抵消一个持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为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的不利条件，这就是在比较好的土地完全被耕种之后，不得不去依靠那些比较差的土地。因此我们立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我们不顾获得食物方面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困难，听凭人口增加得像从前一样快（恐怕这是可能的），那么情况就必然要悲惨得多。因此，至少在那些不能满足衣食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的办法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加，就显得一目了然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严格地说，我们虽然可以把人口的增长控制到任何一种程度，因为这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但是从限制人数中得到的好处却有着客观的限度。这些限度是由工业生产力，特别是由农业生产力决定的。很明显，不管人口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劳动工资还是绝对不能超过一切财富源泉的总收入，甚至不能达到相同的水平。因为总要留下一部分产品来补偿固定资本和作为利润，更不用说这种利润也许用做流动资本，也许并不用做流动资本了。这个论点在我们对本题所作的一切考察中必须牢牢记住。我们也许可以更为简明地把它作如下的表述：一个人每年或者每天的工资，绝对不能超过或者甚至不能相等于他在同一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东西。

    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现在我可以更为详细地继续论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即在上面所说的两种权宜办法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最为有效地、持久地改善广大人民的状况。这个答案将会很容易地找到，如果我们首先承认下面这个判断是确实的话，即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必然是地区性的和暂时的，人口的增长具有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更快的自然趋势。在证明这一点的时候，马尔萨斯先生在他三卷本的著作中已经提出了大量证据。这部著作将使它的作者名垂青史，每个经济学者都要仔细研究它。

    在目前情况下，我将把自己限制在几个简单的意见上，它们也许足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了。

    根据那些最容易取得食物的国家的情况，事实表明：地球上大部分可居住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具有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更快的趋势。这些地区有着大片沃野，很多土地还没有耕种，但是已为来自宗主国的殖民者不断侵吞和占有。人们早就知道，这些宗主国的工业技术早已有了高度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因此，如果有什么地方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受到难以获得生活资料的限制。参照一下这个国家的情况，我们便能对人口增长速度的自然趋势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根据人口普查，前些时候该广阔地区的全部人口每25年就要增加一倍。而在新近定居的单一农业地区，人口的增长居然快到难以置信的地步，竟至在短短15年间就同样增加了一倍。甚至有人说比这个时间还要短。但是我宁可保持在实际情况的限度之内而不愿越出这种限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人口增加一倍的时期为15年。人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的趋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要是没有发现美国这一广阔而肥沃的地域，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事实。由于在古老国家中人口增长速度与此很不相同，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能设想人口的增长竟能快到像经验已经证明的那种情形。如果欧洲各国在50年之间人口增加了一倍，那就会被认为很多了。其中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的速度还要慢得多。而另一些国家，如瑞士的某些地区人口也许竟是停滞不增的。甚至在某些国家，例如土耳其，居民的数目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旧世界里人的体质与新世界里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一种人。前者的情欲并不比后者稍逊，两者想要得到子女的心情也大体相同。所以有一切理由来推测，旧世界的人口有着与新世界的人口同样快的增长趋势。如果实际上增长得并没有这样快，那么必然是有某种原因反作用于这种趋势的结果。

    这个原因不可能是气候条件，因为欧洲的空气对人的生存至少也像美国的空气一样有利。可以充分说明这样一种普遍结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是获得赡养家庭的生活资料的困难。在一切古老的国家里，最肥沃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都早已耕种。因此，要取得更多的食物，就必须求助于那些比较贫瘠或者更加偏远的土地，它们往往不能提供同样的收获量。随着一国人口的日益稠密，生活资料的增加日益困难，因而维持家庭生活也就变得愈来愈困难。

    根据美国边陲殖民地的例子来看，每15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趋势似乎是由于道德上的倾向和体质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古老的欧洲各国，甚至那些工业已取得极大进展的国家，如果人口在50年内增加一倍，就被认为是十分可观的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接近于这种速度。由此看来，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差别的唯一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和取得更多的食品供给变得愈来愈困难了。正是由于这种困难才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由此便可推断，除了新殖民的和肥沃的地区之外，任何地方人口的增加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具有更快的趋势。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趋势比另一个国家超过了多少，可用欧洲古老国家人口很慢的增长速度同处在更为有利情况下的人口迅速发展的比较来证实。

    但是，或许有人要说：虽然所有欧洲古老国家的目前状况确实是这样，即获得生活资料目前有困难，可是今后在农业上将采取各种改进措施，从而使农产品的增长有可能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然而这种推测是言过其实的。机器的使用和劳动分工在工业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农业企业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采用它们。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有最好的土地被耕种之后，已经有必要求助于较差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利条件，而耕作方式和农作物轮作方面的最伟大的发现，只构成了对于这种不利条件的非常微弱的抵消力。这一点已为下列事实所证实，即有着许多肥沃土地而文化却极端落后的国家，还是能生产出比技术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便宜得多的谷物。各方面都很落后的波兰和南俄罗斯，它们生产小麦所花的成本还不到英国所花成本的一半。因此，设想今后的各种发现将能把农业劳动和农业资本的收益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可以使生活资料的增长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只是一种与所有过去经验相矛盾的纯粹的假设，因而也是极其不可能的假设。有谁真能设想用任何一种办法能把欧洲的粮食增加得这样多，以至于可以允许每15年就让居民人数增加一倍吗？但这正是那些鼓吹生活资料的增长有可能跟上人口不加控制地任其发展的人，竭尽全力要加以辩护的论点。

    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前面提出的关于改善劳动阶级状况最有效的方案这个问题就有了现成的答案。如果人口的增长力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其结果必然是，即使我们把后者增加到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丝毫不能持久地改善大多数人民的境况。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在某种繁荣时期过去之后，人数必将增加，而他们中间就有更多的人像以往一样贫困。

    这是在上面提出并且证明了的重大原理的第一个结论。其次是必须用各种方法把人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事情就是这样，所有欧洲古老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那些新殖民国家相比，在这些国家中居民的增加是相当缓慢的，因为新殖民国家允许人口听其自然地发展。那么，现在我们所能提出的问题是：第一，限制人口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第二，限制到何种程度？

    只有两种方式能够限制人口的增长。如果容许人口增长到最好年景生活资料所能许可的最大限度，那么一出现荒年，许多人由于部分地或完全没有衣食，必定不是纯粹死于饥饿，就是死于不卫生的食物和缺乏营养所引起的疾病。这就是所谓“强制性限制” [7]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最骇人的灾难和随时威胁着人类的死亡。

    能够控制人口的另一种方式是限制出生的人数。我们必须在这两种办法中进行选择，因为舍此别无他法。你是要始终贫困和时遭不幸的劳动阶级呢，还是要永远免除听凭无常的命运摆布的劳动阶级呢？你是宁愿要这样一种人口，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不断过早地被夺去生命，贫困和肮脏一直在引起疾病，或者把这些疾病传染给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对别人没有害处的、健壮的另一种人呢？问题就是这样。

    应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许多偏见。如果认为古老国家的人口不能听其自然地发展，那么就应该设法限制它的发展。因此，问题仅仅在于用什么手段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你愿意听任强制性限制的摆布呢，还是采取“预防性限制”？你认为让贫困的不可战胜的作用来把人数限制在生活资料的限度内最为有利呢，还是运用区别于其他万物的人的理智和自制力最为有利呢？一旦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克服许多至今还不赞成这一学说的看法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这就是绝不能认为，从长远来看，盛行预防性限制的国家比受强制性限制支配的国家养活的人口更少。在后一种国家里，人口的数量被匮乏和疾病抑制以前，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增长得更快。而前一种国家要达到同样的人数虽然时间要长一些，但终将达到，甚至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因为，出生婴儿极多的国家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是，始终存在着大量不能自己谋取生活资料的少年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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