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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通手段，亦即“暂定货币”，那么它可以是：1）被保证全额兑换————此时，其为凭证，2）只有对国库提出要求时才保证被兑换————此时，其为流通手段。兑换的完成可以通过：a）特殊称量规制的金属成色（银行通货），b）金属货币。
钞券原先总是作为暂定的（可兑换的）货币而被发行出来，特别是在现代，典型的都是作为流通手段，且几乎都是银行券，因此通常即为金属本位制下具有现行票面金额的债券。
1. 与上一段的第一句有所乖隔的情形，是当某种钞券由另一种钞券来取代时，譬如由银行券来取代国家证券，或者反之。不过，这就不是原先发行的情形了。
2. 针对本节开头所言：当然还有其他既非票券，亦非铸币、证券或其他实物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并不称此为“货币”，而是视情况而定称其为“计算单位”或类似的名称。“货币”的特征正在于它是与一定量的票面加工品联结在一起的意涵，而这绝不是“无关紧要”和单只“表面的”特质。
如果目前的暂定货币事实上被停止兑换，那么重要的是要分别出这对利害当事人而言是：a）一时的权宜之计，或b）在可见的将来是确定不移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金属货币或金属条块成为因应所有本位相互间之支付的需求对象，所以通常是钞券支付手段相对于相同面额的金属货币之间出现了“贴水”（Disagio）的现象。当然，情况也不是必然如此，而且贴水额也不见得就很大（不过情形也可能相反，因为对于金属的需求可能是相当迫切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不久就会发展出确定的（“自生的”）纸币本位制度。如此一来，就说不上是什么“贴水”了，而是（就历史而言！）“贬值”。
因为情形也可能是：先前的流通货币————如今已成为受阻的通货，但钞券原先即据此而发行————的本位金属，基于相同的理由，其市场价格，相对于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大幅滑落，但本位纸币的跌幅却未如此之遽。结果必然是（如奥地利与俄国所发生的）：最后，原先的名目重量单位（银）可以用其间“自然生成的”钞券以“较少的”名目量购买进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所以，尽管在纯粹纸币本位的初期阶段，纸币相对于相同面额的银货在本位相互间毫无例外地被较低下地评价————这通常是因为在现实上无法用以支付的结果，然而正如奥地利与俄国的情形，后续的发展仍取决于以下三点：1）本位相互间发展出来的所谓“国际收支”，这决定了国外对本国支付手段的需求，2）纸币发行量，3）发行当局是否成功取得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所谓的“外汇政策”）。在这三个契机的作用下，可以（而且实际如此）使得纸币在“国际市场流通”里，亦即在其与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如今是金）的关系里，评价愈来愈趋稳定，有时甚至愈来愈高；然而，先前的本位金属却由于a）银产量的增加与价格下跌，b）银货之逐渐停止使用，所以价格（比起金来）渐次滑落。一种真正的（“自生的”）纸币本位毋宁就是，从前根据金属的兑换关系之有效的“恢复”，根本不再有任何指望。
三五 货币的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
国家现今的确是可以借着法律与行政，而使得某种作为“本位”的货币在其强制力所及之处，具有形式上的法律效力与形式上的统治效力，如果国家本身一般也能够以此种货币来因应支付的话。然而，当国家的法秩序听任当前的“辅助”货币或“暂定”货币转变成自由流通货币（当其为金属货币）或自生的纸币（当其为钞券），那么，法秩序将不再能保证那样的效力。因为如此一来，这些货币种类将壅塞于国库里[18]，直到惟有这类的货币可供处置，故而不得不强行用它们来支付。
科纳普正确地指出这是“受阻的”本位变更所呈现的正常形态。
以上自然尚未论及货币的实质效力，亦即其与另外的实物财货之间有着何种交换关系，也就是并未言及货币管理当局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此种实质效力产生影响。经验显示，政治力是可以通过消费分配、生产控制与最高（当然也包括最低）价格的订定，大大发挥出它对货币实质价值的影响力————至少就关于国内既有的或国内生产的财货（以及国内的劳动效能）而言；同样不证自明的是，此种影响力也自有其极为明确的限度（关于这点，他处再谈）。不过，无论如何，这类措施显然都不属于货币管理的范畴。
事实上，近代理性的货币管理另有其全然不同的目标，亦即：试图影响国内本位货币在国外本位货币比对下的实质价值，也就是被称为“本位汇兑牌价”的、外国货币种类的交易所价格，并且通常是要使之“固定化”，亦即尽量使之持恒（有时候尽可能使之持高）。能够对此产生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具有名望和政治势力者的利害之外，尚有财政上的利害（着眼于将来的对外借款），此外还包括极为强而有力的营利事业者的利害————例如输入业者、从国外输入原料来加工的国内制造业者，以及最后需求外国产品的各阶层的消费利害。实际上，“支付手段政策”（Lytrische Politik）在现今最主要的就是本位相互间的汇兑政策，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这点和以下所论，与科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并无二致。这本书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德文写作与科学敏锐度方面最首屈一指的杰作之一。然而，几乎所有的专业评论者却都紧盯住他所置而不论的一些问题（相当少，当然也不尽然是完全不重要的）。
当英国在那时恐怕还是不甘不愿地走上金本位制时————由于被希望当作本位材料的银在本位关系上的交换兑率太低————所有其他的现代组织化与秩序化的国家却无疑因此而走向纯粹的金本位制，或以银货为辅助性限定货币的金本位制，或者走向限定银本位制或规制性的钞券本位制（后二者皆附加金准备的支付手段政策以因应国外支付所需），为的是要与英国的金货维持一种尽可能稳定的本位相互间的关系。走向纯粹的纸币本位制通常只是政治崩盘的结果————作为一种抢救政策以弥补本身无力以当前的本位货币来支付的困境；这现象正大规模地展现开来[19]。
为了达到上述那种本位相互间的目的（固定汇兑牌价制，现今以金为基准），而在本国实行有效的金的素材价格制（金材价格制，Chrysodromie）[20]并非惟一可能的手段，这看来是对的。在金材价格制下，各种铸货之间的比价实际上有可能变动得相当厉害————尽管有时候借着金的输出与改铸来获取（国际贸易时所需的）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的机会，也会因本国采行金材价格制而大为提高，而且，只要金材价格制还存在，惟有自然的贸易障碍或金的禁止输出，才可能一时大大地阻碍这样的机会。然而，另一方面，经验显示，在正常的和平状态下，一个法律秩序相当良好、生产条件又顺畅、为因应国际支付的金准备也有着计划性的支付手段政策的纸币本位地区，也可能达到某种堪称稳定的“外汇行市”————尽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会给财政当局和金的需求者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同样的，假设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是银，因而世界各主要贸易国所采行的是“银材价格制”，那么情形和以上所述的当然也一模一样）。
三六 货币政策的手段与目的
本位相互间的支付手段政策（lytrische Politik）之典型最根本的手段有以下数种（至于其个别的措施则无法在此详述）：
I. 在金材价格制的国度里：
1. 主要以商品票据来支付而非以现金来支付的流通手段之背书保证，亦即，对于被贩售的商品而言，其贩售者被要求保证是个“可靠”的人（可信赖的企业家）。据此，自行负担风险的票据发行银行的业务将尽可能地限定在此种票据业务和商品担保业务、存款接受业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转账支付业务和最后的国家财政支纳业务。
2. 票据发行银行的“贴现政策”，亦即，万一当对外支付形成一种对金货的需求，而此种需求又连带地因金的输出而威胁到国内的金存量，特别是票据发行银行的金存量时，即可提高被买去的票据的利息，以借此而刺激国外的货币拥有者来利用此一利率机会、并提高国内借贷的难度。
Ⅱ. 在非金材的限定货币本位制国度，以及在纸币本位制的国度里：
1. 和（Ⅰ-2）相同的贴现政策，以防止太过强烈的信用扩张；
2. 金的贴水政策，这在以银货为辅助性限定货币的金本位制地区里也是常用的一种办法；
3. 有计划的金买入政策，以及借着买卖国外的票据而有计划地影响“外汇行市”。
这些政策原先纯粹是以“支付手段”为取向，不过却也可能使得实质的经济规制有所转变。
票据发行银行在提供信用的诸银行当中最具权势，这是由于诸银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仰赖票据发行银行的信用之故。于是，票据发行银行便能够利用此种权势来主导诸银行而达到统一规制“货币市场”的目的，亦即，统一规制短期信用（包括支付信用与经营信用）的条件，并且，据此进而能够有计划地规制营利信用，也因此而能够有计划地规制财货生产的方向。这在形式上虽是自愿自发的，但在该政治团体统治的领域里，却是经济行动之资本主义的实质秩序下，最为接近“计划经济”的一种阶段。
一次大战前的这个典型措施，总之是着眼于以下这种货币政策，亦即：首要目标在于力图本位相互间之汇兑率的“固定化”，也就是稳定化，即使在希望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在实行限定货币本位或纸币本位的国度里），最少也要使其缓慢地扬升，换言之，最终总是以诸大贸易国度的素材价格制货币为标的。然而，在货币供给当局之外，还存在着有力的利害关系者，而他们所追求的却是与此全然对立的目的。他们所希冀的毋宁是如下这种支付手段政策：
1. 降低本国货币的本位相互间汇兑率，以便为企业家创造出口机会，
2. 并且借着货币发行的扩增，亦即在金材价格制之外另采银材价格制（也可能意味着取而代之），甚至有计划地发行纸币，来降低货币相对于国内财货的交换价值，也就是提高国内财货的货币价格（名目价格）。其目的在于增加这些财货的营利生产的获利机会，而财货价格的上涨（以国内名目价格来计算），恐怕就是国内货币之扩增的最直接结果，并且因而使得财货价格在本位相互间关系里下滑。此种有意的过程即称之为“通货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
1. 一方面，（就实际结果所见）虽非毋庸置疑，但相当可能的是：在（任何一种）素材价格制下，倘若贵金属的生产非常急遽地增加而价格暴跌（或者如同便宜的贵金属来自战利品那样），那么在采取贵金属为本位的领域里，便会发生（至少）许多生产品的价格上扬的趋势（或许所有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扬的趋势）。
2. 另一方面，可以确定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实行（自生性）纸币的领域里，支付手段管理当局在财政困窘时（尤其是战争时期），通常会仅就战时需要的财政支出来做出因应的货币发行政策。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在实行素材价格制或金属限定货币制的国家里，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形，则不但会停止钞券流通手段的兑换（这并不必然会导致长久性的本位变更），而且会更进一步借着纯粹因应财政需求（当然还是战时财政）的理由而发行纸币，从而走向明确不移的纯粹纸币本位制。此时，原先的金属货币就变成辅助货币，然而由于其相对于纸币名目额的兑换率当中的贴水被忽略了，因此很可能只具有非货币性的价值，从而在货币流通上消失踪影。最后，还可以确定的是：走向纯粹的纸币本位制并且无限制地发行纸币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事实上无可避免的是后果空前沉重的通货膨胀。
比较过以上这些（1和2）过程后，明白显示出：
A. 只要自由的金属流通货币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会被紧紧地限制住。理由在于：
1. “物理上的”理由：使用于货币目的上的贵金属可能到手的量，尽管当中还有弹性存在，但终究确实是有限的。
2. 经济上的（通常的）理由：货币的生产端赖私人利害关系者的主动而达成，因此，货币铸造的需求会以市场导向的经济主体之支付需求为取向。
3. 通货膨胀惟有在目前的金属限定货币（例如现在在金本位制国家里的银）转变为自由流通货币时才可能发生，不过，在此形态下，亦即限定货币金属的大量生产和价格的滑落，通货膨胀的效应将会非常可观。
4. 因流通手段的扩增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只有在因为信用支付的延期而导致的相当长期且缓慢的流通膨胀下，才会浮现出来。虽然流通量的多寡极富弹性空间，但最后仍会因票据发行银行必须顾虑到支付能力的关系而被严格限制住。以此，急性通货膨胀惟有在银行无力支付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通常这又是指战时条件下的纸币本位施行时。
瑞典因战时的物资输出所导致的金的“通货膨胀”，可说是特殊环境下所造成的独特事例，因此可以撇开不谈。
B. 自生的纸币本位制一旦成立，通货膨胀本身或许并非总是必然的（因为在战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很快地走向纸币本位制），然而通货膨胀的结果却多半总是大大扩展开来。财政困难的压力、由于通货膨胀的价格所导致的薪资与报酬要求提高的压力，以及其他种种费用的压力，都在在促使财政管理当局更倾向于继续通货膨胀，即使并非绝对必须如此，或者存在着付出重大牺牲以回避种种压力的可能性。各国在这方面的差别————正如见诸（一次大战期间及其后的）协约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和俄国等三大类的情形————当然仅只于程度上的不同，然而总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支付手段政策，特别是在实行辅助性金属限定货币制或纸币本位制的情况下，也可能是通货膨胀政策（无论其为复金属主义政策或纸币主义政策）。对于本位相互间的汇兑率并不是那么在意的国家，如美国，即使在毫无财政动机的承平时期里，也是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现今，在战时忍受过支付手段通货膨胀的不少国家，战后仍持续处于必须如此的压力之下。此处姑且不去推究通货膨胀的理论。总之，通货膨胀经常是创造特定利害关系者的购买力的一种特殊方法。我们只须认清，支付手段政策在计划经济的实质理性的导向下，借着管理货币尤其是纸币似乎特别容易得到发展，然而却也特别容易为（从汇率稳定的观点看来）非理性的利益效劳。
原因在于，支付手段政策及相关的货币制度，在流通经济下的形式理性————相应于我们至此对形式理性一贯坚持的看法————仅仅意味着排除以下的种种利益：1. 不以市场为取向的利益，例如财政利益，2. 利益所趋并不在于尽其所能地保持本位相互间关系的稳定以作为理性计算的最适基础，相反，以通货膨胀和保持通货膨胀为手段（即使在没有财政当局的强制下），致力于创造某些利害关系范畴的“购买力”。后面这种过程是该受赞扬还是该受谴责，自然并非经验所能决断的问题，不过，其经验性的存在则殆无疑义。另一方面，以实质的社会理想为取向的立论者，倒恰好可以借着以下这个事实来伸展其批判，亦即：在流通经济里，货币与流通手段的创造，正是惟“利润”是求的利害经营，而并不着意于追究“正确的”货币量和“正确的”货币种类为何的问题。他们可能据理力争说：惟有管理货币，而非流通货币，才是我们所能“操控”的。因此，管理货币，特别是无论在量方面或种类方面都可以随意地便宜制造出来的纸币，就实质理性（无论其目的为何）的观点看来，才是我们所应该创制的特殊手段，一般说来，也就是货币。此种立论在形式上确实是合乎逻辑的，不过，相对于下面这个事实，亦即：支配世界的，在未来，一如其于今日那样，是个人的“利害”，而非经济管理的“理念”[21]，此一立论的价值自然有其限制。不过，也因此，形式理性（就我们此处所坚持的意涵而言），与实质理性（就其对于在任何素材价格制下都考虑到与金属之完全兑换的支付手段管理当局来说，在理论上可以成立而言）之间的可能争论，正好在这一点上呈现出来；我们的问题也仅限于此。
以上这整个论述很明显地是对科纳普的杰作《货币国定论》所做的一番讨论，只不过这番讨论仅限于此处有关的范围，并且极为简约而舍弃掉所有的精微之处。此著作出版后，与作者原意相反（不过该作者或许也无法尽卸其责），马上被各种价值评断所肆意利用，其中，奥地利“发行纸币的”支付手段管理当局当然是特别热烈地加以欢迎。整件事无论在哪一点上都说不上科纳普的理论“有误”，然而却也明确显示出他的理论在货币的实质效力这方面是有所不足的。以下必须针对这点再加检讨[22]。
* * *
[1]无限制通货（Kurantgeld）是指由一货币团体在种类及数量上皆保证无限制通用的货币式支付手段（此项定义见前述第二章第六节），其对反概念为限制通货（Scheidegeld），定义见本节第6点。两者皆为科纳普的用语。
[2]所谓“统治的财务”（regiminale Kassen），是指国家的财务当局。Kasse在此即“国库”，以下视行文所需译为“财务当局”或“窗口”；regiminale则为科纳普的用语，译为“统治的”，用意在于点出其与“市场的”（marktmäβig marktgängig）和“市场状态”（Marktlage）等概念的相对比。————译注
[3]阿西尼亚纸币从法国革命初期的1789年开始发行，一直持续到1797年为止。当时国民会议为了应付财政困难，遂没收教会土地为国有地然后再将之卖出，所得款项则成为发行计息债券（即阿西尼亚纸币）的兑换担保。后来利息既付不出，纸币又不断加量发行，最终则因通货膨胀而成为无法兑换的纸币，遂以废止收场。————译注
[4]太平军兴，清廷财政困难，乃于咸丰三年（1853）发行银票，到了年底继之以大量的钱票，由于没有完整的回收计划，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纸币几乎已成废纸。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833——838页。————译注
[5]塔勒与五法郎银币分别为十九世纪时，德国与拉丁货币同盟的本位货币，这是建立在复本位制度之上的一种货币。其后由于银货对金货的价值滑落，导致银货只能流通于境内，对外贸易则须使用金货的问题，塔勒与五法郎银币遂告没落。————译注
[6]Friedrichsd’or是德国在以塔勒（taler，银本位货币）为正货的同时自然发生的通用金货，因此有必要订定两者之间的交换价率。
Dukaten是每次都要称量通用的金板，然而这又不是生金原料所铸造出来的，所以科纳普称之为“称量的定型支付用具”。————译注
[7]G. F. Knapp，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Ⅱ.
[8]所谓“历史定义”的原则，见第二章第六节。
[9]“中心支付”（apozentrische Zahlung）与“中心收受”（epizentrische Zahlung）相对举的概念，出于科纳普。前者为从国库支出货币，后者为货币流入到国库。
[10]“限定货币”（Sperrgeld）的概念，详见后文第三三节的叙述。此一概念易与“限制货币”（Scheidegeld）相混淆，两者间的关系亦见第三三节的说明。
[11]“本位相互间”（intervalutarisch）乃科纳普的用语，由于“valutarisch”是用来表示某特定货币领域里的本位制，而其“相互间”则为不同货币领域的结算关系。由于具有本位制的货币领域的单位通常是“国家”，所以此一用语事实上亦不妨解读为“国际的”或“国家间的”。————译注
[12]“Zahlungsbilanz”意指针对本位相互间所进行的货币流通情形，而将本国对他国的支付及他国对本国的支付做出结算对照，故而译为“国际收支”。————译注
[13]“泛轴式的”（pantopolisch），此字为科纳普所造。他认为，在两国之间，本位相互间的汇兑率乃是随着其间时有所见的“商业心理现象”而变动的，故而以“泛轴式的”这个用语来表示出此一见解。科纳普强调，在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里，未有说明此一泛轴式现象的余地，因而也成为批判金属主义的一个论据————因为若就金属主义的解释，汇兑率也不过就是两国货币的金属纯度相比较之下就了然的了。————译注
[14]限制货币和上述的无限制货币是相对反的概念。一般都将Scheidegeld译成“辅助货币”，然而在科纳普的用语体系里，“本位的”（valutarisch）与“辅助的”（akzessorisch）才是相对概念，而“无限制货币”（Kurantgeld）则与“限制货币”（Scheidegeld）为相对概念。韦伯全然承接了这样的用语法。————译注
[15]所谓确定的货币就是本位金属货币，而暂定的货币则为其相对概念，是指国家负有将其兑换成确定货币之义务的货币。当支付是以确定货币进行时，交易也就此完结，但支付若是以暂定货币来进行时，由于持有者还须向国家请求同一金额的确定货币，所以交易不算完结。以此，“确定的”所代表的是已经不用兑换的意思。————译注
[16]“Hylodromie”按字面解是本位金属（hyle=材料）的兑换率（dromos=行情），按科纳普的说法是以一定的本位金属为素材而赋予确定的价格，此种素材的拥有者则以此价格无限地提供给铸币局以铸造成硬货的一种制度。帕森斯曾将之译为“自由铸造”（free coinage），但韦伯除了Hylodromie之外，另外也有freie Ausprägung的用语，为避免混淆，此处参考日译者的说明，径译为“素材价格制”。————译注
[17]1865年12月，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及瑞士四国在巴黎商定铸造同质量的金币、银币，拉丁货币同盟即以此开始（希腊在1868年加盟）。不过，随着五法郞银币的停止铸造（详见注7），此一同盟也就名存实亡了。————译注
[18]“壅塞”（Stauung，aufstauen）是科纳普的用语。例如，当金是本位金属，而银货作为辅助货币通用时，国家通常有意地将银货的名目价格压低于其实质价值之下，如此，比起银作为金属的非货币用途来，银货是较为有利的，因此银将流入国库。另一方面，由于将这种银货的名目价格定得比实质价值低的是国家，因此其名目价格在国内固然受到保证，但在对外支付时便不能通用，于是银就只有被“壅塞”于国库之中了。————译注
[19]我们可别忘了这是写于1919——1920年间的论述，情况至今已有剧烈的变化。
[20]科纳普将金的素材价格制（Gold-Hylodromie）称为“金材价格制”，这是指：在把金的价格固定之下，准许金货之自由铸造的制度。同样地，银的素材价格制即下面将要提及的“银材价格制”（Argyrodromie）。————译注
[21]人类的行动乃是以“理念”（Idee）和“利害”（Interesse）的相互关联为依据，这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所针对的主题。其要旨可以被广为征引的一段话表现出来：“直接支配人类行动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害，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害的动力推进着行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译注
[22]在原著中，韦伯以“对货币国定论的附记”为题而插入数页对科纳普的批判，本书在此略去不赘述。这番批判的要旨端在于：科纳普相当强调，对于维持对外汇率而言，并非金本位制，而是管理通货制度才是达到目的的最适手段；然而他却无视于后者经常与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纠缠不清的事实，这是偏颇之所在。————译注